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围城：始于阴谋叛乱，终于背信屠杀，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1863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被围日久，这个巅峰时曾统辖东南数省，拥兵达百万之众，与清政府分庭抗礼十数年的庞大帝国，在湘军隆隆炮火之中颓态渐露，举步维艰。
十年，弹指挥间，遥想当年，太平军首克武昌，携百万大军挥师东进，兵锋所至，沿途望风披靡，一战而问鼎金陵，何等意气风发。
而此时，帝国的版图已被蚕食殆尽，负隅东南弹丸之地苦苦支撑，洪秀全还没品尝够六朝帝都的纸醉金迷，转眼“小天堂”已岌岌可危。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作为“后方根据地”的苏福省，也同样陷入了李鸿章淮军重重围困之中。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太平天国的余晖之中，天京和苏州这两个相隔咫尺的“难兄难弟”，都在为最后的生存而各自努力。
围城之日：忠王的无奈与妥协
太平天国后期，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是最重要且最具实力的两位军事将领，被称为“太平军双璧”的两人，手握重兵又各自掌握着不同的地盘。
陈玉成以重镇安庆为基地，占据天京上游的安徽大部分区域，而李秀成醉心于江浙富庶之地，以苏州为中心，建立了强大的“苏福省”。
1862年，陈玉成救援安庆失利，随后败走庐州并中计于安徽寿州被俘身亡，而李秀成仍是兵强马壮，又保有当时最富足的东南之地，俨然当时太平天国最大的地方军阀。
只是好景不长，1862年9月，一直被李秀成大军压缩在上海动弹不得的淮军，趁天京被围，忠王率重兵回京勤王之机，联合英法军及雇佣兵“常胜军”，展开了对苏州外围的一系列反攻。
天京之围未解，而常熟、太仓、昆山等重镇相继失守，李秀成心急如焚，数次哀求天王洪秀全放其暂时回苏州主持大局。
1862年9月底，在向洪秀全缴纳了十万两白银的“担保金”后，李秀全得以重回苏州，但离开之前，天王严旨，无论成败，四十天内必须返回天京。
但即使忠王亲自坐镇苏州指挥，淮军的进攻势头却没有减缓，苏福省的不利局面依然没有改变。
太平天国已是大厦将倾，苏州战事又持续颓靡，忠王手下的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均等重要将领，眼见大势已去，纷纷萌生出叛国投敌的想法，并暗中联络曾经的太平天国降将，现在的淮军总兵程学启，商议献城投降之事。
而李秀成毕竟政治经验丰富，通过郜永宽等人在战场上的表现，已经发现一些端倪，只是这些将领手中掌握着当时苏州城的绝大部分兵力，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仅凭猜测贸然调离或者处置他们，军队恐怕会有哗变的可能。
硬的不行，只能来软的，李秀成对这几名部下打起了感情牌，言明现在大难临头，你们要找下家我可以理解，但我们出生入死多年，不要加害彼此。
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事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
从李秀成的谈话可以看出，在苏州大敌当前之际，忠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自己军队的掌控，而他的这番表态，却无疑是对叛乱行为的默许和放任。
早已蠢蠢欲动的八名将领，当着上司李秀成的面痛哭流涕，指天发誓对太平天国的忠诚，并表示要与苏州共存亡。
11月，苏州形势愈发危机，而与天王约定的四十日期限又眼看将至，李秀成只得将指挥权委托给慕王谭绍光，带着眷恋与不甘，在苏州完全被合围之前，趁夜由胥门而走，返回天京。
忠王返京：慕王无辜遇害
从淮军由上海出兵开始，南汇守将吴建瀛、常熟守将骆国忠、太仓守将钱寿仁就陆续投敌，似乎冥冥之中为这场战争定下了反叛与不忠的基调。
其后，苏州大敌当前，八名将领却各怀鬼胎，而李秀成作为统帅，在面对可能发生的叛乱时，却采取了姑息和妥协的态度。
李秀成明哲保身，安然离开，却因为他的软弱与糊涂，间接害死了这场战役中太平军里唯一坚守和忠贞的慕王谭绍光，当然这是后话。
随着李秀成离开苏州，一幕幕丑陋的剧情随后精彩上演，阴谋与背叛层出不穷，人性的自私、丑恶与贪婪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苏州城内尚有守军四万余人，其中名义上的统帅慕王谭绍光麾下，直系部队仅一万人，而预谋叛变的郜永宽、汪安均集团，除了把守苏州六门中的四门，还掌握着超过七成的兵力，实力远超谭绍光。
早在李秀成未离开之前，八人即与清军达成协议，献城投降，郜永宽知道投降事关身家性命，为保险起见，还联络了“常胜军”统领洋人戈登做为担保人，而李鸿章则要求投降时一并献上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的人头。
也许是出于对老上司的敬畏，或者害怕戕害忠王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果，八人与清军反复协商，最终议定，以苏州城和谭绍光的人头作为降清的“投名状”。
