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系列》高宗为政十五:上官仪伏诛与于志宁病逝

麟德元年即公元664年冬十月初六(庚辰),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言,要求朝廷对镇守百济的将士政策有所更改。当唐高宗李治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人去换防时,他又主动要求继续留下镇守海东。

当初,皇后武则天能屈能伸,也能忍辱负重地顺从唐高宗的意思,所以唐高宗力排众议立她为后。当武后得志后,专门作威作福。唐高宗想有所作为时,动不动就被武后限制,因此他不胜愤慨。有个叫敦行真的道士,出入宫廷禁中,曾为武后做些厌胜之类的巫术。宦官王伏胜告发了他。唐高宗非常愤怒,秘密召见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和他商议对策。上官仪因此建议道:“皇后专横任恣,全国百姓都不赞同。请陛下废了她。”唐高宗十分认同,当即命令上官仪起草诏书。

唐高宗身边侍从匆忙跑去密报武后,武后当即到唐高宗那里为自己申诉。诏书的草稿还在唐高宗那里,唐高宗羞涩退缩,也不忍心,因此重新跟当初一样对待武后。又怕武后怨恨愤怒,唐高宗便骗她说:“我最初并没这打算,都是上官仪教我的。”上官仪早先担任陈王谘议,和王伏胜一道事奉前太子李忠。武后于是让许敬宗诬告上官仪和王伏胜一道与李忠密谋篡逆。十二月十三(丙戌),上官仪被关进监狱,和他儿子上官庭芝以及王伏胜全被处死,家室也被籍没。

上官仪本是陕州陕县人。他父亲上官弘曾任隋朝江都宫副监,所以家在江都。隋炀帝大业末年,上官弘被将军陈棱所杀,上官仪那时年幼,藏匿了起来,才幸免遇难。因此他私自遁入沙门,钻研佛法释典,尤其精通《三论》,兼涉猎经史,很会写文章。贞观初年,杨仁恭担任都督,对他十分以礼相待。上官仪后来举进士。唐太宗听说他的名字,便召他来授为弘文馆直学士,经过累迁出任秘书郎。当时唐太宗很喜欢文章辞赋,总是请上官仪他看他的文稿,又经常让他作和。凡是朝廷举行宴会,上官仪总会参与。不久他又参预撰写《晋书》。书成后,他转为起居郎,加了级别,还赐给布帛。唐高宗即位后,他升迁秘书少监。龙朔二年(662),他加授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仍然兼任弘文馆学士。上官仪本来以词赋文彩自诩,还工于五言诗,喜欢绮错婉媚(即文辞华丽),并因此形成他独特的风格。上官仪显贵之后,当时很多文人都开始仿效他的文风体裁,时人称为上官体。上官仪也比较恃才仗势,所以被同时代人所嫉恨。

上官庭芝有个女儿(即上官婉儿),唐中宗时成为昭容,总是侍奉唐中宗起草制诰,因此鼓动唐中宗追赠上官仪为中书令、秦州都督、楚国公;追赠上官庭芝为黄门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唐中宗还令人以礼将他们改葬。这是后话。

十二月十五(戊子),唐高宗赐前太子李忠在流放地自尽。右相刘祥道因为和上官仪关系密切,被罢免了政事,改任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被流放的朝臣很多,都是因为平时和上官仪来往密切的缘故。

从此以后,唐高宗每次听政,武后总要垂帘坐在后头,政事无论大小,她都要参与。天下的大权,因此全归中宫,贬黜提拔、生杀予夺,也全由她决定,天子只不过拱手而已,朝廷内外都称武后为二圣。

同时,朝廷任命太子右中护兼检校(代理)西台侍郎乐彦玮和西台侍郎孙处约为同东西台三品。

这年冬天长安不下雪。

麟德二年即公元665年春正月二十四(丁卯),吐蕃派使者入朝参见,请求恢复和吐谷浑和亲,并请求得到赤水地让他们畜牧。唐高宗没答应。

二月初十(壬午),唐高宗的御驾离开京师前往东都,并于二月二十五(丁酉)抵达合璧宫。二月二十八(庚子,《旧唐书》作戊子,疑有误),唐高宗亲自过问雍、洛二州以及朝廷各司的囚犯。

