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认真的嘎嘎们》梁彦增：成名就像爬烟囱，满脸是灰
采访梁彦增，就好像跟朋友约了一个局。
他穿着印有花字的黑色基本款T恤，牛仔裤拖地，长发扑在脸上。前一天晚上刚熬了夜，所以刚一坐定，他就要了一杯精酿啤酒，然后一杯接一杯地喝。他说，喝酒会让他放松，也能让他更清醒。
从《认真的嘎嘎们》节目组回来后，梁彦增一周接了7场演出。他的演出状态不算好，用他的话讲，“七夕的那场是完全垮掉了。”有时候，你会看见他从聚光灯打着的舞台上走下来，在黑暗中摇了摇头，然后融化进更深的黑暗里。
有的脱口秀演员，台上台下一样精力充沛、妙语连珠，他们是天生的表演性人格。但梁彦增不是这样，走下台之后，他不算是一个很会交朋友的人。你会感觉到他不断地试探你，不断向你提问，来决定露出自己的哪一面。如果聊得好，他会给你发他新写的小说，然后在沉默中与你再读一遍；如果话不投机，他也会接不上茬，会努力调高音量试图打开局面，然后在对方的沉默里败下阵来。
但和其他脱口秀演员类似的是，他们似乎天生拥有不让人感觉尴尬的能力。眼前的梁彦增真诚、很有礼貌、声音低沉，带着一种笑嘻嘻的丧。不一会儿，他站起身，大手一挥：“今天天气好，我们去划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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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就像爬烟囱
梁彦增在微博上有6万粉丝，这个数字自然与《脱口秀大会》的“明星”不能比，但在北京已经是个不错的“脱口秀KOL”。
大部分粉丝都是梁彦增从剧场实打实积累起来的，专门为他而来，愿意把他的老段子翻来覆去地看。也有一部分粉丝，是从节目里认识到他，是他的“秀粉”。
过去，梁彦增参加过腾讯视频的综艺《恕我直言》，去长城上和史航读过诗。2020年的这个夏天，他又参加了喜剧类节目《认真的嘎嘎们》。笑果文化制作的《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和《认真的嘎嘎们》几乎同时上线，北京方面，周奇墨、小块和杨蒙恩去了前者，梁彦增、杨三金和付航去了后者。
《认真的嘎嘎们》中的梁彦增
与《脱口秀大会》不同的是，《认真的嘎嘎们》不是一档纯粹比拼脱口秀的节目。参赛选手里有主持人，有网红，有唱跳歌手。比拼项目也不一样，除了传统的棚内秀，还有室外比赛部分。比如在上海欢乐谷，根据场景设计“情景一发技”——即用一到两个包袱快速逗笑大家。梁彦增就是凭借这个部分，第一次获得关注，并获得了何炅的“金钥匙”。
这是一段非常魔性的表演。梁彦增站在海盗船前面，大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背后是助演们配合默契的尖叫。他们适时的随着摇摆，喊出诗歌中的感叹词“啊！”节奏、气氛、情绪渲染都发挥到了极致，何炅笑得背过了身，陈伟霆笑得挠头。
梁彦增朗诵的《海燕》，搭配有助演们的“人声特效”
但梁彦增自己对这段表演并不满意，在节目里，他常常感觉放不开手脚。去节目需要一个人设，梁彦增给自己树的人设就是“奔跑在大海上的堂吉诃德”。他给杨超越念藏头诗——“杨絮飞舞的时候我在想你，超过我心中一切的情绪，越过山川湖海只为与你相遇，最后表白的时刻将要来临，美丽的人啊，我对这世界一无所知，除了你的姓名。”和百克力即兴诗朗诵时，他自嘲道，为了显得有文化，他故意加了一些典故，比如月亮与六便士、百年孤独，“这不是诗歌，但你又没法全用意向，只能形而下地讲。”后来，节目组又让他跳舞，给他录直拍，梁彦增在微博上调侃：“人在江湖，斯文扫地；山高水长，斯文扫地；情深不寿，斯文扫地；义无再辱，斯文扫地。”
最终，梁彦增没能取得满意的名次。也许是放不开手脚，也许是综艺经验不足、还需要修炼，最终他在24进18那场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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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只写出来5分钟段子
在录《认真的嘎嘎们》之前，梁彦增辞掉了抖音的工作，在江苏海门待了三个月。三个月里，“海门”从“海门市”变成了“海门区”，梁彦增也变了。他说自己的心防“打开了”，意识到要有更大的能量，才更有能力改变世界。这么说有些虚，落到实处，是梁彦增开始愿意接受采访，愿意把自己当作“艺人”。
