【阅读悦读丨小说】毛颖《我家就在岸上住》（一）
文/毛颖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著有《管的着吗你》《往事如烟》《红月亮》等多部长篇小说。主笔、主创多部影视剧本，其中《九死一生》（30集谍战剧）、《危机迷雾》（38集谍战剧）已在央视、北京大台播出，《婚姻变奏曲》（30集情感剧）、《阿佤兄弟》（电影）已拍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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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子
再见到英子，是二十多年之后了。
要不是再见到，很可能就想不起她这个人了。
那是在地铁车厢。她随着人流挤上来，恰好站到我面前。我是坐着的，先并没看见她的脸，只觉得这个女人很灰。灰色的灰。如今什么年月了，人人都穿红戴绿的就怕别人看不见自己。可她却一身上下灰得好像旧照片。隔着衣服，能看出她很瘦，乳房下垂，显然没穿胸罩。因为没穿胸罩的判断，才引得我扫了一眼她的脸——虽然也还是很灰，刻了许多岁月痕迹，可还是一扫之下就认出来了。
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打招呼。换了是我，灰成那样，八成是不愿意撞见故人的。换了是我，灰成那样，都未必能认出二十多年不见的同学加邻居。我莫名地认定，一个灰成那样的人，一定有不少烦心事，没兴趣在下班路上玩味重逢。
我到底没招呼她。不过不是因为上面说的那些顾虑——全是扯淡。其实，是我自己觉得，跟灰成那样的女人打招呼，有失体面。甚至害怕，万一招呼了，人家再没认出来，更加有失体面；害怕真要是认出来，还得把好不容易抢到的座位让给她——二十多年的久别重逢，在下班的地铁车厢里，不如一个座位更值得珍惜！
座位保住了。她似乎并没看到我，或者说看到了也没认出来。
六站地以后，她下车了，我松了口气。当时以为，这个算不上“互动”的邂逅，很快就会从疲惫的记忆里消失。可是……老实讲，到现在，我也不很清楚，那个记忆是否消失了，或者说，分不清后来的，究竟是记忆，还是想象。
那天夜里，在意识中盘桓的影像或许是个梦，或许是失眠时浑浑噩噩的遐想，又或许二者兼有。
这在我不是什么破天荒的事，也早就失去了考究的兴趣和勇气。
只记得老街道。灰色的，三十多年前的老街道。天可能是在下雨，有水声。那水声让人感觉马路变成了一条河。我病在家里，是传染病。英子来给我补课。英子学习不好，只是因为全班就她住得离我最近，又不懂什么传染不传染（或者是不在乎吧，我没问过），就让她来了。她的所谓“补课”其实就是把今天老师都留了哪些作业告诉我。至于怎么做，她是不讲的。我也不指望她能讲。就算是天天呆在家里，我的学习仍然比她要好很多。英子进来的时候，身上带着水汽；走的时候，我妈把家里唯一的一把伞塞给她。
甭管是梦还是遐想，那情景都不是真正的回忆。我肯定。因为，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在家长期养病是冬天。我们这里冬天没有雨，有也是雪。我们这地方其他季节也不常下雨。那时候，英子是天天都来给我“补课”。要不然，我也不会知道班上还有个女生跟自己住得那么近。那时候，我们都还是没有性征的小兽，也还不知道后来彼此间会发生什么，更没有去想象（也想象不到）四十多岁时，地铁车厢里的样子。
