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简·奥斯丁了解不多，第一次看到《简·奥斯丁的谋略》一书时，吸引我的其实是该书的作者，韩裔美籍博弈论学者崔硕庸（Chwe Suk-Young）。十五年前在巴塞罗那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当时高级微观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授课老师叫托尼，来自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小国安道尔，就是那个只有3万人口，但是在微信上有几百万“居民”的安道尔。托尼当时在网络博弈论领域已做出了杰出贡献，当上了几个顶级期刊的副主编或者编委，还挂名兼任安道尔驻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大使。他一向不谈及当下学界，却有一次破例提到崔硕庸这个名字，曾怀着赞叹甚至一丝崇敬的意思评价崔硕庸关于“共同知识”和社会网络的研究，说他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国际顶级期刊上都发表了相关论文。没有过很久，崔硕庸受他邀请来进行学术报告，有了托尼的预报和广告，我们一众博士生纷纷去参加。讲台上一个看着有些腼腆的韩国男子，没有韩国人常有的口音。即使有口音也无所谓，因为我们这些学生早已经历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各种腔调的英语洗礼。讲座内容我已经全忘了，当时也没有和他交流。这是因为，崔硕庸当时的简历看着并不很成功。他本科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于1992年在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导师是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迈尔森（Roger Myerson），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当助理教授。他虽然在“非升即走”的“常任轨”（tenure-track）尾巴上连续在《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发表了论文，但是经济学以外学科的顶刊发表，显然不足以让他留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此后他一路辗转，给我们讲座的时候已经四十出头，博士毕业十五年，换了四个学校，甚至还从经济系到了政治学系，却还是副教授，文章数量少，发表慢。在我们这些“势利”的博士生眼里，这简直是不务正业蹉跎人生的典型，不知比他小五岁的托尼为啥还这样赞赏他。虽然托尼成了我的导师，但是我并没有来得及向他提出自己的疑惑。这个问题也永远没有答案了，这年冬天托尼就在一场流行性腮腺炎中猝然去世，享年37岁。后来巴塞罗那的高校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奖项，颁给在社会网络和社会互动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两年一届，第一位获奖者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在十年之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久之后，我就买了崔硕庸的著作《理性的仪式：文化，协调和共同知识》（Rational Ritual: Culture, Coordination, and Common Knowledge），读后对于崔硕庸的研究大为惊叹，觉得这真是一个妙人。他从构建博弈参与者的“共同知识”，实现协作的角度，解析了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文化现象，比如什么样的商家要去“超级碗”之夜做广告等等，令人大开眼界。书的篇幅并不长，据说已经出了第二版。依我看来，眼前这部《简·奥斯丁的谋略》面向着三个不同群体的读者。首先，崔教授面向普通公众，试图重述博弈论的“道统”。因此，如果读者只是想看看如何用博弈论合理化简·奥斯丁小说的故事情节，或者是想通过本书学习博弈论，那么多半会有些失望。博弈论的“道统”是什么？我们立刻会想到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然后就是约翰·纳什、罗伯特·奥曼、莱茵哈德·泽尔滕、罗伊德·沙普利、约翰·海萨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名字。总而言之，在普通公众看来，这是人类顶级智识精英们的数学游戏。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我十年前去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入境纽约接受检查时，坐在玻璃后面的一位移民局工作人员询问我为何来美。