他提起了郑执的比喻——成名就像爬烟囱。通往天空的路只有一条，而你清楚知道往上走的路上会弄得满脸是灰。《认真的嘎嘎们》成功让他走进了烟囱，却卡住了他的头。“出来随时可以出来，可是左右已经脏了。”
在太原理工大学读书的时候，梁彦增喜欢一个人窝在社团的演播厅里，不分白天黑夜地读书；毕业之后，他本来想考宗教学的硕士，结果英语太差，就一头扎进了北京脱口秀俱乐部做编剧；后来，编剧也做不成了，他有一天有事请假，公司通知他，整个编剧部门就地解散，他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从北脱出来之后，梁彦增一直处在solo状态。没签公司，偶尔跟朋友合作演脱口秀，有时去上地帮互联网公司写文案。得益于《脱口秀大会》的开播，越来越多的观众愿意买票入场。北京的脱口秀俱乐部也红火起来，除了大家熟知的单立人、北京脱口秀俱乐部，还有从综艺幕后编剧转型的硬核喜剧、黄西发起的笑坊Joesclub等。
梁彦增在硬核喜剧的演出
梁彦增说脱口秀的时间早，因此在北京的圈子里小有名气。他常常去硬核喜剧厂牌演出，15分钟的表演他拿几百块，再加上其他收入，不稳定但还比较可观。至少比他在抖音上班的时候舒服，他不适应坐班的生活，“当时内心都快崩溃了，何止是不舒服，简直是心如刀绞。”
到今天为止，梁彦增只写出来5分钟满意的段子。《脱口秀大会》的走红，给了观众一种错觉——演员们的创作力是无限的，他们总是可以在一周内写出新东西。可实际上，再牛逼的脱口秀演员也无法避免把存货拿出来重复地讲。
市场上有不少关于脱口秀写作的书，比如《手把手教你玩脱口秀》，或是《喜剧圣经》。它们大多教演员挖掘自己的负面情绪、学会铺垫、寻找共鸣......梁彦增也按规范写过，但他发现，这些技巧只能帮助你写出及格的段子，却无法教会你创作90分以上的段子。而且，他也在困惑，什么才是真正的脱口秀，只有讲段子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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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的净土
脱口秀的流派不分优劣，但一项新事物的定义，常常由成功者书写。
《脱口秀大会》开播之后，参与线下开放麦的新人接连不断。“因为脱口秀的门槛低、入门快，两三年就能成为这个行业的核心一批人。但我个人觉得，脱口秀演员一定要分清自己和艺人的区别。”一旦选择当一个艺人，就必须舍弃脱口秀本身的权利或者效果。
图片：受访者供图
在上海，线上脱口秀和线下脱口秀的关系是相互的，它们之间形成了闭环：线上节目为线下演出导流，线下舞台为线上培养并输送“脱口秀明星”。
但在北京，线下脱口秀的定义又有所不同，并且还没真正“走起来”。电视上的综艺，脱口秀演员和观众是观看与被观看的关系，但线下观众与演员的距离更近，互动性更强，话题更大胆——硬核喜剧厂牌之下，就有不少互动性选手。他们不会以“你知道吗”、“我有这样一段经历”开场，而是直接提问前排观众。如果你有机会坐在第一排中央，那你就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因为这意味着你的故事将会随时变成台上演员的素材，当晚，有一位大哥被问了四次职业。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交锋，成了比内容本身更具看点的表演。
可是，现阶段的脱口秀观众，有很大一部分是抱着见明星心态来的节目粉丝。他们坐在角落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仿佛面前有一块隐形的屏幕。他们昂着头，脸上写着：“来呀，你来逗笑我吧”。
梁彦增仍在怀念“老书虫”的日子，他称那里是脱口秀最后的“净土”。老书虫是三里屯的一家书店，2019年11月因拆迁而关闭，它曾有一个王牌活动叫“幽默小区”，《梁欢秀》的编剧Tony Chou、周奇墨、郝雨、小鹿都曾是这个小区的常客。
老书虫的观众是最好的，他们永远反应热烈、抛掷灵感。老书虫的表演者也是最好的，每周四的开放麦活动，任何人、任何身份都能上去表演，不止是脱口秀，还有文学、音乐。书店关门那晚，梁彦增在老书虫的天台朗诵了一首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
老书虫和“幽默小区”目前处在歇业状态
