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论道教文化对明代中国陶瓷纹饰的影响
自从陶瓷烧造成功后，为了迎合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明百姓的喜好，陶瓷烧造从业者一直在不断变化着装饰纹饰，来迎合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需求和喜好，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权贵们的肯首。
那么什么样的纹饰才能被认可和追捧呢？这也是陶瓷制造从业者天天要想、时时在追求的目标。纵观陶瓷烧造历史，从泥条盘筑到当代灌浆模压3D制瓷，陶瓷器上的纹饰无时不刻的都在变化着，不断的反映出当时器物生产时期的社会喜好和需求。我们至今还可以从陶瓷纹饰内容上的变化看出来当时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和宗教信仰，小小一件陶瓷器完全可以反映出大社会的气象面貌。在洋洋大观的装饰内容里，有一类传统纹饰却在陶瓷装饰历史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可以深刻的反映出当时社会文化的背景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特点，这类纹饰就是“道教”的题材纹饰。
“道教”纹饰作为陶瓷装饰纹饰主要题材的广泛运用是从宋元开始的（特别是明代）一直延续到清代早期。因此“道教”纹饰在我们的陶瓷装饰历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或者说从另一个方面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一个体现窗口。这些精美纹饰让我们着迷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对这些纹饰的研究和欣赏，让我们了解“道教”纹饰的具体内容，更可以对我们的宗教信仰文化有着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学术探讨功能。
“道教”作为我们国家的本土宗教文化，它的起源从文字记载上来看，战国后是“道教”形成的初期。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派方士到各地寻求神仙和不死药，规模宏大。但作为固定教派的“道教”真正定型时间，那是到了东汉晚期的事情了，所以作为信仰教派的“道教”真正起源大概在东汉时期。“道教”文化有着强烈的汉民族的风格和特点，道教所追求的“当下”思想，和民众思想的寄托、祈求当下的幸福愿望都是非常吻合的。信仰“道教”的思想是比较简单实际的，那就是求幸福、求俸禄、求长寿（福禄寿）为主要目的和思想寄托。道教追求“当下”和佛教追求“磐涅”有着明显的区别。
“道教”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高峰，首先就是开创初期，特别是魏晋时期是“道教”的重要发展时期。第二是唐宋时期，李唐皇室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尊称老子为“圣祖”，唐代第一次明确“道教”为国教，明确“道大佛小、先老后释”。第三到了宋代，宫观大兴、教徒日增、“道教”到达了另外一个高峰。
真正作为普及化和大众化宗教的“道教”盛行是在明代。明成祖崇奉真武，御用的监、局、司、厂、库等衙门中，都建有真武庙，供奉真武大帝像。永乐十年（1412年）又命隆平侯张信率军夫二十多万人 大建武当山宫观群，使武当山真武大帝的香火达到了鼎盛。到了嘉靖，皇帝专奉道教，对道教的崇信主要是迷信其斋醮方术，同时为了神化自己，嘉靖皇帝还为自己加封了好几个道号，比如：“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等，随着他为自己和父母加封道号，嘉靖皇帝的崇道活动也随之升温，“醮坛”是古代道士设坛祈祷的场所，因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在景德镇定烧了书有“金箓大醮坛用”底款的杯盏（这也是道教祭祀对景德镇陶瓷装饰最直接的影响），以日事“斋醮饵丹药”。他在“醮坛”中摆满茶汤、果酒，经常独自坐醮坛，手捧坛盏，一面小饮一边向神仙祈求长生不老。斋醮的内容自祈雨雪、禳旱涝、祛病除灾以至求嗣延年、抗倭御虏几乎无所不有。他还赐给入直大臣道教冠服，百官斋醮时，派御史纠仪，派亲信察其不虔者。世宗对道教方术十分迷信，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皆以祈禳祓除获幸，宠遇不衰。这也是“道教”真正对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有着明显、深刻影响的时代，明代“道教”到达了历史的顶峰，直至清代中后期盛极而衰。从传世器物来看，整个明代瓷器装饰内容，很大一部分都为“道教”纹饰或者和“道教”内容有关联的图案装饰。下面我们从一部分陶瓷器上“道教”装饰纹饰的变化，来探寻一下我们明代社会所崇尚的“道教”信仰风气的发展脉络。