我递给他会议邀请函，他看着邀请函问道：“博弈论，什么游戏？电子游戏吗？（Game Theory, which game? Video game?）”。这一问惊醒了正被时差折磨得昏昏欲睡的我，我赶紧解释，拉大旗作虎皮地举出了以约翰·纳什为原型的电影《美丽心灵》。对方似乎有所领悟，然后把我当成了很聪明的数学家（其实我不是），在护照上盖章放行了。所以，博弈论在普通人看来高不可攀，心生畏惧和崇敬，虽然看不懂，但是似乎很厉害的样子。通常对待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有三种态度：好奇而去学习；完全置之不理；激烈反对和批评。博弈论在美国可能就遇到了很多第三种态度。因此，《简·奥斯丁的谋略》第41页开始，用一节篇幅回应了对博弈论的批评。其中有一种批评值得一提，因为它不是针对博弈论的假设或者逻辑，而是针对博弈论的起源和发展。这种批评强调“博弈论起源于美国与苏联冷战早期，美国空军于1946年建立兰德公司的时候”。这实际上也是博弈论真实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环节。在20世纪50、60年代，博弈论在西方国家一方面多是由数学家们进行研究，一方面其主要应用正是在军事方面，比如核威慑战略问题、美苏裁军问题等。兰德公司正是很多当时一流的博弈论研究的赞助者。其他批评则包括：博弈论里的博弈参与者太讲理性，不受社会道德规范的影响，不受社会或文化背景影响；博弈论在合理化资本主义；博弈论在为政治趋势服务；博弈论过于“男性化”等。崔教授试图重新塑造博弈论的源流，讲述一部“民间博弈论”给美国普通公众听。实际上，如同本书后记所述，原本作者青睐的书名就是“民间博弈论”。崔硕庸出生在美国南方的亚拉巴马州，现居住在加利福尼亚。他的目标读者，不仅仅是奥斯丁的忠实粉丝，也不仅仅是试图从生活或者文学例子中学习一些博弈论知识的普通人，而是经历了近些年的公民权利、女性权利、同性恋权利等各种社会思潮和运动洗礼，居住在美国东西海岸（也就是大选中支持民主党的蓝州）的年轻人。本书导论中“为了正确理解博弈论多样化、抗争性的历史根源，我们需要认识到奥斯丁在博弈论史上的地位”正是开宗明义，体现了作者重述博弈论“道统”的雄心。此书试图把简·奥斯丁塑造为一位深思熟虑的博弈论学者，从她的小说里勾勒出博弈论思想，从而回应对于博弈论的种种批评，让博弈论的“道统”脱离数学界、脱离军方，脱离一切使其“政治不正确”的特征，使当代美国社会公众愿意接受博弈论。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崔硕庸在展开对于简·奥斯丁小说的分析之前，坚持用整整一章“民间故事和民权运动”分析了黑人民间故事中的策略思维，以及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中体现的策略思维。他还在短短的第4章里分析了一个黑人民间寓言故事《弗洛茜和狐狸》，阐述了弱者如何采用博弈策略反抗强者。简·奥斯丁，200年前的一位女性作家，对于重述博弈论的“道统”而言，她的六部小说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材料。博弈论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考虑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注于单个个体的选择。策略思维（奥斯丁用“洞察”一词指代）是博弈论的核心概念。在作者眼中，简·奥斯丁的小说“系统探讨了博弈论的核心思想”。之所以用“探讨”（explore）而不是“应用”或者“体现”，正是因为在作者眼里，简·奥斯丁在自觉地使用具有原创性的博弈论思想，安排人物之间的策略性互动，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实际上，本书的英文原书名正是：“简·奥斯丁，博弈论学者”（Jane Austen, Game Theorist）在奥斯丁的时代，“女人是男人的附庸”，小说中的女主角们主要忙于选择自己的结婚对象。在作者看来，女主人公们摆脱当时各种社会规范（例如社会责任，社会期望等）的束缚，自觉运用策略思维谋取自身的幸福，体现了弱者对于主流社会秩序的反抗，说明博弈论是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意义上“弱者的武器”。因此，一位对博弈论本身抱有怀疑甚至误解的普通读者，通过阅读《简·奥斯丁的谋略》，想必对于博弈论的看法会有所改观。本书面向的第二个群体是奥斯丁的忠实读者，这体现在作者对于奥斯丁小说中主人公自身成长的关注上。所谓“运用策略思维”，就是在做出行动时自觉地考虑行动对于他人的影响，以及他人会如何应对，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换位思考”。当一个人可以娴熟地换位思考，以此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我们可以这个人“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