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北游击队的故事岁月留痕之5:解放战争时期中的我的家人

岁 月留痕——我的尘封红色往事

口述人：原桂北游击总队三大队政治服务员、桂林地区轻工业局局长、享受厅级离休待遇老干部汪庆霖，现年95岁。

整理人：原柳州（南宁）铁路局政法委、综治委，广西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巡视员、高级政工师、退休干部赵荣朝（汪庆霖係其姑丈）。

5故  乡  家  庭

我的故乡是广西全州县内建乡外枧村，四面环山一面临江，距离县城约100多里路。全村有汪、杨、雷、蒋、周、文等多姓，200多户人家、1500多人口。解放前，这个村的很多农民劳苦大众都同情倾向共产党，也明里暗地掩护支持过抗日、解放革命斗争。那时候，桂北地下党和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吴腾芳、阳雄飞、付一屏、邓崇济等都多次来过这里碰头开会或歇腳隐蔽，这里不言而喻也是桂北游击队的一处难得革命堡垒村。此外，本村有32个村民先后参加了桂北游击队，还有10多人编入了解放军南下正规部队，参与了解放全广西和解放海南岛战役，可以说我的家乡也具备不少红色基因和革命传统。当年我们一个村子出来打游击干革命、搞武装斗争的30多名战友至今还活着的，已经屈指可数了。现在的幸福日子来之不易，我非常满足，也非常珍惜。家乡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之情总在我心里魂牵梦萦、挥之不去。离休后的前三十年，我每年清明还要回去一趟走走看看叙叙，近几年由于路远山高、身体状况诸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我乡音未改、乡情依浓，因为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生活战斗过的地方。时至今日，我对家乡建设和发展的那份关注挂念仍然萦绕心头。

我的家庭是农村世代种田的老实本分贫苦农民，全靠耕种两亩水田过日子，为了维持一家9口人的生计，父親只得去隔壁村的地主老财家打长工，要隔三差五的帮碾谷子挑米到100多里路外的兴安界首街去赶闹子卖。我家是个大家庭，上有父親和母親，母亲早亡，抗战胜利后父亲又娶继母，下有一个大姐和六个同胞親兄弟，大姐早已外嫁他乡六源里村。

大哥汪记风，生于1919年，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1944年9月他参与组织发动抗日武装斗争，担任过全州县学生抗日游击队的队长，带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过十余次殊死战斗。1947年7月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桂北游击队石塘武装起义，是桂北游击队第三大队老队员。起义斗争失败后，为躲避国民党动派的搜捕，被党组织疏散安排在洛江小学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1947年底不知什么原因，被国民党密探发现后被捕身陷囹圄，关押在全州看守所牢狱两年，他虽两次破牢越狱未果，却帮助同被关押的内建乡表兄蒋福玉（桂北游击队员）侥幸逃脱。1949年10月全州县城解放前夕，他在党组织的营救下成功逃脱，又回归革命队伍参加武装斗争。解放后，他曾任全州县绍水区食品处主任。

二哥汪记云，比大哥年龄小一岁多，从小没有读过书，但头脑灵活记忆好，编唱的孝歌声情并茂，感动过不少人。他是1948年初参加桂北游击队的，是三大队不公开露面的地下游击队员，多次参与为共产党收集情报、联络送信、筹措粮食物品工作。1949年下半年的一天夜晚，我持长短槍各一支准备回外枧村取点粮食，不料路上被国民党中统安插在隔壁村的一名情报员看见，他立即向乡公所保安队告了密。当晚我按惯例没有在家留宿，并极力劝说二哥也到外面暂住一晚，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暴露过自己游击队身份，敌人来了也只能把他当成个种田人对待。不料天还没亮，伪乡长刘世腾带领七八十名保安团士兵和三挺轻机枪包围了我家，里里外外将我家搜了个底朝天，非要把我搜出来才罢休。我父母和二哥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见过老六汪记霖回过家、更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们一无所获，就五花大绑地将我父亲和二哥抓到乡公所关押了起来，经过几天的严刑拷打逼问，也问不出什么结果，最终无奈只好先将我父亲释放回家，但仍然关押着我二哥做人质。大约个把月时间后，乡保安团在其他地方清乡剿共时抓获了大井塘村的游击队员唐存录等二人，准备在观音堂对面山边公开处决、以儆效尤，并一同绑上我二哥赴刑场陪斩。枪响过后，我二哥被惊吓得神经错乱、颠狂不已，连自己的家人亲属都不认得了。但国民党仍然把他关在乡公所不饶不放，直至解放军占领全州后才被解救出来。没多久他在外四处游走时，竞被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原内建乡保安中队长、后来逃亡当土匪的唐日新看见报复槍杀，并抛尸在麻市江边。我二哥为了革命而人亡家破，二嫂后来迫于生计带着女儿改嫁他乡，儿子留给爷爷成了孤儿。我们后来在剿匪斗争中，抓获了杀害我二哥的刽子手唐日新，他对此罪行也供认不讳。汪记云的儿子汪诈欠解放后被照顾在区政府当通讯员，后参军入伍提干转业，他不愿意给组织政府添麻烦，而至今没有给父亲汪记云申请补办革命烈士证。

