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嘉:冬天的饶力河 ——北大荒支边生活
冬天的饶力河
——北大荒支边生活
口述:吴泽佐 记录整理:吴 嘉
吴泽佐支边时北大荒留影
我从北京到北大荒是1965年9月2号,是跟随支边青年去的,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给我们送的行,那年我17岁。火车坐了四天四夜才到了853。853农场是老铁道兵1956年开始建设的,那个地方一开始很荒凉,我们一下火车满脚泥泞,天气还可以。
当天晚上,我们睡在农场的汽车修配厂,打地铺住了一晚上。去的时候很多人夹道欢迎我们。后来分配我们去分场学习,听老铁道兵介绍他们是怎么建设北大荒燕窝岛,讲一讲建场史。当时的人很苦。4月份刚开春的时候,水面还有一指厚的冰层,下面都是淤泥,俗称大酱缸,机车根本都进不去,只能趁还没有完全解冻的时候上去。人踩在上面就跟踩到海面上似的,噗哧噗哧地晃。
吴泽佐(左)在北大荒支边时与战友合影于农场修理厂
荒地的蚊子小咬特别多,两只手得不停地打。我们开始都排着队走,边走边打。在沼泽地上走了将近三个小时,才走到了分场的点儿。一个分场有七个生产队,有五六万亩地。我们到的时候,正好是掰苞谷的地方。当时也没有机器,就是人工,掰了往背后的筐里装。当筐里装得快满了,就低头倒在地上一堆。就这样我们边学习边劳动,大约20天后把我们分配到各个生产队。
我那个生产队是最艰苦的,离分场最远,有8公里路。当时也没有车,要去分场的话就得走路,走过去不到两个小时。当时也不觉得苦,干活还是很努力的。
当时我下生产队的时候我们队都是茅草房子,洗脸、漱口都在公路边。那是一条运粮的公路,路上都是泥巴,泥巴粘在鞋上都走不动路,一甩腿,就会掉下一大坨,大约有七八斤,走一路甩一路。茅草房子很低,没有礼貌都进不去,进门都得低着头钻进去。连门都谈不上,就拿块布挡着,屋里有炕。
每天就是干农活,到了秋天就收大豆、苞谷。大豆靠人工收割,我一天也就能割三四亩地,割了放在旁边排成一行。等天冷了之后,用牵引的康拜因,拖拉机在前面拉,康拜因在后面拾起来脱完粒,送到粮仓里面。粮仓满之后,拖拉机拉着车斗过来,把粮食装走。拉到大队晒场集中,然后扬场,清选干净,再过秤。每一个麻袋装90公斤,麻袋口用针缝上。几个人一起抬高了,另一个人钻在底下扛着送上车,最后一起上交到粮库。
那时候年轻有力气,也不知道累。我的力气算大的,在我们队没有一个人能跟我比。老职工和铁道兵跟我比掰手腕,都不行,我自己也觉得自己还行。
秋天要割草盖房顶。茅草也叫羊草,有半人多高。房顶先铺上檩条,再抹上一层泥,然后把羊草像蓑衣似的一层一层地铺在房顶上,房子就不冷了,不漏了。
吴泽佐妻子北大荒留影
每年快春节的时候,每个队派四五个人去支援打鱼队,打完鱼分给每家。冬天的饶力河有的是鱼,河道拐弯处水比较深,冰有50多公分厚。我们顺着河道打冰眼,然后把网顺着冰眼放到冰层下面,跟穿针一样。有一根引线叫做水线绳,把一根竹竿先穿到眼里,每到一个冰眼,前面有一个管方向的毛钩后面带的是网绳。就这样一个眼一个眼地穿过去。围着河道鱼窝子转一圈,大约有一百多米。下到冰层下的网通过水线绳拖到出网口拉上来,里面什么鱼都有,黑鱼、狗鱼、鲫鱼、鲤鱼,一网上来有一万多斤。
打冰眼的时候,帽子大衣都扔一边,见到有鱼都不怕冷了。水线绳开始只有小拇指粗,从水中拉出来后,绳子都变成了冰条,越来越粗。拉上来的鱼堆在河道里,等着生产队的马车、马爬犁拉回去。