慕王谭绍光是坚定的守城派，甚至李秀成在苏州战事低迷，提议让城别走时，也固执的表示要与城偕亡，当然，指望着献苏州作为见面礼的八人集团，也同样反对弃城的提议。
忠王远走天京，在接下来的苏州保卫战中，慕王一如既往的死守抗敌，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郜永宽等人，不是对主帅军令阳奉阴违，就是在战场上出工不出力。
慕王正直敦厚，但却不傻，时间一长，自然也猜到了其中因由，于是在12月4日召集八位将领，准备借商议守城事宜的机会，说服和规劝众人。
会议开始时，慕王分析当前形势和布置接下来的作战任务，并且不点名的批评了军队中存在的叛国投敌思想。
只是谭绍光正在义正言辞的训话时，汪安均突然由座位窜起，掏出早已暗藏袖内的匕首，向其猛刺而去，慕王毫无防备，应声倒地，其余七人见状蜂拥而上，举刀一阵乱砍。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可怜谭绍光戎马倥偬，南征北战，未丧生敌手，却亡于这些卖友求荣的小人刀下。
只是仔细想想，居心叵测的奸佞小人固然可恨，但慕王的死，本来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悲剧，李秀成既然已经准备放弃苏州，又已经察觉了郜永宽等人的心思，为什么不能将谭绍光一起带回天京。
退一步说，即使将慕王留在山雨欲来的苏州城，也应该给予必要的提醒，让谭绍光对可能到来的危险加以防备，但他什么也没做便一走了之。
在叛国投敌这种原则性问题面前，李秀成作为统帅选择妥协忍让，已经是在姑息养奸，而接下来他的不作为，更将无辜的谭绍光推上了绝路。
献城投降：苏州城内阴云密布
1863年12月5日，就在慕王遇害的第二天凌晨，迫不及待的投降者们提着他的首级，打开了苏州的大门。淮军不费吹灰之力，占据了这座忠王李秀成苦心经营数年，视若珍宝的东南重镇。
而残杀同胞，出卖兄弟的叛徒们，却志得意满，纷纷以功臣自居，似乎加官晋爵、光宗耀祖的美好前程已近在眼前。
叛徒们出卖了自己的国家和战友，下一步就是向李鸿章索要背叛的筹码。
随即，郜永宽等人通过程学启向李鸿章传达了意见：除了保荐地方实缺官职以外，希望保留二十营也就是一万人的兵力，同时，还要求继续驻守苏州六门中的四门。
之前双方的协议中，仅仅涉及确保这些叛将投降之后的人身安全，以及部分人的职位升迁问题，现在看来，郜永宽等人，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待罪之身，反而居功自傲，得寸进尺而有些忘乎所以。
史料表明，面对郜永宽等人的非分要求，程学启将意见转达李鸿章之后，李鸿章曾经询问过程学启对事件的看法，以及处理意见，程学启直言郜永宽等人心狠手辣，又并非信义之辈，建议李鸿章宁杀错、勿放过，斩草除根方为万全。
其实在程学启表态之前，关于降将的生死问题，李鸿章心内早有定论，只因程学启太平军出身，与众人熟稔，了解叛将的为人和心理，与之商量，无非是坚定自己的判断而已。
郜永宽等人的要求在李鸿章看来，早已品出了另一番味道，关于投降将领的任用，本来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但现在看来，加官晋爵显然已无法满足他们，这些反正的“逆匪”，似乎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既要拥兵自重，还要求城市的控制权，而“八人集团”中的某些将领投降至今，仍未剃发，甚至苏州城中各处要道还仍然设有卡哨，而这一切的表象，让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顿时觉得细思极恐。
不久之前进攻太仓之时，就曾经发生过太平军将领蔡元隆“诈降”事件，数百淮军中计，命丧城中，主将李鹤章（李鸿章四弟）身受重创，狼狈逃出。
太仓事件，让李鸿章心有余悸，谁又能确定郜永宽等人就不是诈降呢？而且即使这些将领此时真心投降，一旦开出的条件无法满足，这些见利忘义，卖友求荣的反复小人，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再起歹心？
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读的是孔孟圣贤书，学的是仁义礼智信，但关键时候，可不会有什么菩萨心肠，只有霹雳手段。
所谓慈不掌兵，优柔寡断、妇人之仁只会遗害无穷，李鸿章不是李秀成，不会给潜在的隐患任何作乱的机会。
李、陈二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并决定在次日受降宴会上，以炮响为号，将众人当场斩杀。
一场精心谋划的“鸿门宴”即将到来，而叛将郜永宽等人尚不知大难临头，还憧憬着在大清羽翼之下的美好未来。
天道轮回：叛将悉数被杀
12月6日，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四王，张大洲、汪花班、汪有为、范启发四大天将，一行八人按照事前约定前往娄门外淮军大营参加献城归降典礼。
大典之后，李鸿章“亲切而友好”的对降将们表示了的慰问，同时还邀请八人一同出席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宴会。
