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回忆录：东游记（十九）

在国际剧场义演

七月十二日，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与朝日新闻社联合举办了救济日本广岛原子弹受难者及战争中的孤儿的义演。同时也为了照顾一般观众能看到戏，租用了日本最大的国际剧场（我们曾经在这里看过少女歌舞团的表演，其中一部分是日本的民间传统舞蹈，另一部分是美国式的芭蕾），剧场有四千几百个座位。票价也减低了，中国京剧团在东京歌舞伎剧座演出时，最高票价为日币一千八百元，义演时为了照顾一般观众减了票价，并且分几个地方预售戏票，以免排班拥挤。那天日夜演两场，主要演员全体登台。日场戏码是：《闹天宫》（李少春）、《秋江》（侯玉兰、孙盛武）、《霸王别姬》（袁世海、梅兰芳）。夜场是：《除三害》（李和曾、袁世海）、《三岔口》（李少春、谷春章）、《拾玉镯》（江新蓉、江世玉）、《雁荡山》（王鸣仲）、《醉酒》（梅兰芳）。两场的观众共约一万一千多人，有座位的九千人，还有两千多人是站着看的（中国古典戏剧在国外演出时，不仅日本的观众买站票，而且在伦敦、巴黎等地方都有很多人买过站票）。据日本朋友告诉我说，那天黑票的最高价是一万五千元（合人民币一百多元）一张。

演出时，演员们都加倍卖力，观众也特别兴奋，每一出戏演毕，观众热烈鼓掌，武戏尤其受欢迎。这里的观众和歌舞伎剧座的观众略有不同，歌舞伎剧座在银座，是东京最豪华的街市，国际剧场的位置虽然也在商业区，但是比较大众化，所以观众的成分也更广泛。每场演完，都有日本朋友代表原子弹受难者的家属和战争中的孤儿向我们献花道谢。

夜间我演毕《醉酒》，正在卸装的时候，有人进来对我说，野坂参三先生和夫人到后台来看我，已经在外面等候了许久。我赶快穿好衣服，出来和他们两位见面。中国访日京剧团的全体团员以热烈无比的掌声欢迎野坂先生，我祝贺他最近在议会当选为本届议员。野坂先生首先向我们致谢这次义演的热忱，我们一起照了相。临别时，他说：“你回到中国见着毛主席、周总理，代我致意，请你告诉他们，我的身体很好。”

话别酒会上的两心交流

七月十六日的下午，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在东京帝国饭店招待日本各界名流和侨胞，举行了隆重的话别酒会。

我们一共发出九百多份请柬，那天所请的客人差不多全都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客人陆续莅临。我和欧阳老站在大厅入口处迎候，和每一位来宾握手寒暄。代表团音乐组的同志们事先把京剧里在庆贺筵宴中常用的曲牌中《锦庭乐》《万年欢》《柳摇金》等录了音，在会场上放送，以娱嘉宾。代表团的每个团员都殷勤地招待客人，三三五五，亲切谈话，有的举杯立谈，有的围坐在小圆桌上促膝谈心，有的交换通讯地址，因为翻译同志不够分配，有些人就用中文笔谈，也有把心里的话写成诗句送给对方作为临别赠言的，还有互换领带作为纪念的。中国演员和日本演员以及两个月来朝夕在一起工作的舞台工作人员们更表现出难分难舍的样子，他们拿手绢擦着眼泪，哽咽地互相问话：“你们什么时候到中国来？我到车站欢迎你。”“你什么时候再到日本来？我真舍不得离开你！”这天虽然我们预备了丰盛的饮馔，每一张长桌上都放着日本的名产龙虾，帝国饭店的大师傅还特别预备了中国式的点心和小吃，但是宾主们为了争取时间来倾诉惜别的心情，对着美酒佳肴就顾不得饱尝细酌了。

六点钟的时候，客人到齐了，我们在大厅当中安放一个圆形的木台，我站在台上向来宾致词。我那天说话的时候，心里非常激动。我的老实平凡的语言获得了全场的称赞，几乎每一段话都有热烈的掌声，有时候话还没说完掌声就从四周起来了。我感到光荣，而这种光荣的来源，乃是新中国今天的成就，这也是我和我们代表团的全体同志都能了解的。苏琦同志替我当翻译，她一口流利的东京话讲得分外出色。会后她对我说：“这次到日本来，我给您作了不少次的翻译，今天您的话最受欢迎，不但感动了来宾，连我也觉得一阵阵的心酸，想要哭。”我说：“还是你的道地的东京话能够把这种两心交流的深厚感情表达出来。”下面就是在酒会上致词的全文：