唐高宗谈到隋炀帝时,跟侍臣们说:“炀帝拒谏而败亡,朕常引以为戒,虚心求谏。然而竟然没有什么人进谏,这是什么原因?”李世勣说:“陛下做的事无不尽善尽美,群臣没什么好谏。”

三月十二(甲寅),朝廷任命兼司戎太常伯永安郡公姜恪为同东西台三品。姜恪是姜宝谊的儿子。三月二十二(甲子),因为可能要到泰山封禅,朝廷暂停选拔官员。

三月二十九(辛未),东都的乾元殿落成。次日即闰三月初一(壬申),日食,唐高宗的御驾抵达东都。

这期间,疏勒和弓月部落引来吐蕃人入侵于阗。唐高宗下敕令派西州都督崔知辩和左武卫将军曹继叔带兵去救于阗。

夏四月初五(丙午),朝廷特赦桂、广、黔三都督府管辖下死罪以上的囚犯。四月二十五(丙寅),朝廷在邙山南面举行演习,唐高宗登上城北门楼观看。四月二十七(戊辰),朝廷任命左侍极嘉兴县子陆敦信为检校(代理)右相,停止了他代理大司成的职责;同时罢免了西台侍郎孙处约和太子右中护兼检校(代理)西台侍郎乐彦玮参知政事,即宰相职责。

秘阁郎中李淳风因为傅仁均的《戊寅历》推算天文和历法的误差逐渐增大,于是在刘焯的《皇级历》基础上加以增删,另外撰写了《麟德历》。五月二十(辛卯),朝廷颁布施行新历。同时,朝廷任命司空英国公李世勣,少师高阳郡公许敬宗,右相嘉兴县子陆敦信,左相钜鹿男窦德玄为检校(代理)封禅使。

六月,鄜州发大水,损坏了城邑。

秋七月十九(己丑),唐太宗弟弟兖州都督邓康王李元裕去世。

朝廷命令熊津都尉扶馀隆和新罗王金法敏释去旧日的怨仇。八月十三(壬子),双方在熊津城结盟。刘仁轨带着新罗、百济、耽罗、倭国的使者跨海西还,准备和唐高宗在泰山会合,参与岱宗的封禅。高丽也派太子高福男来参与封禅。

冬十月十五(癸丑),皇后上表称:“根据封禅原来的礼仪,祭皇地祗(即后土)时,由太后昭(太庙祭祀的昭穆排列,昭在左,穆在右)配,而让公卿执行祭祀事宜。这礼仪有所欠当。到那天,臣妾请求率领朝廷内外命妇奠献。”唐高宗下诏说:“封禅社首山时,以皇后为亚献(第二),越国太妃燕氏(唐高宗异母弟越王李贞母亲)为终献。”

十月二十(戊午),皇后正式请求封禅,司礼太常伯刘祥道也上疏请求封禅。十月二十四(壬戌),朝廷下诏:“封禅祭坛所设的上帝和后土神位,先前用的是藁秸和陶匏等;现应改用茵褥和罍爵(估计是青铜酒爵,相对于早先的陶制品)。其他各项郊祀也应以此为准。”又说:“自今以后,郊庙享宴时,文舞用《功成庆善之乐》,武舞用《神功破阵之乐》。”

同一天,朝廷任命带方州刺史刘仁轨为大司宪兼参知政事(入相)。

十月二十五(癸亥),高丽王高藏派他儿子高福男来上朝。

十月二十八(丙寅,其他史书作一天后的丁卯),唐高宗御驾离开东都。从驾的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过夜时的营寨帐幕满山遍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和乌长,各国的朝会使节,各自带领他们的部属扈从;他们的穹庐毳幕,牛羊驼马,一路都是。当时连年粮食丰收,米价每斗低至五钱,麦子和大豆价格低到都上不了市面。