梦境，或者说失眠的遐想，最后停滞在灰色背景里软软下垂、显然没穿胸罩的乳房上。四十多岁的男人，该见的都见了，不该见的也都见了。所以，那乳房的情形不难想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引起了警惕。我记得，自己稀里糊涂扒开老婆衣服查看，挨了睡梦中的老婆一巴掌，到底没看成，也没摸到。早晨起来，被老婆打过的手还有点儿疼，外边下着雨。那水声，让人感觉，马路变成了一条河。
河与岸
每到下雨，我就会想到河。我的童年是在河边度过的。只要下雨，便听得到雨水落进河水的声音。虽然，那只是一条人工的小河，可雨落进去，照样会发出跟落在地上不同的声音。那声音占据了我对雨声的所有记忆。小的时候，雨总是显得那么长，那么没完没了。直到后来去了南方，才知道，其实，小时候的雨，一点儿也不长，一点儿也不烦人。
没人说得清，窗外那条河是什么时候就有了的。严格来说，那只能算是一条沟。冬天里，拖着冰车，沿着不规则多边形石头筑就的斜坡河床蹩下去，冰车签子一戳，就到了对面。夏天是绝对不能去游泳的——水太脏，也实在浅得没法施展。除了结冰的时节，一年中其他日子里，都不得不整日整夜闻河水的臭味儿。好在时间久了，也没大的不适。不光我家，我们那一溜子长长的五六十户人家，都闻惯了。
那是一排低矮的、不知什么年代盖的平房，南面离高高的古城墙只一米多一点儿，勉强可以过个平板三轮儿，北面的墙外就是河。墙落地的地方，就是斜坡河床开始的地方。河对岸是条小马路，再过去的房子，比我们的强得多。那条小马路是我们的乐园，马路对面好得多的房子里的孩子们，也是我们的玩伴——三十多年前，住在河这边还是那边，住的房子好些还是差些，并不影响人们对自己的感觉。至少不影响住在低矮破旧房子里的孩子，跟其他孩子一起平等地游戏。
虽然河水的气味不让人喜欢，可河水本身却也给人带来了一些好处。在气候干燥的城市里，窗外有条河是奢侈的。当然，享受这份奢侈的代价，是要忍受夏天里几倍于其他地方的蚊虫。英子就给我看过她腿上成片被叮咬的肿痕。她当时挺纳闷：我怎么没她那么倒霉。我没法回答，就回去问我妈。我妈说，女孩子血多且甜，蚊子比较爱吃。对这一解释，我深信不疑，并且非常忠实地转告给了英子。
对了，英子的大名叫钱英。可我一直叫她“英子”。她是所有同学中我唯一不称呼大名的。如果，三十多年后的地铁站里，我真的跟她打招呼，恐怕还是会习惯性地叫“英子”。我记得，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叫她的。在那只有一米多一点儿宽的小胡同里，孩子们的大名似乎都被人们遗忘了，就象大人们的名字一样。在那里，大人们只有姓跟他们的职业。毛老师、钱师傅、张主任（居委会主任）、宋师傅，等等等等。没人叫她“钱英”，充其量说个“钱师傅家的英子”。那是跟“外人”介绍时才说的。介绍的人并不管“外人”是否认识“钱师傅”。就象说我是“毛老师家的小颖”一样，他们才不管你认不认识“毛老师”呢。或者说，他们普遍认为，你应该认识。
虽然背对着河，可我们这一溜是住得离河最近的，故而也就对河多了几分感情和归属感。一开北墙的高窗，就能看见河，听见河，闻见河。河那么脏，可没人往里扔垃圾杂物。一家也没有。大人们都这么教育孩子：别往河里扔东西——我们没有能力把河变干净，但能让它不变得更脏——我们不奢望我们做不到的，但我们愿意坚持我们能做到的。
在孩子们里，“毛老师家的小颖”跟“钱师傅家的英子”是最值得表扬的。因为他们不仅不往河里扔东西，还冒险跑到河边去收拾不懂事的谁谁谁家孩子扔的东西。其实，谁都知道，那都是大人干的。可当着孩子，大人们都不说彼此的不是，也轻易不会说孩子们的不是。他们用表扬孩子的好处来鞭策孩子们的缺点。三十多年前，大人们是善良和友好的。他们会教孩子们怎么能在河里捞到“鱼虫”，怎么在来去时避开滑脚的青苔。他们会提醒孩子们，不能在河里洗脚，更不能下河玩耍。他们还会非常隐讳地彼此通报对方的孩子有什么危险的举动或企图。他们甚至会非常高兴地留来找自家孩子的小伙伴吃饭。扯着嗓子朝小客人家方向，冲他们家长喊一嗓子，就算打招呼了，并不期待回应。