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尺寸高27.5厘米，口径21厘米，腹径33厘米，底径20厘米。正面描绘鬼谷子下山搭救被燕国陷阵的齐国名将孙膑和独孤陈的故事。此罐于2005年7月12日在伦敦佳士得举行的“中国陶瓷、工艺精品及外销工艺品”拍卖会上，以1400万英镑拍出，加佣金后当时折合人民币约2.3亿元，创下了当时中国艺术品拍卖价格的世界纪录，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一件中国古代艺术品。现还在著名的伦敦古董商人朱塞佩.埃斯凯纳齐手里。
元末明初正是“道教”又一个高峰的开启时间，从这个罐子上的纹饰来说，“鬼谷子”是老子的弟子，那么他当然是“道教”人物。这个罐子无论是外销还是内销。当时把“鬼谷子”题材纹饰作为元青花的装饰纹饰，显然不会是意气用事。不说现时价值几何，就是在当时，这个罐子的拥有者一定是非富即贵且价格昂贵之极的。所以用“道教”纹饰来装饰这样一个罐子，如果当时是景德镇制瓷工匠创烧的，那么可以充分说明当时景德镇制瓷工匠对于“道教”文化的崇敬膜拜，工匠的宗教思想完全体现在了他们制作的最精美的器物上了，如果这个罐子纹饰是定烧的，那么更能说明，当时的达官贵人的主流意识和社会风气、宗教时尚为“道教”无疑。从历史记载上来看，明代的开国君主太祖朱元璋，在夺取政权之时（元明之交），便一再利用一些道士为他制造舆论。宣扬他的祖坟风水好，降生之前，其母吞了道士的丸药，故降生后即与众不同，有神人为之护卫。制造这些神话的目的，也和历代统治者一样，不过是把他自己说成是“奉天承运”的所谓“真命天子”迷惑天下大众而已。但这些对于整个社会的思想、人们的信仰、行为规范却产生了很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原本皇觉寺僧人，为什么却要编制道教故事来神化自己呢？这与他要以汉族统治代替蒙族统治的思想根源来关联、而道教文化在作为本土教派有着当仁不让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所以在皇权统治阶层的推动下，明代一朝宗教地位再一次被“道教”所高居。
明代空白期“焚香祈福”青花罐，该罐子尺寸高32厘米，腹径28厘米，青花发色肃穆典雅。
“别来独自守空闺，夜夜焚香拜明月”，这是一首明代著名诗人“于谦”的诗，这件罐子上的仕女面容惆怅、正对着香几上香炉里所升起的一缕青烟在默默的祈祷，仿佛在祈求着什么，后面的“弹簧云”（空白期瓷器上所特有的绘画装饰手法）衬托出云雾缭绕的仙境，让虚幻的空灵成为了我们生活中可见的场景。“道教”为多神崇拜，这给广大信仰者随时随地顶礼膜拜成为了可能，很多时候它不需要专门设定一个神龛就可以在庭院里进行祈福活动。“道教”的宗意是为今生服务的，黎明百姓、达官贵人心有所想时，就可以即时进行祈祷，求诸神来满足自己美好的愿望。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罐子所描绘的场景，在当下一些农村地区还是经常可以看到。
明代中期景德镇法华八仙过海纹大罐。罐子高50厘米，直径40厘米，底径22厘米。罐子整体发色幽蓝深沉，罐体为繁琐的镂空加内胆工艺，八仙人物装饰为明代中期典型的露胎贴塑手法。“法华”原为山西地区制作的半陶半瓷器物，景德镇借鉴法华的特点，用景德镇材料技术制作出了更加精美的“法华”瓷器，使的山西法华通过景德镇制瓷技术发扬光大。成为了独树一帜的一个品种。“八仙过海”故事为典型的“道教”故事，明代吴元泰所作《八仙出处东游记》故事描绘古代东海一代瘟疫肆虐，为解救苍生八位神仙各显神通，制服龙王，解救众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从明代开始，真正成为了流传至今、老小皆知的道教神话故事。
