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書《張好好詩》墨跡，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編》，清末流出宮外，後輾轉為張伯駒所得，由張捐獻故宮，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此卷拖尾極長，但題跋甚少，僅有元代觀款數則，張孝思、年羹堯觀款，張伯駒題一闋《揚州慢》（圖1）。元代觀款共8行，依次是：「吳郡錢佑觀於西湖」；「寓吳伯顏觀」；「大梁班惟志與仲亨子正敬思同觀」；「嚴陵汪鵬升、永嘉薛漢同觀」；「大德九年吾衍觀」。徐邦達先生最先揭出，這些觀款乃妄人從《趙模集王千字文》卷後移配。《古書畫鑒定概論》云：拆掉一些真跡題跋等，移配到另一件書畫真跡上去，以此補缺，這也是經常見到的一種情況。對這類情況也不可不知。有查考的例子，如唐杜牧《張好好詩》卷後面的元吾丘衍等題名一紙，原是在唐趙模書《千字文》卷後的，曾見明朱存理《鐵網珊瑚》書品記載，因知原委。據說卞永譽經常來這一手。
在《古書畫偽訛考辨》趙模千字文條，徐先生也說：「錢佑至吾衍等題名則在清乾隆前，被人移裝唐杜牧書《張好好詩》卷後。」近來研究《趙模集王千字文》亦涉及此問題，基本同意徐邦達先生的意見，有關細節補苴如下。徐先生說相關記載見於朱存理《鐵網珊瑚》。檢《鐵網珊瑚·書品》，既無《趙模集王千字文》，亦無《張好好詩》的著錄，此或徐先生記憶失誤，真正可以作為移配文獻證據的是汪珂玉《珊瑚網》。
（明）汪珂玉撰《珊瑚網》 （清抄本）「趙參軍摹晉千文」條
據《珊瑚網·書錄》卷一「趙參軍摹晉千文」條，《趙模集王千字文》卷後題跋如下：趙供奉所書千文，如謹敕士，不敢毫髮自縱在繩束外，至今見者，為之斂衽退步。及觀困學翁跋，則如神龍天馬，殆不可羈，其間法度出於自然。噫，此筆亦不可多得矣，我輩何敢仰望下風，因乗興效顰，值子玉千文卷錄以還。延祐庚申夏五，玉霄滕賓拜手。
吳郡錢佑觀於西湖。寓吳伯顏觀。
大梁班惟志與仲亨子正敬思同觀。
嚴陵汪鵬升、永嘉薛漠同觀。
大德九年吾道觀。
山陰繭紙入昭陵，江右空傳瘞鶴銘。賴有貞元供奉筆，硬黃雙勒集儀刑。丹丘夏克復。
晉人之書見於今日者，大抵石刻耳。如趙公者，去晉未逺，其所摹集，多予昧於平生者固宜。蓋褒鄂已沒，庶幾見其英姿颯爽於縑素間者，曹將軍之功也。明古其謹藏之。吳寬題。
吳郡楊循吉觀。
七月之望，彭年觀於雙蛾寺壽承讀書樓。
禇登善有自書聖教序，筆法極類右軍，後人遂謂唐集聖敎序，非集聚之集，乃學習之習也。是殆不然。今觀趙供奉所摹千字文，一鈎一畫，步武右軍，極似聖教序。乃知前人所集，真集而書之者，非習字書奴明矣。千古之疑，一朝盡釋，快哉。此筆今不可再得，仲宣其寶之，勿輕示人也。天啓壬戌初夏，范允臨題。
又據同書卷二「杜樊川書張好好詩並序」條，《張好好詩》後僅有董其昌一條跋文：末有「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字漫不可摹。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風韻，余所見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其昌。
（明）汪珂玉撰《珊瑚網》 （清抄本）「杜樊川書張好好詩並序」條由此知這幾行元人觀款確實屬於《趙模集王千字文》。不僅文獻著錄如此，尚可找到實物證據。《趙模集王千字文》尚存墨跡殘卷，跋尾部分基本完整，與《珊瑚網》著錄對照，滕賓題跋與夏克復題詩之間，恰好缺了元人觀款。更有意思的是，汪珂玉著錄的這份《趙模集王千字文》明代曾經刻石，范大澈《碑帖紀證》「趙摹千文」條云：書法得聖教序體，吳江吳尚書（山）家刻石，佳甚。蘇州翻刻，不善。購之未得。