各位先生、亲爱的朋友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访日京剧代表团承朝日新闻社的邀请来到日本以后，在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几个大城市进行了访问演出，现在已经圆满闭幕了。我们来到日本之后，在生活中和演出中受到主人无微不至的招待和大力的帮助，并且受到欢迎委员会诸位先生的热情接待，这次日本文艺界、产业界、新闻界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关怀和鼓舞。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同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我们的演出过程当中，得到歌舞位剧座市川猿之助先生派来的许多位朋友，还有俳优座、前进座派来的朋友们的帮助，他们都以忘我的劳动，自始至终、日以继夜地参加工作。

还有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各地的前后台全体工作人员，为我们的演出都尽了很大的努力。

此外，在前后台帮忙的，还有各界朋友们和各学校的男女学生们。

还有我们的侨胞们，发挥了高度的爱祖国的热情，对我们代表团表示深切的关怀，他们也和劳而忘倦的日本的朋友们一样，用积极行动给予了我们有力的支持。还有负责警卫的朋友们，在我们所到的地方，都为我们布置得非常周到。就是旅馆里负责招待的朋友们，为我们准备伙食的大师傅们以及交通方面负责的朋友们，都直接间接为我们的演出尽了力量。

我们这次演出得以顺利完成，是和以上所说的许多的朋友们的帮助分不开的，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角度来帮助我们，合起来就成了一个整体，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我们受到了日本各界盛情的招待。我们作为一个外国的演出团体，特别受到了日本国会的招待。我们所到的地方，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这表现的是什么？这就是中国、日本两国人民友谊的具体表现，而且很显然，这种友谊在今天无论从哪方面看，已经有着很大的发展，这种友谊不是泛泛的，而是真诚的，是深厚的，是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我好几次听见日本朋友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心已经在交流，这就是有力的证明。

我们这次除了演出以外，还游览了日本的许多名胜古迹，还到许多地方参观过，观摩了日本优秀的古典民族艺术，并且和艺术界、学术界的朋友进行了多次的座谈。我们深深感到日本是一个美丽的可爱的国家，它有悠久而优良的文化传统。日本人民是勤劳、勇敢、富于智慧、富于艺术才能、尊重友谊、有崇高的爱国精神的人民。有很多地方我们应当向日本人民学习，我们彼此之间也可以互相学习。

去年以市川猿之助先生为首的歌舞伎剧座访问了中国，今年我们又带了中国人民的古典戏剧艺术来到日本，事实证明，这种艺术上的交往，对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今后，这样的交往必定会一天天增多，一天天加强，这需要我们大家来继续努力！

现在我们在贵国的演出已经结束了，就要动身回国去了，今天在这里以无限惜别的心情和各位见面。各位对我们的深情厚意，我们是很难用言语来表示感谢的。我们只希望和各位经常有见面的机会，但是，我们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到日本的时候，不必从北到南，再从南到北，而是极容易、极便利、极迅速地来到日本。要知道，我们两个国家的地理也和两国人民的心一样是很近的，不是很远的。我们回国以后，一定珍重地把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传达给全中国人民！

最后，祝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合作更加巩固，祝各位先生身体健康！

我的话刚讲完，一位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和我订交三十几年的老教授盐谷温先生手里拿着一开诗册，站到小台上来，朗诵他赠我的一首绝句：“舞台生活四十年，大器晚成志愈坚，积善何唯余庆在，师恩友爱又兼全。”诗后还有跋语是：“梅先生见惠其著舞台生活有感，赋呈粲正，节山学人时年七十九。”

日本朋友当筵朗诵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盐谷老先生不但声调铿锵，韵味绕梁，还有功架身段，他的手、眼、身、步、口都准确有力，好像是一种击剑的样子。在我旁边的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这是武士道舞剑的姿势，日本学者都讲究这种功夫。这一首诗连唱带做，占去了十几分钟，老先生的腰、腿非常有劲，有时候拉一个架子，停留一分钟以上，连我们团里的武行同志看了都不住点头，真是老当益壮，令人佩服。

我这次初到东京时，就打听青木正儿先生的近况。欧阳老对我说，我们在京都可能同他见面，但在京都并没有见到他。在大阪演出时，有一位爱好戏曲的朋友送来一本册页请我题字，我看见册页的前面有一开青木先生写的元人杂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曲文一节，书法苍劲古茂，有宋人的气息，更增加了我对他的向往之情。在话别酒会上，我和东大教授仓石武四郎先生谈起青木先生，他告诉我说：“青木先生现在担任山口大学的教授，就在那里居住，最近大概是因为年老，体力不胜长途跋涉，所以没有来看戏，否则像这样的盛会，他一定来参加的。”我说：“这位老先生对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是有卓越的成就的，到今天我们国内钻研南北曲的几位专家都反复地阅读他的著作，很得到益处。”仓石先生又说：“青木先生近年在研究中国的食谱，可能将有新作品出版。”我说：“我们后辈真应该向青木先生学习，我希望他的新著作出版后先睹为快。”