回去之后把鱼鳞刮了,鱼胆取出来后,放到锅里,就放一点盐,油也没有,能有几个辣椒就很不错了。可是鱼煮熟之后锅里全是油。冬天的鱼没什么活动,所以长得特别肥。我把打上来的一条鲫鱼称了称,是3斤7两,一顿就吃这一条鱼就饱了。几顿饭老吃鱼也上火,解手都解出不来。
后来老打鱼工告诉我,打了冰眼之后要喝冰水。也不记得冷不冷了,打冰眼是力气活,用的工具冰凿有十六七斤,很累。打一个冰眼就趴下去喝一口冰水。冰眼有六七十公分深,打下去之后水就冒上来,我们就喝一口。过了几天,就能解手了,这个办法还行。
吴泽佐次子吴迪在北大荒农场
想想还是挺苦的。能打到鱼的时候很高兴,打不到鱼就麻烦了。网有时候被水里面的草或石头给挂住了,还得想办法把网取出来,要不然冻在冰层里就报废了。那时候就觉得冷啊,人都变形了,也是苦中有乐。
冬天我不爱睡热炕,爱睡在稍微凉快点儿的地方。因为煮鱼的时候,把炕也烧烫了,最外侧还凉快一些。我也比较抗冻,别人都喜欢炕头暖和,我还行,没事儿。
过春节的时候,队里的职工都分了鱼。春节那天,大家都互相串门拜年,每家坐一会儿,聊会儿天,吃点瓜子儿,水果糖都很少有。老职工抽叶子烟,我不抽烟,屋里呛得受不了。就这样,每家都走一走,互相拜拜年,很和谐的。
到了春天,开始整地播种。那时候我还没上机车,在干农工。4月20号,地刚开始开化。三台播种机十米零八宽,播种小麦。当地有一句谚语:播在冰上,收在火上。我当时站在播种机上,看着疏堵机是不是堵了,两个人站一台机器,一边上种,一边看着别堵了。
5月份,派我去总厂支援施工队,到瓦厂人工打水泥瓦。让我养生,就是把脱模的瓦放到木头箱子里。然后两个人抬到水池子里泡三天左右,再捞出来。二百多斤的份量把我的肩压得黑了肿了,后来磨出了茧子。用这些瓦盖房子,因为铺草的房顶还是会漏水。
回去以后,生产队开会,要选人上机务,也就是开车。我因为干活很卖力,不怕累、不怕脏,被选上了,去开拖拉机。我的车长是个贵州人,叫窦德富,满脸胡子,很能干。那时候一个车上有六个人,一个车长两个驾驶员,每人再带一个徒弟。大家都觉得上车多好呀,心里特别高兴。
我先是当农机助手,车上有司机,我坐在车前面的大犁上,如果在开荒过程中,犁被草给缠上了,我们就得把草给扯出来,有时一扯一大堆。有时还得拿撬棍把障碍给撬开,车才能再走。那时候开荒还允许烧荒,就是把干草给烧掉。烟特别呛人,脸都熏黑了,根本睁不开眼睛,还得不停地打蚊子。一天下来,就只能看到两个眼珠子了,头上身上都是土。
到了晚上,我坐在犁上,身后五六米,就有狼跟着。一开始当助手就得吃苦坐在外面,看到狼的眼睛都是蓝的。地里的老鼠洞特别多,开荒的时候拖拉机一过,就把老鼠给吓出来了,狼就跟在车后面吃老鼠,但是没有听说狼咬过人。
白天的时候海鸥特别多,它们围着我们刚刚翻开的地捡虫子、蚯蚓吃。翻地的时候有时候还能碰到野鸡,能捡到野鸡蛋、野鸭蛋,也是一种乐趣。因为开荒的都是沼泽地,还碰到过仙鹤,我们管它叫长脖子老等。它在矮树上铺的窝,一个人躺在上面都行。我捡了六个老等蛋,个头和鹅蛋差不多,回去煮了吃了,味道有点腥。野鸡蛋比较好吃。开荒的时候还有狍子、马鹿。那时候的人下夹子夹狼,把狼皮送到分厂奖励20块钱。狼肉可以吃掉,狼肉味道还可以,好吃。
那时候也不缺粮,一个月生活费有七块钱。一个馒头半斤重,我最多的时候能一次吃3个。衣服脏了没人洗,得自己洗。弄得跟叫花子似的,脏得很。我也没办法,因为修车呀,身上都是油,还要给车还有农具保养上油,下班之前都要把车保养好,等着下一班来换班。我们是三班倒,干一天休息一天,有夜班有白班,反正没有干净的时候。