英子就在我家吃过饭，吃过很多次。他爸妈都是三班倒的工人，错不开的时候，我妈就让她过来吃饭。我记得，英子总是吃得很少，也一直很瘦。
因为“补课”的原因，我跟英子熟络了起来。她话不多，声音也很小。她妈很苍白，她爸很高大，像座山。记得好像在睡不着的晚上，听父亲说话时提到“钱师傅老打他爱人”，我不能确定是不是听准了，但知道，“钱师傅他爱人”就是英子她妈。于是，我就认定，英子他爸老打她妈，还问过她。她说“没有，别瞎说”，说的时候，第一次给我看了她的白眼。
那以后，她好一阵子没理我，我也就自然忘了去理她。跟大多数处在那个年龄的男孩子一样，我其实也不愿意跟女生一起，之所以跟英子还能勉强玩上一玩，主要是因为，实在没人可玩了。
在我们这溜平房跟古城墙夹出的狭窄胡同里，我们家是唯一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有股子小孩子不能理解的清高劲儿，非常在意我跟什么样的孩子一起玩。按他们的想法，我不应该跟胡同里任何一个孩子玩，倒是可以跟河对面的孩子们玩。按我妈的话讲：“河对面的孩子怎么也看着干净些。”可我没法独自去河对面寻找玩伴，他们只接受成群成伙的我们。而由于跟胡同里的孩子们刻意的疏远，我被甩离了他们的团体。结果是，他们一帮子去河对面，被接受了，而我想加入时，他们就跟河对面的孩子说：“不是一头儿的，不加他。”于是，我就也被河对面不明所以地排斥了。
那种感觉非常不舒服——远远看着别人玩得热闹，舔着脸不断尝试趁乱加入，差不多都又被排斥出去，偶尔别人没注意混进去了，或者正缺什么谁也不愿担当的角色，随便招招手，就十分兴奋，十分感动。被发现混迹或那个“临时角色”不再需要时，就又被轰出去。于是十分委屈地摆自己的“功劳”，希望人家“开恩”或“良心发现”。越说声音越大，越说心里越不快，刚学会的几句脏话就脱口而出了。他们于是回骂。我一人哪儿骂得过他们那么多人，每每都闹得自己灰溜溜的，蹩回家生闷气。好在父母都不在，还能捂着被子哭一场。
终于有一天，骂急了的我，再不能抑制自己，捡起石头子朝他们胡乱扔过去，结果谁也没打着，倒把一家的玻璃打碎了一块。当时吓坏了，只顾跑。那帮就追，直追到家门口，按住就打。好在被打碎玻璃那家的大人赶了过来，劝开了准备大打出手的一群孩子，把我拉到墙角，说：“赶紧让你家长给我们把玻璃安上，大冷天的，谁也受不了。”
我一直拖到晚上都没敢跟父母说。结果人家找过来了，质问父母怎么回事，大冷天的太不负责任了。父母才知道。我妈二话没说，拿上糨子旧报纸出了门。我还听见，她跟那家人说：“先糊上吧，要不怎么办。这么晚了。再说，买玻璃哪儿那么容易啊……”声音挺大，挺尖，跟和我爸吵架时候那样。我爸揪住我就打，拿他的皮带。他真气急了，把我的屁股打得差点儿开花。我爸很少打我，那次是我记得住的第二次。第一次为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但肯定没用皮带。
那天夜里，河结了冰。第二天早晨出门时，冷得伸不直脖子。我带着屁股上的伤痛，蹩手蹩脚独自往学校去，一路躲着所有人。快到学校的时候，才发现，英子一直远远跟在后面。
事实上，当时，是因为英子发现我在看她，主动跑近，说了出来，我才知道她一直在后面跟着。我问她跟我干吗，跟屁虫儿似的。
这话在那个时代那样的年龄，摆明了就是要“挑起战争”，至少也是大大的不友善、不领情。话出口时，我已做好第二次欣赏她白眼的准备。可没想到，她并没像我所料的那样生气，而是从书包里摸出一个花布面的小绵垫子，说让我垫在屁股下面坐。她说，她爸老打他弟，都打屁股，打过了就坐不下，这垫子是他弟专用的……