十一月初八(丙子),御驾在原武过夜,并用二牲少牢去祭祀汉将纪信的墓,追赠他为骠骑大将军。十一月二十(戊子),御驾来到濮阳,太常伯窦德玄骑马随从。唐高宗问他:“濮阳称作帝丘,什么原因?”窦德玄答不上来。许敬宗自后跃马上前,答道:“从前颛顼(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五帝之一)住在这里,所以也叫帝丘。”唐高宗称赞了他。许敬宗退下后跟人说:“大臣不能不学无术。我见到窦德玄答不上来,心里实在为他羞愧。”窦德玄得知后说:“人各有能与不能,我不勉强回答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这就是我能的地方。”李世勣说:“许敬宗博学多识,当然很好。窦德玄的话也很有道理。”

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北齐、隋朝、唐朝都曾旌表他的门第。唐高宗经过寿张时,临幸他的宅第,问他能如此长久共居的原因,张公艺书写了一百多个“忍”字进献给唐高宗。唐高宗觉得很有道理,赐给他缣帛。

十一月二十二(庚寅),华州刺史燕国公于志宁去世。于志宁是雍州高陵人,北周太师燕文公于谨的曾孙。他父亲于宣道曾任隋朝内史舍人。于志宁在大业末年出任冠氏县长。当时崤山以东群盗并起,他只好弃官回归乡里。唐公李渊即将入关时,他率领一班随从在长春宫迎接。李渊因为他当时非常有名,所以对他十分礼遇,授他为银青光禄大夫。李世民担任渭北道行军元帅时,召他填补记室的空缺,与殷开山等人一道参赞军谋。李世民成为秦王和天策上将时,于志宁经累迁后出任天策府从事中郎,总是跟从秦王南征北战,并兼任文学馆学士。贞观三年(628),他经累迁升任中书侍郎。唐太宗曾请尊贵朝臣到内殿饮宴,因为没见到于志宁而感到奇怪。有人说:“敕令只召三品以上。于志宁不是三品,所以没来。”唐太宗特令他赴宴,当即加授他为散骑常侍,代行太子左庶子。他后来进封黎阳县公。

当时朝议要立七庙,以凉武昭王(李暠)为始祖。房玄龄等人都很赞成,只有于志宁独自认为,凉武昭王虽是远祖,但并非王业的成功跟他毫无关系,所以不能当作始祖。唐太宗又要封功臣为世袭刺史。于志宁觉得古今时代不同,这样做恐怕并非久安之道,因此上疏极力反对。唐太宗都赞同了于志宁的意见。唐太宗因此跟于志宁说:“古时候太子一出生,还抱在手里,就为他安置辅弼大臣。从前周成王很幼小时,周公和召公就成了他的师傅。他每天耳闻正道,习以成性。今天皇太子也很幼少,爱卿应当辅以正道,不要让歪门邪道侵蚀他的内心。你应当不懈其勉,胜任朕的委托。到时封赏自然不用说了。”于志宁因太子李承乾多次缺乏礼度,一心想加以匡救,便撰写了《谏苑》二十卷劝谕他。唐太宗非常高兴,赐给他黄金十斤、绢三百匹。贞观十四年,他兼任太子詹事,但翌年就因母亲病故丁忧解职。不久朝廷起复他的本官,但于志宁屡次上表请求完成他依礼的守丧期限。唐太宗派中书侍郎岑文本到他的宅第敦劝他说:“忠孝不能两全。朕的儿须人辅弼,爱卿应抑割自己的孝心,不能徇以私情。”于志宁只好回来就职。当时皇太子李承乾曾在农忙时节,大肆营造别墅密室,累月不止,所作所为也经常违法。于志宁上书谏道:

“臣听说提倡克俭节用,确实是弘扬正道的源泉;崇尚奢侈放纵,则是败坏道德的根本。所以凌云概日的高阁,遭致戎狄的讥笑;画栋雕梁的峻宇,《夏书》引以为戒。从前赵盾匡护晋国,吕望为师西周,或劝主上节省财力,或谏王室积累财富,莫不尽忠辅国,竭诚奉君,都想让辉煌的政绩流播于无穷,使英明的声誉散布于天下。他们制定的宽简政策,无不成为美谈。今天殿下居住的东宫,是隋朝时候营建的,看到的人还都嫌它过于奢侈,叹它太过华丽,怎想得到里面还在扩建,每天都在浪费钱财,不停地大兴土木,极尽刀斧之工和精磨之妙?况且民夫和工匠都是被籍没家室的官奴,近来对他们也没认真考察。这帮人要么兄长冒犯国章,要么小弟触犯王法。他们自由往来御苑,出入禁闱,身上带着钳凿,手里拿着槌杵。监门本来只是防止意外,宿卫也只是预备不虞,直长当然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千牛更见不到他们的行踪。爪牙在外,厮役在内,有司部门凭什么这么放心,臣下岂能不感到担忧?又有,郑、卫的音乐,古时候称作淫声。从前墨翟听说前面就是靡靡之音的朝歌,马上掉转车头回去;孔丘知道夷人要来夹谷盟会,当即挥剑痛斥齐侯。先圣都觉得不对的事,通贤也将认为是过失。近来听说东宫宫内,经常有鼓声和大乐,伎儿进去了就不肯出来。听到的人无不战战栗栗,提起的人也都胆战心惊。往年陛下给的口敕,还请殿下重新看看。圣旨殷勤,明诫恳切。关键在于殿下,不能不好好思量。至于微臣,不得不感到恐惧。臣自从侍奉殿下以来,已有些年头,犬马还懂得知恩,木石也能感恩,所有臣的一管之见,怎敢不肯尽言?如果殿下明鉴,体谅臣的一片丹诚,那么臣就有了生路;如果殿下指责臣忤逆旨意,那么臣就是个罪人。但是悦意迎合,臧孙把这比作疾病(见《左传》: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犯颜逆耳,《春秋》把那比作良药。还希望殿下停止工匠的劳作,取消民夫的劳役,杜绝郑、卫之音,斥退群小之辈。那么就三善(指臣事君,子事父,幼事长的三种道德规范)齐备,万国无事了。”

李承乾不听。他还在自己身边弄了很多宦官,于志宁再次上书谏道:

“臣听说尧称得上明察古事,主要的优点是能搜罗贤才;舜称得上耳聪目明,主要的长处是会除去恶人。开创朝代,施布良政,辨别四方,无不需要旌扬英贤,驱除不肖。治理乱世的根本,都在于此。何况阉宦之流,身体本就不全,还要控制东宫和皇上的宫闱,利用跟殿下亲近,树立自己的威权;依靠为朝廷传达,决定别人的祸福。从前易牙得到重用,齐国发生动乱;张让执掌权柄,汉室几乎倾亡。伊戾为诈,宋国深受其祸;赵高作奸,秦朝饱尝其弊。加上弘、石用事,京、贾则连首受诛;王、曹掌权,何、窦则接踵被戮。于是朝臣踮着脚跟做人,宰辅屏着气息上朝。迎合旨意拍马谄媚的,全家鸡犬升天;迕逆旨意正直敢言的,阖门祸及老少。到了高齐朝代,定都邺城,也饱受宦官的弊病。邓长颙位至侍中,陈德信爵隆开府。他们在外干预朝政,在内参与私宴。宗室成员还得靠他们的吹嘘,公卿重臣也得仰他们的鼻息。他们罪行超过山岳,却恶名不上刑书;他们功勋不及尘埃,却姓氏已刻钟鼎。他们富裕超过金穴,财富堪比铜山。所以齐国家家怨嗟,人人愤慨。骨鲠的人士,谏言不被听取;正直的大臣,劝谕必受喝斥。齐都的颠覆,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如果他们能任用忠直的大臣,斥退奸佞的人士,占据赵、魏之地,拥有漳、滏之兵,修养德操,施行仁政,那么区区的宇文周室怎敢窥觎他们的版图!防微杜渐,正是古人之所以能远离灾祸的原因;以大喻小,正是先哲之所以能吸取教训的道理。还希望殿下的正道超过重离(太阳,也指太子),仁德光耀守器(也指太子),遵循远古的宪章,修行祖先的著述,让良好的声誉和名声远扬天下。臣私下见到殿下身边的一色阉宦,根本不懂皇上的心意;有的轻忽高官,凌辱贵臣,于是品命失序,纲纪不立。他们还取笑通方之人,讥讽有识之士。然而他们在内宫本来的职责,只是在门外为朝廷各部通报传达,只能在阶闼供奉而已。今天他们却往来阁内,出入宫中,连路人看到都感到奇怪。还希望殿下亲近君子,屏黜小人;于上让陛下圣心满意,于下让朝臣不失所望。”