三哥汪记德，又比二哥小一岁多，没有上过一天学读过一页书，但从小聪明懂事、憨厚倔犟，吃得苦受得累、不怕死敢拼命，还为人豪爽讲义气。他参加过1947年7月桂北游击队全州石塘武装起义，担任过桂北游击队三大队的分队长，多次带队参加过同国民党反动派、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溃军及剿灭匪霸的激烈战斗。解放后，组织上就调他去新成立的县公安局工作，后来又安排他去绍水劳改农场当干部，他说我可以带兵打仗、冲锋陷阵，但没有文化、大字认不出几个，还是回家务农种田算了。最终他选择了解甲归田，执意回乡当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四哥汪记雨，1922年6月出生，小学毕业后因家贫无法继续读书，但其一心向学，以一年从事小学教员工作或务农，一年回校学习的方式，自力更生完成初中教育，并在此期间接受先进思想。1944年9月，参与组织发动抗日武装斗争，担任全州县学生抗日游击队联络员兼侦查组长。1946年8月考上广西省立高级师范读书，同时秘密从事革命工作。1947年上半年加入桂北游击队，当年参加先遣分队到全州、灌阳地区开创武装斗争，7月参与组织领导全州石塘武装起义，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担任过桂北游击队三大队副大队长兼二分队指导员，化名唐平（随母姓）、绰号六九，曾多次单枪匹马、出生入死、完成发展壮大游击队队伍、开辟农村革命活动根据地任务，协助总队、大队直接组织指挥过数十次在活动区域内直接与国民党反动派、地主恶霸的武装斗争和配合解放军四野南下部队作战，以及建立新生人民政权、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行动，算得上是桂北游击队中的一个出名人物，国民党曾贴出布告悬赏1000大洋活捉他、500大洋买他的人头。他曾在全州安和石冲村指挥游击队与国民党反动武装激战中被打伤腿部，是游击队将他从战场救回用箩筐抬到桂林医院抢救治疗。他不仅是我参加桂北游击队的领路者、介绍人，也是我在武装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后期工作中的直接上级领导，他教会了我许多做人处事的原则和道理，更是我人生路上难得的良师益友。解放后，汪记雨先后担任过全州、灌阳、临桂县长和县委书记，后任中共桂林地委常委和地区行署副专员、顾问。1985年10月离职休养，离休后仍然为桂林地区经济发展和12县县志的编写工作做了大量工作。他的一生为桂北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也为桂北地区的建设发展鞠躬尽瘁。他于2014年4月29日逝世，享年92岁。

五哥汪记轮，他比四哥小一岁多，从小没有读过书，头脑有点迟钝呆板，但为人老实忠厚，性格内向善良。他一直在家辛劳耕田种地、随身侍奉父母，也没有怨言地节衣缩食为游击队接济了一些粮食物品。他虽然没有参加游击队，但默默地承担付出和补填了为我们其他兄弟能长期离乡背井在外干革命，而不能在家帮助照顾尽孝父母的一份温情缺失亏欠。

我是老六汪记霖，出生于1926年农历7月29日，但档案一直误填为出生1930年8月。在内建乡观音塘读小学、高小四年，在全州县国立中学刚读到第四学期，就破格考入公费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1948年放暑假还没有毕业就投笔从戎，回家乡参加了桂北游击队，在三大队担任政治服务员，主要任务是宣传发动群众支持革命参加革命，利用各种渠道方法筹措枪支弹药粮食，配合参与对敌武装斗争作战。根据当时革命斗争需要，我改名为汪庆霖（即现用名）、绰号“老和尚”。1949年11月底，我被调派到全州县秦家塘区（七区）先后任财粮助理员、组织干事、公安助理员（特派员）、副区长、区长。1953年5月，经区委书记马宗陟和四野南下部队副营长刘清桂俩人介绍入党，在全州县委礼堂集体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在中共广西省委党校学习一年后，先后任全州县委县级理论教员、宣传部副部长，桂林造纸厂（筹备）副科长。1958年后又先后在自治区化工局、物资局、轻工业局、乡镇企业局任副科长、副主任、副经理，1985年任桂林地区轻工业局局长。1990年8月离休享受厅级待遇。

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和区乡伪政权把我们家庭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先后数十次寻找各种机会理由，肆无忌惮地对我们家庭及亲属进行了迫害摧残，敲诈勒索钱财、翻箱倒柜搜捕、经常捆绑关押、拷打刑讯逼供、甚至槍决陪斩恐吓，手段残忍、无其不用、罄竹难书。当地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切狠毒手段，都没有压制动摇我家兄弟丧失革命的意志决心，也没有消磨分化我们家庭对革命前景的希望信念。

通过对家庭和家人的简要叙述中可以看出，我的家庭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红色革命家庭，这不是一般家庭的情况介绍，而是一份深沉的亲情思念，我为我们这个属性的家庭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