我们每天都在地里吃饭,那遭罪呀。就在地上找点蒿子杆儿或者柳条弄一弄当筷子,车上太热,找个稍微阴凉的地方吃。那时候有专门给机车上送饭的,肉包子做得还挺好。刚开始的时候不行,馒头都粘嘴。因为是春小麦做的,生长期短,不像冬小麦。有时候会打牙祭,杀一头淘汰猪,就会有肉送来,挺好吃的。有时候有淘汰马死了,马肉我们也吃。那时候的肉没有什么调料,就放一点盐。油用的是当地的豆油。豆腐也有,青菜有时候吃不到。冬天的时候就吃冻萝卜,跟猪食似的。什么苦都吃过。
我开的车是东方红54,洛阳出的。后来我又开了新车,当了车长,开的是东风75。再后来又开了东方红60,那是工程车,最好的车了。有时候开车到很远的地方去干活,离生产队也有七八公里。
新川还和我骑车去了打鱼队,还有新斌和露露也来过。当时也没什么吃的,我就杀了一只鹅,大鹅炖海带,还挺香的。鸡蛋有的是,在北大荒,我们自己养鸡养鹅。
冬天我们就上山伐木,给各家当烧火柴。我是开着拖拉机拉着爬犁,整棵的木头就放在爬犁上。那时候也不懂环保,到山上找到方便的树,两个人拉大锯,下面锯几锯,再往上挪五公分接着锯。树快倒的时候,为了安全就得喊:“上山倒喽!”其实挺危险的。因为山上的树比较密,弄不好倒的时候就会挂在别的树上,摘挂时候很危险。因为跑的方向不对也有被砸死的,还有时候树倒下去又弹回来伤人的。
在北大荒,我也被锻炼好了。一次在地里的时候,机车缸桶的注水圈坏了,排气管往上冒水。我就一个人,没有办法,躺在地上把油底壳卸下来。因为这时候的油里有水了不行了,得换机油。于是回到生产队拿机油,还得换注水圈,来回都得走。自己拆了自己装,锻炼得都会修了。
我还开车在山上推石子修路。前些年回去,看到自己修的路还在用,很自豪。两条路有150米长。那时候边修路边送石料,用来修晒场。最早都是土晒场,下雨就不行了。现在要修成半圆形像鱼鳍,下雨的时候水都流走了,出太阳的时候就可以晒粮食。粮食晒干完了清选,再用扬场机扬场后,就可以上交了。
1986、1987年开始改革,让我们包地,一个人包120亩地,我们家两个人就是240亩地,也不开车了,自己单干。后来商量着,自己买车吧。于是买了一个很旧很老的拖拉机,是淘汰的东方红54,因为这个车比较省油。买车花了一两千块钱。我到总厂的修配厂废料堆里去找能用的配件,按废品的价论公斤买回来。我还买了农具,把拖拉机又改成了有悬挂、推土机。我能开荒、能推土、能修路、能排水,所以那几年挣了一点钱。那时候我算七级工。
回北京退休安度晚年的吴泽佐在整理北大荒时期的信件和资料
回北京之后,有了这点钱,我们租房不到一年就买了农民的房,五间房大约三分地,花了两万七千元,后来生活就慢慢好起来了。
也亏得大哥帮了我们。他给大兴的一家公司打官司打赢了也不收费,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叫张家亮,他主动问大哥有什么困难吗?大哥说:“我有个兄弟在北大荒没回来。”这个总经理就说:“好办,我们开个调令。”
于是,1990年我们全家回了北京。这年,我女儿17岁。
在北大荒呆了二十五年,得感谢邓小平的政策好,我们才能全家回来。
1996年我就退休。
本文作者吴嘉(左)与友人交谈
作者简介:
吴嘉,吴泽佐之女,在北大荒出生的知青二代,1990年17岁时随父母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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