李承乾看了上书后很不高兴。李承乾曾随意驱使司驭寺的官吏,还不许他们轮班。他又私下请突厥的达哥支进入宫内。于志宁上书谏道:

“臣听说上天极高,日月增光它的仁德;明君至圣,辅佐赞助他的功勋。所以周成王升为储君,得到毛叔和郑毕公的匡护;汉惠帝成为太子,也得益于夏黄公和绮里季。姬旦鞭打儿子伯禽(间接训导周成王),贾生陈事主上文帝(贾谊多次进谏);他们都是殷勤于政事,恳诚于君主的正人君子。当年邓禹是东汉名臣,因而肩负开导太子的重任;疏受是西汉的宿望,为此成为辅导储君的高官。历代贤君,莫不注重教育太子的原因,正是因为他地位处于主上的后嗣,朝廷的副君。太子优秀,那么天下无不沾受他的恩惠;太子恶劣,那么海内全将遭受他的祸害。近来听说仆寺、司驭,直到驾士、兽医各个部门,自初春以来,直到晚夏,经常受到殿下的役使,还不许他们轮班。有的家有尊亲,因而导致缺乏温情;有的室有幼弱,因而导致无法抚养。春季的征役让人家耽误了耕垦,夏季的劳作又妨碍了人家的播殖。殿下做事缺乏爱心,恐怕因此招致嗟怨。况且突厥的达哥支等人,人面兽心,岂能以礼教和仁信期待他们?他们心里不知道忠孝,口里不辨别是非,亲近他们则有损于殿下的名声,宠幸他们则无益于殿下的盛德。请他们进入楼阁,人人都感到惊骇,哪里只是愚昧的微臣,独自觉得不安?臣下是殿下的股肱,殿下是臣下的君父,君父以存抚为本务,股肱以匡救为职责。所以苦口之药用以保存自身,逆耳之言用以安稳高位。古人树立诽谤之木,寻求自己的过失;悬挂敢谏之鼓,思考自身的过错。因此从谏如流的君主,皇运都会昌盛;刚愎拒谏的帝王,洪业无不坠落。”

李承乾勃然大怒,暗中派刺客张师政和纥干承基去暗杀他。他俩潜入他的府第,见到于志宁睡在服丧的小茅庐里,最终不忍心下手。当李承乾失败被废时,朝廷立案调查,结果发现了于志宁苦口婆心劝谏的事。唐太宗跟于志宁说:“朕知道于公多次规谏,这些事是无法隐瞒的。”因此对于志宁深加勉励和慰劳。右庶子令狐德棻等因为没有谏书,都受到贬责。当李治成为皇太子后,唐太宗又授任于志宁为太子左庶子。他没多久又升迁侍中。永徽元年(650),他加授光禄大夫,进封燕国公,并于翌年监修国史。当时洛阳人李弘泰因为诬告太尉长孙无忌,朝廷下诏不用等到秋季,立即将他斩决。于志宁上疏谏道:

“陛下爱惜功臣,恩待外戚,所以看到长孙无忌横遭诬告,事情又都是无中生有,所以想立即杀了诬告之人,明确赏罚,一方面用以杜绝诬告之路,另一方面也可以安慰勋戚之心。如果所告是真实的,那么长孙无忌便有家破人亡的大罪。如今所告是妄为,所以李弘泰应当及时处斩。真要犯了所告的罪,那是等同篡逆;而诬告之类的罪,罪仅及身而不株连家人。根据罪行的大小,李弘泰明明并非叛逆,如果要依据法律,应当等到秋分行刑。现在正值阳和季节,万物生育,而破例施行刑罚。这算是伤了春天的和气。臣私下引用《左传》声子的说法:‘赏以春夏,刑以秋冬。’这是顺应天时。又有,《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无杀孩虫。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还有,根据《汉书》,董仲舒曾说:‘王者想有所作为,应当从天道寻求开端。天道的关键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阳常居大夏,而以生长养育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可见,天道重德而不重刑。’陛下继承大统,登上御极,应当追寻连、胥的绝轨,重蹈轩、顼的良规;举动应当顺应天时,刑罚必须依据律令。这样阴阳才会顺序,景宿不会偏差,天气也会风调雨顺,水灾旱灾也将消失。现在正是音声和谐,青阳应期的时节,正当万物生长的时辰,真不该在这时下达肃杀的命令。还希望陛下暂时收回圣命,体察古人的言语。臣的谏言如果承蒙陛下垂纳,那么生灵将无比幸运。”