我无地自容！让同班同学，还是女生，清清楚楚知道了挨家长打的情况，还被“赠与”了“展示”这一“丑闻”的陌生的花垫子！对一个男孩子来讲，这不是关心，不是爱护，而是莫大的污辱！！
我气得说不出话。特别、特别想，冲过去，把她打翻在地。我扭头就走，不理她，强忍着屁股上的痛，努力做出安然无恙、运动自如的样子。她追上来，硬把花垫子塞给我。我拗，很用力，却发现竟拗她不过！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女生的力气这么大。
拗的时候，我肯定骂了她。骂的什么，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不是现在记不起来，而是当时就没记住。那一定是没经过大脑的本能的愤怒的产物。只记得她忽然涨红了脸，狠狠咬住嘴唇，使劲把垫子塞进我怀里，力量大得影响并改变了我坚守的矜持姿态。她头也不回地走开，嘴里肯定嘟囔什么来着，可我听不清，也没想听清。
我扔了那个垫子，也没去上学。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逃学。整整一天，我都窝在学校附近街市上的垃圾桶边，心里充满着害怕、屈辱和愤怒，眼前交替重复浮现着爸爸的皮带和英子紧咬嘴唇的样子。
那时候，至少那一天，我恨她，就像恨爸爸的皮带一样。可是，我必须承认，三十多年后的我，必须承认，在那交替重复的浮现中，当爸爸皮带带来的恐惧压得我无法承受的时候，我就努力地、有意识地，“切换”到英子紧咬嘴唇的样子。她的样子，能让我从恐惧中解脱。
我逃学的事，当天就被家长知道了。如果正常上学，我应该中午回家吃饭。到了中午，我妈没见我，就去学校找，当然找不到。我是冻得实在受不了了才回的家，天都快黑了。回家的时候，我捡回了那个被我扔掉在寒风里飘荡了一整天的花绵垫子，想着是不是该塞到裤子里面，聊以抵挡肯定逃不掉的又一顿皮带。
可到头来，我还是没把垫子塞进裤子。当时是这么想的：万一我爸扒开裤子打，不就发现了，不就白准备了……
我爸没打我，我妈也没有。不仅没打，甚至连句责备的话都没说。我妈告诉我说，我爸请了假，跑了一天，刚刚把玻璃给人家安上了。我爸告诉我，做学生的，不能逃学，让我答应他，以后都不逃学，永远都不逃学。我答应了，哭了。
我爸是老师，平素最反对家长打孩子。后来一直，他都没再打过我，不管我犯了什么错。我犯过不少错，要是摊上英子她爸那么个爸，恐怕早让打死了。英子她弟后来让她爸打得离家出走，宁可去火车站要饭也不回家。在我关于英子的回忆中，很“重头”的情节，就是她流着眼泪到处找弟弟。她爸命令她找回弟弟，找不回来，就不许她回家。
后来，当我们都迁离了那条河，迁离了市中心，集体搬迁到郊区（当时是郊区，现在成了“寸土寸金”的“富人区”），住上楼房的时候，英子家在我家斜上方。英子她爸一点点老了，我还听见她家有殴打的声音和哭声。再后来才知道，是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英子她弟在打她爸，英子去劝，边劝边哭。她弟不敢打她。
英子跟我说这些，下了很大决心，说得鼻涕眼泪的。我堵了她弟一回，告诉他不能打爸爸，不是人。他弟质问我说：那小时候他打我就都白打了？我说那你以后生个儿子，打你儿子去。你儿子也得长大，你也得老。英子他弟就不言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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