淮军这边，除了主帅李鸿章之外，还有程学启作陪，宴会之上，随同精美的菜肴一起奉上的，还有八套簇新的清朝官服。
望着色彩斑斓的顶带花翎和鲜艳欲滴的血红帽缨，愚蠢而短视的叛徒们似乎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
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触手可及的荣华富贵让人心旷神怡，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远大前程正在向他们热情的招手。
正在郜永宽等人意乱神迷之际，李鸿章突然有事离席，只留程学启作陪，只是沉醉中的八人仍然未觉有异。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此时宾主尽欢一片祥和，突然一声炮响，早已埋伏在营外的众多刀斧手一拥而入，不由分说就是一顿乱砍，毫无防备的众将，怀揣着美梦成了刀下之鬼。
斩杀众将之后，其实已没有退路可言，为防止郜永宽等人的部下哗变，李鸿章一声令下，淮军的屠刀又对准了苏州城内手无寸铁的无辜的太平军。
1863年12月6日，姑苏城变成了人间炼狱，淮军屠刀所至，城内顿时一片血雨腥风，两万多太平军降卒死于血腥的屠杀之中，随后，所有居民悉数被驱逐出城，城中诸王府、民宅、商铺更是被抢掠一空。
苏州杀降：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苏州之战，在太平军将士的死难中落下了帷幕，但实际上远远没有结束，反而因为李鸿章的背信杀降，而引起了轩然大波。
做为担保人的戈登，在8号从幸存的郜永宽义子口中得知八人遇害的消息，常胜军统领顿时怒不可遏。
一方面，做为担保人，戈登的信誉被背信弃义的李鸿章轻易践踏，这对于重视契约精神的洋人而言，不啻巨大的侮辱。同时，活着的郜永宽等人，对于戈登而言，将是巨大的政治筹码和战争功劳，现在八具冰冷的尸体，还有何价值可言。
怒火攻心的戈登，甚至一度持枪四处寻找李鸿章决斗，只是老谋深算的李文忠公，哪里会给“洋鬼子”机会，一面义正言辞的声明，处置战犯是大清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涉，另一面又寻找海关司长英国人赫德作为中间人居中调停，并允诺戈登巨额好处。
只是愤怒之中的戈登并不领情，扬言李鸿章若不下台，将率常胜军攻打淮军，并将之前攻克的城池重新夺回交还太平军。
后来还是在中、英两国政府的出面调停之下，同时给予戈登及常胜军8万两白银的犒赏，而且李鸿章也保证今后再也不会发生杀降事件，算是侧面低头认错，并登报声明苏州杀降一事，与戈登没有任何关系，洋枪队长才总算勉强作罢。
虽然戈登名誉受损，但好歹得到了物质补偿，现在看来，苏州之战，似乎也只有这一个外国人，勉强能算是受益者。
除此之外，淮军也好、太平军也罢，在这场充满阴谋与背叛的战争中，没有谁是真正的胜利者。
首先，被戈登这么一闹，李鸿章苏州杀降的消息不胫而走，虽然事出有因，不得不为，但毕竟是背信弃义之举，近代梁启超对苏州杀降便颇有微词：
按李文忠于是有惭德矣。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
另外苏州战事结束75天之后，清政府于1864年2月明令禁止再讨论此事，官方的态度似乎也可以说明，背信杀降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不仅如此，苏州杀降对李鸿章个人而言，是其一生都无法洗脱的污点，对于淮军后期的军事行动，也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苏州之前，南汇、常熟、太仓太平军将领络绎来降，苏州之后，本已心生降意的护王陈坤书、潮王黄子隆眼看投降无门，在随后的常州、无锡保卫战中，均是拼死抵抗，血战到底，给淮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淮军总兵程学启，因向李鸿章建议诛杀降将郜永宽等人，也落得个阴狠毒辣的名声，从此不受重用，政治前途尽毁，最后战死于嘉兴城下。
卖国求荣的郜永宽八人自是不用多说，阴谋背叛，残杀同袍，奸佞小人最终也被阴谋算计而死，同时身败名裂，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只是可怜了忠义坚韧的慕王谭绍光，无辜惨死于小人之手，成为了阴谋与背叛的牺牲品。
最后，忠王李秀成，在整个苏州战役中，优柔寡断，患得患失，不仅未能对整个战局起到任何积极的影响，还因为自己的放任，滋长了叛徒的气焰，也间接害死了自己的部下，风雨飘摇的太平天国也因此痛失一位忠心耿耿英勇善战的悍将
更为重要的是，从苏州之战的过程来看，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第一人，实际上并不具备曾国藩、李鸿章等成熟的政治家、军事家所应具备的胆识、气魄与谋略。
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曾、李二人后来可以跻身晚清四大中兴名臣，而李秀成最终却和太平天国一起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