上疏奏了后,唐高宗听从了。当时,衡山公主想出嫁给长孙氏,朝议认为那时已经公除(朝廷解除服丧),婚嫁符合礼仪。于志宁上疏反对说:

“臣听说明君驾驭海内,应当等待直言献替的臣属;圣主君临天下,必须依靠可以托付的僚佐。所以尧寻访四岳,天下无不景仰王化;舜任用五臣,海内全都普受懿德。左面有记言的史臣,右边有记事的史官,事情不论大小全被书写,行为不管善恶,一律记载。史书记录了为政的教训,也记载了人伦的褒贬,成为万古的规范,作为千载的借鉴。近来见到衡山公主出嫁,想在今年秋季举行婚礼。臣私下研究了《礼记》,有这样的话:‘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根据郑玄的注释:‘有故,谓遭丧也。’所以臣知道服丧必须三年。《春秋》说:‘鲁庄公如齐纳币。’杜预注释说:‘母丧未再期而图婚,二传不讥失礼,明故也。’这些都是史书具体记载的,是非一目了然。陛下可以自己决断,不必再等到向臣下询问。朝廷有人议论说:‘准制,公除之后,须并从吉。’这是汉文帝为天下百姓考虑而创制的礼仪。至于公主,服的是最重的斩縗。即使服丧可以跟随惯例公除,但感情却不能跟随惯例改变。悲伤在内心,却照样成婚,这不但违背礼经,在人情上也说不过去。还希望陛下既然继承了宝位,君临万方,理应继承伏羲和轩辕的美德,看齐成汤和大禹的仁义,弘扬仁孝的时光,敦崇名教的春秋。这事办起来即使痛苦困难,也必须压抑而遵守礼法,何况其实十分容易,为什么要违背礼法而受到讥讽?这道理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并非只是愚臣的说法。还希望陛下遵从高宗(指唐高祖,唐高宗死后才有高宗的庙号)良好的轨道,依照孝文(估计指非常重礼的魏孝文帝)的权制,这样国家在礼法上就没有亏欠,公主在情礼上也说得过去。”

唐高宗于是下诏,让公主等到三年服丧完毕后再成婚。同年,于志宁拜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三年,他以本官兼任太子少师。显庆元年(656),他升任太子太傅。于志宁曾与右仆射张行成和中书令高季辅都得到朝廷赐地。于志宁上奏说:“臣居住在关内,世代袭取荣禄,魏周以来,基业从未间断。张行成他们刚开始营建庄宅,田园很少,而臣却有多余,所以臣请求私下相让。”唐高宗很嘉许他的美意,便将赐给他的地分赐给张行成和高季辅。显庆四年,他上表请求致仕(退休),朝廷听任他解除尚书左仆射的职位,拜他为太子太师,仍然兼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唐高宗将要废黜王皇后为庶人时,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执意不从,而李世勣和许敬宗私下鼓励唐高宗这么做,只有于志宁没说话。当许敬宗构织长孙无忌的诏狱时,趁机诬陷于志宁和长孙无忌朋党,他因此免职,不久被贬为荣州刺史。麟德元年(664),经过多次调职后他出任华州刺史,但因年老请求致仕,朝廷也答应了。这年,于志宁在家病逝,终年七十八岁。朝廷追赠他为幽州都督,谥号定。

于志宁喜爱宾客,引见接待,热情不倦,后进的文笔士人,无不受到他的影响,很多人也都依附于他。然而他不能有所荐举,所以舆论因此对他有些非议。他先后参与撰写了格式律令、《五经义疏》,以及修礼和修史,并因此得到不可胜计的赏赐。他留下文集二十卷。

十二月初九(丙午),唐高宗的御驾来到齐州,逗留了十日。十二月十九(丙辰),他离开灵岩顿,到了泰山下,有司部门在山南修筑圆坛,在山上修筑登封坛,并在社首山上修筑降禅方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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