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十五贯》,不能不提黄源先生 | 孙郁

我来京工作后,才第一次在剧院接触了昆曲。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记得是在中山公园礼堂,洪雪飞演的折子戏《断桥》,缓缓的旋律中,音旨微婉,好像被引入古人的画中。此前在电影里看过一次昆剧《十五贯》,印象深的是故事,而舞与曲,都不太懂,只觉得是南方人的雅调,这类旧戏,是古风的一种,要欣赏它的美,需要有个慢慢的适应过程。

我们这代人,多是因为看了电影《十五贯》才开始知道昆曲艺术的。说起《十五贯》,不能不提黄源先生。他对于此剧的推广,功莫大焉。我和黄先生有过一点接触,但对于他的了解很浅。1991年筹备鲁迅纪念会,黄源先生从杭州来京,忙于会务的我,趁机向他请教过几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正是思想活跃的年代,黄源被视为老派人物,青年人与他有点隔膜。那次会议后,和他的交往很少。最初对于他的了解,十分模糊,只知道除了与鲁迅关系较好外,最大的功绩是在五十年代救活了昆曲。黄先生去世后,我很后悔没有和他多一些接触,曾到杭州见到了他的老伴巴一熔,想为鲁迅博物馆征集先生的遗稿。在这个过程中,看了许多旧物,先生的生平才清楚起来。

我的同事张一帆来自杭州,有一次聊起昆曲,席间谈到了黄源,没想到他对老先生解之很深。张一帆是戏剧研究专家,深味艺林掌故,仿佛是为戏剧而生的人。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大概也是浑身有戏的缘故。近日读到他的新作《一出戏怎样救活了一个剧种——昆剧〈十五贯〉改编演出始末》,忽让我想起诸多往事,过去一些模糊的片段渐渐清晰了。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围绕《十五贯》诞生的前前后后,写活了梨园里的一段历史。此书关于黄源的部分,颇为难得,彼时的政治环境与文化生态,都在变化,在缝隙中,黄源嗅出了时代的另一种气味,看到了戏剧改革的可能,便做了件惊动文坛的大事。

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到了民国期间,就已经衰微,张中行《韩世昌》一文,就描写过当年北平昆剧演出过程的清冷之景。喜欢这个剧种的,总还是少数。新文学中人,欣赏昆曲的人有多位,叶圣陶、顾随都对于这古老的艺术很熟悉,拍曲之乐,与文字之趣是相互交织着的。这种趣味也说明,士大夫的遗风与大众之心,总有些距离。

不过,民间的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看张一帆的书才知道,在知识群落之外,流浪中的艺术家曾以顽强的方式支撑着昆曲。民国时,朱国梁与国风社在风雨飘摇之日,起旧音于新时,将昆腔活了起来。齐如山曾叹昆曲的衰落与创新不够有关,但我们看朱国梁与国风社的选择,是有烟火气的,且又保持了古老艺术的基本品质。虽然“跑码头”中消耗了诸多精力,但也深知百姓需要什么,自己的使命在哪里。在动荡年代还能不忘责任,歌舞中也多感时忧世之思。昆曲本是雅的艺术,但朱国梁却使其再现了活力,诗文妙意与世间冷暖悉存,难怪黄源第一次看到《十五贯》便被吸引,在古老的笛声里真能听出今人的心跳,那是让人感动的。

1950年,黄源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五年后任浙江省文化局局长。他开始注意昆剧《十五贯》,是在1955年年底。作为鲁迅的学生,不仅译过大量域外文学作品,其实对于国故也颇多趣味。他知道,江南丰富的戏剧遗产,可利用者多多,以何种方式激活旧的艺术,是有学问的。 张一帆梳理《十五贯》的出现与昆剧的复活,不仅还原了一段历史,也礼赞了黄源等人的推陈出新的精神,其中史料中的风景不乏美学亮点。从剧本演变过程,和大众接受史,可以看出经典传播的不易。黄源为推出昆剧新作不遗余力,也由于他,一个地方院团的作品,遂红遍了天下。

先前的昆曲是士大夫的梦幻,有点像江南园林,石径缠风中,水木泛光。顺着那些形影,当可感受到浮世之彩,真幻之声。吴梅先生的研究,让我们知道了昆曲的要义,他的弟子韩世昌将曲与剧完美的结合,出出进进中,复活了某些音律。这期间有许多人物值得感念,如俞振飞先生就在创作中,风情种种,沿月踏风中,再现了古诗境界。他因为《十五贯》的成功而对昆曲的发展有了信心,在后来的普及与提高中,给艺林带来不少美谈。与俞振飞这样的艺术家不同,近来有的作家对于昆曲也颇多感情,白先勇倾力打造《牡丹亭》,有别样的寄托,小说家借着丝竹之音,追溯着故国之情,意义已经溢出了梨园,复兴旧戏的情思中,保留了艺林的一湾清纯。

一个古老剧种能因一出剧而复活,在戏剧史上可谓佳话。张一帆认为要从天时与地利、人和中看艺术在文化生态的变化,这是对的。入此径者,当有悟道之乐。五四之后,新文化冲击了某些传统,许多老艺术渐渐退出舞台。但一些真正的新文化人,对于老的遗存,不都是无视的。田汉话剧写作中的京剧元素,老舍对于戏曲形式的借用,曹禺笔下的梨园旧影,都颇有意味。而像郑振铎、阿英对于旧遗产的保护,都非彼时的遗老遗少可比。他们在一个大时代,以新文化精神,唤出被掩埋的世界里的精魂,也丰富了艺术的语境。新文学家与旧戏的关系,说起来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白先勇的选择,当不是最后的遗响,相信这条路上的人,总会不断的。

在新文学作家中,对于昆曲体味最深的,大概是俞平伯。俞先生是懂得曲学的,他关于昆曲的理解,也带有五四新文化人的视角,言及元曲与近代昆剧,都有贴心之论。先生之于昆曲,仿佛也像赏析古文,注重的是其间滋味。与黄源这种革命者比,文字过于安静。他既肯定《十五贯》的创新,但也有保留意见,以为有些删改伤了元气。在新旧之间,旧的成分要多一点。相比起来,俞平伯更欣赏俞振飞的气质,彼此的相知,从他的《〈振飞曲谱〉序》中可见一二。

但俞先生的自我吟哦,知音能有多少,确是一个问题。常看到一些文章谈及那代人的拍曲之趣,觉得是象牙塔的高贵,与人间苦乐渐远。细想一下,那些亭台与书房间的雅音普及起来殊难,昆曲的寂寞也是自然的。看了张一帆的研究,更喜欢的是朱国梁这样在苦水里泡过,在风中穿过的艺人,辗转于危难中人对于苍生有彻骨的体验,他们于古音得到元气,在现实里呼应了传统,身体的热度辐射到了广大的世间。《十五贯》这样的精品当年走红,仰仗的就是艺术家们的慧能,与执着的审美理想。朱国梁遇到黄源,乃一幸也。黄源深味了时代精神,助力激活了古老的遗产,亦一幸也。说到根本,他们都站在古今的连接点上 ,又在大众的一边,大众的土壤深,艺术之树就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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