此刻本明末流入日本，篆刻家韓天壽（1727－1795）翻刻入所編《集帖》第四中，日本《書品》雜誌昭和四十五年（1970）第210號刊登有《趙模集王千字文》完整拓本。研究其中題跋部分，依次為滕賓題跋，元代觀款，夏克復題詩，吳寬題跋，與《珊瑚網》所著錄者完全一致；而元代觀款與今《張好好詩》後墨跡比較（圖2），除班惟志款移在錢佑、伯顏款之前外，字跡與印章皆同，班惟志款前移大約是出於美觀考慮。
圖2
《趙模集王千字文》拓本元代觀款與今《張好好詩》後墨跡比較
《趙模集王千字文》與《張好好詩》均藏乾隆內府，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編》。卷五乾清宮藏書次等「元」字號為「唐趙模集王羲之千文一卷」，內容如下：白麻箋本，行書款云：太子右監門府鎧曹參軍事臣趙模上。拖尾有滕賓、夏克復、吳寬、吳仲宣、徐寓、范允臨、徐枋諸跋，又楊循吉、彭年記語二。
素箋本，行草書存三十七行，餘缺。前署張好好詩並序六字……卷首有神品、弘文之印、蘧廬、張孝思、項元汴印、項子京家珍藏、項墨林鑒賞章、則之諸印；卷後有宋犖審定、梁清標印、墨林懶叟、項元汴印、沮溺之儔諸印；卷中幅有張則之、項元汴印、項子京氏、田疇耕耨、墨林、項季子章、張孝思諸印；押縫有墨林、項子京印、袁笠生三印……記語有「吳郡錢佑觀於西湖」八字，又「寓吳伯顏觀」五字，「大梁班惟志與仲亨子正敬思同觀」十四字，「嚴陵汪鵬升、永嘉薛漢同觀」十一字，又篆書「大德九年吾衍觀」七字。後有商邱宋氏收藏圖書一印。卷髙八寸七分，廣五尺三分。
根據《石渠寶笈初編》的記錄可以判斷，元人觀款從《趙模集王千字文》卷後移配給《張好好詩》，發生在兩卷收入乾隆內府之前，此即徐先生所說：「錢佑至吾衍等題名則在清乾隆前，被人移裝唐杜牧書《張好好詩》卷後。」但前引《古書畫鑒定概論》，徐先生在揭出觀款移配後，突兀地插入一句「據說卞永譽經常來這一手」，似乎暗示，元代觀款的移配乃是卞永譽動的手腳，其說未妥。按，《趙模集王千字文》與《張好好詩》分別見於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書卷之七、之八，但這兩份卷子上都沒有卞永譽的印章，故卞永譽即使經眼也未曾收藏，當然更談不上實施移花接木的手段。結合明清之際《趙模集王千字文》與《張好好詩》的流傳軌跡，大致能推算移配發生的時間。在汪珂玉《珊瑚網》之後，顧復《平生壯觀》也同時著錄了《趙模集王千字文》與《張好好詩》，卷一「趙模千字文」條說：趙模千字文，紙色古而黑，後款「太子右監門府鎧曹參軍臣趙模上」。拖尾紙上滕賓跋，錢佑、伯顏觀，班惟志與仲亨子正敬思同觀，汪鵬升、薛漠同觀，吾道觀，夏克復、吳寛題，楊循吉觀，彭年觀於壽承讀書樓。字帶行體，於嘉興沈氏見之。
張好好詩，硬黃紙書，宣和收藏，大小諸璽具備。草書，字如古錢。牧之此詩紙墨頗佳，書成欲舞，後紙糜爛，兩句字不可讀，何傷全體。
《平生壯觀》十卷，清顧復撰，復字來侯，蘇州人，生卒不詳，活動於明末清初。此書前有康熙三十一年（1692）徐乾學序，據作者自撰「《平生壯觀》引」稱：「予更延攬東南之收藏好事家，漸窺宏大，見則隨筆記之，邇來三十五年矣。」由此推算，其所見聞之事，上起順治末年，下迄康熙中葉。從顧復的記載可知，至少在康熙初年，《趙模集王千字文》尚由嘉興沈氏收藏，其時元代數段觀款尚綴於卷末；同樣的，《張好好詩》當時也在「東南之收藏好事家」手中。在此之後至乾隆十年（1745）《石渠寶笈初編》著錄以前，《趙模集王千字文》的轉手情況不詳，《張好好詩》則有線索可尋。由《張好好詩》卷子上的印章及相關材料則可以推知，這件作品入清內府之前的最後幾位收藏者依次是梁清標（1620－1691）、宋犖（1634－1713）、年羹堯（1679－1726）。