2017年，《吐槽大会》开播时，没人能想到脱口秀会成为潮流，成为一种青年文化。它的意外火爆，让资本和市场逐渐关注到“脱口秀”这一新鲜领域。李诞和池子的身价水涨船高，其背后的制作方笑果文化一度估值超过30亿。但自《吐槽大会》第一季名声大噪后，笑果文化之后的作品评分季季滑坡，影响力逐年下降。到了2020年的《脱口秀大会》第三季，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曾经的热搜常客消失了，脱口秀最终回归小圈子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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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诗人，工业文学
梁彦增会做一辈子的脱口秀演员吗？至少目前来看，答案存疑。
在他过去短短的二十余年人生里，梁彦增的选择充满了不确定性。他常常是从选项A，直接跳到了选项B，中间没有路径章法，毫无道理。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梁彦增上大学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他跟我聊了几个小时的脱口秀，却告诉我，最想做的其实是出书、去剧场演话剧。
这种跳跃当然与他的自信有关，梁彦增欠揍地说，他好像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得不错。也与他广泛的兴趣有关，梁彦增家里的每块空余都被书占满。多到什么程度呢？他最头疼的就是搬家，精致搬家要花4000块钱，大搬也要花2000块。
作为脱口秀演员的梁彦增，很少在台上念诗。但生活中的他，喜欢把自己的诗歌发在微博或是朋友圈，主题多样，形式不一，不仅关心爱情，也关心故乡、天空和死亡种种。他形容老家双鸭山“无处躲藏的是寂寞的老人，还有提前交付的楼房工地”；天空中有“大块的云，摩擦着空无一物发出的声音”；有的诗歌或许还是他说完脱口秀下台写的——“观众们躲在笑声背面/舞台周围/身影林立/在简短的祷告词中/他祈求这房间里/永远都不要出现一盏灯/照亮他的脸/让人看到他的悲哀/让人看到他逆流的眼泪......”
梁彦增发在微博的最新一篇作品
脱口秀届的诗人、作家不止一个，当我们聊起诗歌，聊起文学，或许会容易想起已经剥离“诗人”身份，褪去粉红头发的李诞。梁彦增无法否认他和李诞的相似性，甚至外界和市场也是这么觉得的，《笑场》的图书编辑最近还联系了他，说可以帮忙出书。
“我不太喜欢聪明型的作家，比如冯唐、东东枪。”梁彦增不是不喜欢他们的文字，是不喜欢他们对“商业”的概念，对“事业”的概念。“就是太聪明了，对吧？如果他们踏踏实实去写东西，可能会让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再进一步，但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梁彦增心里是膈应的，无论他承认与否，他和李诞有相似之处，但他没法接受未来的自己会成为现在的李诞，事实上，这世界本就不该有“下一个xx”。他准备明年出一本自己的小说集，或是诗集，再投投文学期刊。他跟我说起他的文章，类型定义为“工业文学”。“我一直觉得，一代人要写一代人的东西。中国以前有乡土文学，但如今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社会转型已经完成了，只是城市气质还没有形成，所以我觉得工业是一个过渡带。”
目前，梁彦增写了三篇小说。他给我展示了他最满意的作品《侠》，这是一个非典型大侠的故事，带着东北小镇独特的粗粝、萧条、颓败、凶蛮。他大咧咧地把文章的word文档发给我，甚至没开“不可修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牛逼的，同为东北人，至少不比市面上写东北的作家差。”梁彦增说起《侠》，眼睛亮亮的。
后来我们在沉默中读稿，他又露出了严肃、苦恼的表情：“随便一看，看到了好多文笔特别烂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好，只是能过得了我现在的审美，如果两年之后我还写这种东西，我也会不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