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十五贯》，不能不提黄源先生 | 孙郁

我来京工作后，才第一次在剧院接触了昆曲。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记得是在中山公园礼堂，洪雪飞演的折子戏《断桥》，缓缓的旋律中，音旨微婉，好像被引入古人的画中。此前在电影里看过一次昆剧《十五贯》，印象深的是故事，而舞与曲，都不太懂，只觉得是南方人的雅调，这类旧戏，是古风的一种，要欣赏它的美，需要有个慢慢的适应过程。

我们这代人，多是因为看了电影《十五贯》才开始知道昆曲艺术的。说起《十五贯》，不能不提黄源先生。他对于此剧的推广，功莫大焉。我和黄先生有过一点接触，但对于他的了解很浅。1991年筹备鲁迅纪念会，黄源先生从杭州来京，忙于会务的我，趁机向他请教过几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正是思想活跃的年代，黄源被视为老派人物，青年人与他有点隔膜。那次会议后，和他的交往很少。最初对于他的了解，十分模糊，只知道除了与鲁迅关系较好外，最大的功绩是在五十年代救活了昆曲。黄先生去世后，我很后悔没有和他多一些接触，曾到杭州见到了他的老伴巴一熔，想为鲁迅博物馆征集先生的遗稿。在这个过程中，看了许多旧物，先生的生平才清楚起来。

我的同事张一帆来自杭州，有一次聊起昆曲，席间谈到了黄源，没想到他对老先生解之很深。张一帆是戏剧研究专家，深味艺林掌故，仿佛是为戏剧而生的人。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大概也是浑身有戏的缘故。近日读到他的新作《一出戏怎样救活了一个剧种——昆剧〈十五贯〉改编演出始末》，忽让我想起诸多往事，过去一些模糊的片段渐渐清晰了。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围绕《十五贯》诞生的前前后后，写活了梨园里的一段历史。此书关于黄源的部分，颇为难得，彼时的政治环境与文化生态，都在变化，在缝隙中，黄源嗅出了时代的另一种气味，看到了戏剧改革的可能，便做了件惊动文坛的大事。

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到了民国期间，就已经衰微，张中行《韩世昌》一文，就描写过当年北平昆剧演出过程的清冷之景。喜欢这个剧种的，总还是少数。新文学中人，欣赏昆曲的人有多位，叶圣陶、顾随都对于这古老的艺术很熟悉，拍曲之乐，与文字之趣是相互交织着的。这种趣味也说明，士大夫的遗风与大众之心，总有些距离。

不过，民间的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看张一帆的书才知道，在知识群落之外，流浪中的艺术家曾以顽强的方式支撑着昆曲。民国时，朱国梁与国风社在风雨飘摇之日，起旧音于新时，将昆腔活了起来。齐如山曾叹昆曲的衰落与创新不够有关，但我们看朱国梁与国风社的选择，是有烟火气的，且又保持了古老艺术的基本品质。虽然“跑码头”中消耗了诸多精力，但也深知百姓需要什么，自己的使命在哪里。在动荡年代还能不忘责任，歌舞中也多感时忧世之思。昆曲本是雅的艺术，但朱国梁却使其再现了活力，诗文妙意与世间冷暖悉存，难怪黄源第一次看到《十五贯》便被吸引，在古老的笛声里真能听出今人的心跳，那是让人感动的。

1950年，黄源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五年后任浙江省文化局局长。他开始注意昆剧《十五贯》，是在1955年年底。作为鲁迅的学生，不仅译过大量域外文学作品，其实对于国故也颇多趣味。他知道，江南丰富的戏剧遗产，可利用者多多，以何种方式激活旧的艺术，是有学问的。 张一帆梳理《十五贯》的出现与昆剧的复活，不仅还原了一段历史，也礼赞了黄源等人的推陈出新的精神，其中史料中的风景不乏美学亮点。从剧本演变过程，和大众接受史，可以看出经典传播的不易。黄源为推出昆剧新作不遗余力，也由于他，一个地方院团的作品，遂红遍了天下。

先前的昆曲是士大夫的梦幻，有点像江南园林，石径缠风中，水木泛光。顺着那些形影，当可感受到浮世之彩，真幻之声。吴梅先生的研究，让我们知道了昆曲的要义，他的弟子韩世昌将曲与剧完美的结合，出出进进中，复活了某些音律。这期间有许多人物值得感念，如俞振飞先生就在创作中，风情种种，沿月踏风中，再现了古诗境界。他因为《十五贯》的成功而对昆曲的发展有了信心，在后来的普及与提高中，给艺林带来不少美谈。与俞振飞这样的艺术家不同，近来有的作家对于昆曲也颇多感情，白先勇倾力打造《牡丹亭》，有别样的寄托，小说家借着丝竹之音，追溯着故国之情，意义已经溢出了梨园，复兴旧戏的情思中，保留了艺林的一湾清纯。

一个古老剧种能因一出剧而复活，在戏剧史上可谓佳话。张一帆认为要从天时与地利、人和中看艺术在文化生态的变化，这是对的。入此径者，当有悟道之乐。五四之后，新文化冲击了某些传统，许多老艺术渐渐退出舞台。但一些真正的新文化人，对于老的遗存，不都是无视的。田汉话剧写作中的京剧元素，老舍对于戏曲形式的借用，曹禺笔下的梨园旧影，都颇有意味。而像郑振铎、阿英对于旧遗产的保护，都非彼时的遗老遗少可比。他们在一个大时代，以新文化精神，唤出被掩埋的世界里的精魂，也丰富了艺术的语境。新文学家与旧戏的关系，说起来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白先勇的选择，当不是最后的遗响，相信这条路上的人，总会不断的。

在新文学作家中，对于昆曲体味最深的，大概是俞平伯。俞先生是懂得曲学的，他关于昆曲的理解，也带有五四新文化人的视角，言及元曲与近代昆剧，都有贴心之论。先生之于昆曲，仿佛也像赏析古文，注重的是其间滋味。与黄源这种革命者比，文字过于安静。他既肯定《十五贯》的创新，但也有保留意见，以为有些删改伤了元气。在新旧之间，旧的成分要多一点。相比起来，俞平伯更欣赏俞振飞的气质，彼此的相知，从他的《〈振飞曲谱〉序》中可见一二。

但俞先生的自我吟哦，知音能有多少，确是一个问题。常看到一些文章谈及那代人的拍曲之趣，觉得是象牙塔的高贵，与人间苦乐渐远。细想一下，那些亭台与书房间的雅音普及起来殊难，昆曲的寂寞也是自然的。看了张一帆的研究，更喜欢的是朱国梁这样在苦水里泡过，在风中穿过的艺人，辗转于危难中人对于苍生有彻骨的体验，他们于古音得到元气，在现实里呼应了传统，身体的热度辐射到了广大的世间。《十五贯》这样的精品当年走红，仰仗的就是艺术家们的慧能，与执着的审美理想。朱国梁遇到黄源，乃一幸也。黄源深味了时代精神，助力激活了古老的遗产，亦一幸也。说到根本，他们都站在古今的连接点上 ，又在大众的一边，大众的土壤深，艺术之树就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