片山哲先生也是对于汉学有深厚根底的。我这次在日本，常常有人请我写字，我想把中国古代诗文作家的好句子写上去，偏偏没有带书来，后来向片山先生借到了一本白香山的诗集，解决了这个困难。这本书是郭沫若先生送给他的，上面还有郭老的题款。今天在酒会上见到了片山先生。片山先生向我举杯，祝贺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这次的成功，我也向他致谢对代表团的支持，又谢了他借书的友情。话题转到文化交流方面，我们找到一张圆桌坐下交谈。我问：“听说片山先生正在写一本介绍中国唐代诗人白乐天的著作，不知何时可以脱稿，我很希望知道您写这本书的动机。”片山先生说：“我在大学读书时是研究文学的，一向喜爱白乐天的诗。过去日本文学界虽然很早就介绍过白乐天的作品，但只是欣赏他的词藻美丽、抒情细致、语法浅显易懂这些优点。近年来我对于白诗的认识和从前有所不同了，感觉他对当时政治的不满，是用记事、讽刺、抨击的各种笔法来表达的，他歌颂和平，反对战争与苛税，同情人民的穷苦与妇女的薄命。他是一个清白无欲的大众诗人。一九五五年间，我把这种看法写了一部分稿子，带到中国来和文艺界的朋友商榷，郭沫若先生认为我对白诗的评价是正确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回国后，又继续写下去，在竞选巡回演讲的时候，这个工作都没有停止。”我说：“片山先生这种治学的精神，令人钦佩，同时我更感到欣慰的是，我国古代诗人的进步思想，能够通过片山先生精彩的译笔和解释，传达给日本人民，这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具体表现。但是您事情那么忙，而对白乐天的诗的写作又这么认真，是不是太辛苦了？”片山先生的夫人这时正在旁边，她对我说：“梅先生您不知道，他现在每天还写到深夜，不管眼睛有病。我劝他节劳，他对我表示，只要这部书能够完成，那怕眼睛瞎了，也是值得的。”片山先生听了他夫人这样讲，只是捻须微笑。像他这样的好学不倦，我真十分感动。（今年春间我收到了片山先生寄来的《大众诗人白乐天》，这本书果然写成出版了。）

酒会举行了将近三小时，快到八点钟了，客人们开始告辞，我们代表团的全体团员从楼梯上一直到门口站得齐齐整整地送客。我和欧阳老仍旧站在大厅的门口和来宾一一地握手话别。正在这个时候，大厅的电灯突然全部熄灭了，眼前一片漆黑。大家的心情虽然有些紧张，但是压不住中日人民的友谊热情，日本朋友和中国主人就一齐唱起歌来，唱的是《东京—北京》和《东方红》。同时也有人嚷着快找洋蜡烛，也有把打火机扳亮了找人的。我们站在原处，没有移动步位，有一位高大的汉子从黑暗里走到我面前，让我坐下，他说：“梅先生，欧阳先生，你们放心，有我在你们身边，不要紧。”这个声音很熟，是俳优座的千田是也先生在安慰我们，他的夫人岸辉子站在欧阳老背后，他们两位一前一后紧紧地保护着我们。我从侍者们手上举着的蜡烛光亮中看见了千田先生严凛坚强的神色，在异乡做客的我，不禁感激得要流泪。五分钟后，电灯修理好了，大家从黑暗中回到光明，一阵欢呼，响彻了大厅的每一角落。我同千田先生夫妇紧紧握手，感谢他们两位对我们的特别关心。这时候我再看千田先生魁梧高大的身材，很有点像我们戏曲界的先辈杨小楼先生。我和杨老先生合演过许多次的《长坂坡》，所以印象非常之深，我不禁想到：假如干田先生是一位中国演员，一定也是个出色的赵子龙。

在送客的时候，我对市川猿之助先生说：“这次京剧代表团到日本来访问演出，得到了日本文艺界的支持，特别是您和您的剧团的各位朋友无微不至的帮助，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深厚而巩固的，我希望我们不久能再见面。”中村翫右卫门先生的夫人临走时再三向我致谢说：“中村先生这几年在中国，无论在艺术修养上，或在观摩学习上，都得到中国朋友的帮助。这次他因为前进座正在旅行演出中，不能赶来送行，非常抱歉。”

一九五七年五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