《張好好詩》大約是經張孝思（則之）之手而入梁清標的秋碧堂，梁清標似乎重裝過，手書箋條「唐杜牧之張好好詩，蕉林珍秘，神品上上」，並將其刻入《秋碧堂法書》。這套法帖鐫刻的具體時間不詳，所刻《張好好詩》之後尚沒有元代觀款，其上僅有白文「梁清標印」、朱文「蕉林」印，無宋犖印章。可能在梁清標身後，《張好好詩》歸宋犖所有，據王士禛（1634－1711）《分甘餘話》卷四「杜牧書張好好詩真跡」條說：唐杜牧之張好好詩並序真跡卷，用硬黃紙，高一尺一寸五分，長六尺四寸，末闕六字，與本集不同者二十許字。卷首楷書唐杜牧張好好詩，宣和御筆也。又御書葫蘆印、雙龍小璽、宣和連珠印，後有政和長印、政和連珠印、神品小印、內府圖書之印。董宗伯跋云：「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氣韻。余所見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愚按《宣和書譜》，唐詩人善書者，賀知章、李白、張籍、白居易、許渾、司空圖、吳融、韓偓、杜牧，而不載溫飛卿。然余從他處見李商隱書，亦絕妙，知唐人無不工書者，特為詩所掩耳。此卷今藏宋太宰牧仲家。
《分甘餘話》是王士禛康熙四十三年（1704）罷官以後撰寫的筆記，本條末句「此卷今藏宋太宰牧仲家」應是實況。王士禛只提到董其昌跋語，而沒有說卷末還有元人觀款。作為旁證，陸時化（1724－1789）《吳越所見書畫錄》卷二提到他所見的「唐杜牧之書張好好詩並序卷」云：此卷有董文敏跋，昔另錄一紙，今已遺失，猶記其云，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氣韻。卷首楷字唐杜牧張好好詩，宣和御筆也。唐人顏柳以後，若溫飛卿、杜牧之皆名家。按《宣和書譜》，唐詩人善書者，賀知章、李白、張籍、白居易、許渾、司空圖、吳融、韓偓、杜牧，而不載飛卿。王阮亭云：曾見李商隱書亦絕妙，知唐人無不工書，特為詩所掩耳。此卷藏宋太宰牧仲家。聽松山人識於鈎本。
聽松山人是陸時化的別號，他的題跋完全因襲上引王士禛（阮亭）的《分甘餘話》。因為《張好好詩》在乾隆十年（1745）之前已入內府，陸時化所見者確如引文所說，只是「鈎本」，但這份可能與王士禛記載同時的「鈎本」上面，顯然也沒有元代觀款。回頭再看《張好好詩》卷子的現狀，有兩處特別值得注意。
「秋壑圖書」印
「商山宋氏收藏圖書」印
一是元代觀款鑲嵌在《張好好詩》卷子拖尾的中間偏後段，其前是賈似道的「秋壑圖書」，其後是宋犖的「商山宋氏收藏圖書」，觀款紙上除吾丘衍的兩枚印章外，無任何收藏印。這樣安排頗符合時間邏輯：南宋印→元代款→清初印。至少留給觀者的印象是，即使元代觀款出於配補，時間也在宋犖之前。但如前面舉王士禛與陸時化的記錄，都見過董其昌的題跋，卻沒有提到元代觀款。《石渠寶笈初編》則無董跋而有元代款。因此有理由懷疑，宋犖卒（1713）後，乾隆著錄（1745）前的某一個時間，董跋被移走，原來董跋的位置被用從《趙模千字文》處移來的元代觀款填補。第二可注意的是年羹堯的觀款，「雙峰積雪齋年羹堯觀」，鈐蓋朱文「羹堯」。或許可以設想，此卷在宋犖身後，被轉賣給了年羹堯，經手者恰好藏有《趙模集王千字文》，遂施展移花接木的手段。配有元代觀款的《張好好詩》於雍正三年（1725）隨著年羹堯垮台，抄沒入宮。綜上，元代觀款之移配當發生在宋犖卒後（1713）至入《石渠寶笈初編》著錄（1745）之間，更可能宋犖卒（1713）至年羹堯抄家（1725）之間。卞永譽卒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應該沒有參與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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