明代中晚期青花真武出关图香炉。炉子尺寸直径22厘米，高度21厘米。炉子通景描绘真武大帝具体威武形象、蛇龟纹饰在其脚下、天兵天将随行左右，纹饰构图具有强烈的明代版画风格。有明代相关文献描述真武大帝形象为：其像披发不冠，着帝服而建玄旗，一金剑竖前，一龟一蛇，盘结左右。盖天官书所称，北宫黑帝，其精玄武者也，或即汉高之所始祠者也。道教将玄武人格化为真武大帝加以崇拜，在供奉的图像两旁，多有龟、蛇两形象。相对于这个炉子的装饰纹饰内容来看，完全符合当时相关的文献记载。这件炉子非常直观的反映出当时“道教”为社会主流宗教风气。这件炉子为很多年前在中原一带“户出”，也从一个方面证明景德镇瓷器装饰纹饰在明代受到了“道教”信仰的广泛影响。
明代中晚期青花瑞兽纹香炉。尺寸高18厘米，直径20厘米，鼓式、圈足、獣头贴足。青花发色朴素、釉面厚浊，从风格上来说有着强烈的明代中期特点。明代中叶特别是嘉靖皇帝对于“道教”的信仰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所以整个社会风气都沉浸在“炼丹丸”“求长生”的迷信活动中，社会的许多活动和器物表现都被贴上了“道教”元素的标签。此炉通景绘画明代“道教”题材常见的瑞兽纹（具体应为昆吾也叫陆吾和白泽神兽图案），口沿为青花留白的“道教八仙”法器图案。“道教”中常常用瑞兽来代表神仙的威严和慈祥，我们古代“山海经”中的凤凰、麒麟、昆吾、开明兽、貔貅 、白泽 、仙鹤、龟、鲤鱼、鹿等等动物形象，基本都会在“道教”祥瑞纹饰中庄严体现。
明代崇祯钟馗捉妖记青花筒瓶，尺寸高度48厘米，口径15厘米。钟馗（道教神仙人物），是中国道教中能打鬼驱邪的神仙。旧时中国民间常挂钟馗神像用以辟邪除灾，从古至今都流传着“钟馗捉鬼”的典故传说，也是道教中的著名神仙之一；钟馗是中国道教文化中的“赐福镇宅圣君”。古书记载他系唐初长安终南人，生的铁面虬鬓，相貌奇异；然而却是个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物，平素正气浩然，刚直不阿，待人正直。此瓶尺寸巨硕，发色浓艳，层次感极强，绘画具有强烈的转变期风格，题材更是明代喜闻乐见的驱魔降鬼内容，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崇祯精品，值得收藏把玩。
明代磁州窑玄武大帝（真武大帝）彩绘塑像，尺寸高度为30厘米。磁州窑是我们北方著名的一个窑口，烧造时间长，生产量巨大。这件瓷塑整体造型准确，彩绘色彩艳丽，器物保存完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磁州窑精品。相传真武大帝为古净乐国王的太子，生而威猛，越东海来游，遇天神授以宝剑，入湖北武当山修炼，经42年而功成，白日飞升，脚踏龟蛇，威镇北方，号玄武君（也称玄武大帝或真武大帝），此雕塑表现内容和文献记载完全相同。
康熙双龙戏珠钵式炉尺寸：直径36厘米，高度24厘米，为同类器型中超大型炉子。此炉具有强烈的晚明风格，无论是器物造型还是青花发色、绘画笔触都还有晚明遗风，但炉子的荷叶匾上有着明确题款：“沐恩弟子周德隆虔具香炉一座，在于兴福堂北极真武玄天上帝爷爷案前永远供奉，康熙五十三年桂月吉旦立”，说明虽然有着晚明风格但此炉却为康熙晚期作品，具有非常好的鉴定学术讨论意义。根据此文字记载，我们完全可以判定此炉为定烧供奉在“道观”内的一座器具。至少在康熙后期，我们社会宗教信仰还是以道教为主，并从此炉上可以体现的淋漓精致。
综上所述，“道教”文化对我们明代瓷器装饰绘画内容的影响具有主宰地位，反过来佐证我们明代汉族的主体宗教信仰是以“道教”为主。
到了清代，因为满州贵族兴起于关外，入关之前已信奉藏传佛教，入关后借用儒学治国，对道教虽仍予以利用，但远不及明朝那样尊崇。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笼络汉人，虽然还允许道教活动，但由於当时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秘密会社的关系密切，故朝廷对道教严加防范，以防其“蛊惑愚众”。从乾隆起，清廷对道教活动的限制日趋严格，道教的地位不断下降，组织发展基本停滞，教理教义毫无创新，以至道教文化日趋没落。但作为生产器物装饰却还可以经常看见相关纹饰，这也说明“道教”文化思想已经根深蒂固的影响了我们整个社会。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至今“道教”作为天下第五大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仍有着不可替代的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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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伟2020年10月写于鹤槎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