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后的十三位状元，人生结局如何？
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秋, 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从隋炀帝大业三年 (607年) 开设进士科, 用考试选拔人才算起, 持续了近1300年的科举制度至此不复存在。此前一年, 中国士子们参加的甲辰科会试 (甲辰年本是三年一次的正科, 因恰逢慈禧太后七十大寿, 故改为恩科) , 竟成了末代科举, 直隶肃宁人刘春霖成了最后一名状元。
清朝从顺治三年 (1646年) 开始, 一共开了122科;进入到光绪朝, 31年间开了13科, 考出如下十三位状元:
光绪二年 (1876年) 恩科:曹鸿勋 (山东潍县人)
光绪三年 (1877年) :王仁堪 (福建闽县人)
光绪六年 (1880年) :黄思永 (寄籍江苏江宁县)
光绪九年 (1883年) :陈冕 (寄籍北京宛平县)
光绪十二年 (1886年) :赵以炯 (贵州贵阳青岩镇人)
光绪十五年 (1889年) :张建勋 (广西临桂县人)
光绪十六年 (1890年) 恩科:吴鲁 (福建晋江县人)
光绪十八年 (1892年) :刘福姚 (寄籍广西桂林)
光绪二十年 (1894年) 恩科:张謇 (江苏南通人)
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 :骆成骧 (四川资中县人)
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 :夏同龢 (贵州麻哈州高枧人)
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 :王寿彭 (山东潍县人)
光绪三十一年 (1904年) 恩科:刘春霖 (直隶肃宁人)
清光绪朝, 正值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化转型, 传统社会正向现代社会艰难嬗变。士大夫阶层是传统社会的中坚, 状元是士大夫阶层中的顶尖精英, 十三名状元的个人小命运, 管中窥豹, 可见光绪朝的社会大变局。
一
状元, 号为“大魁天下”, 乃是科举中的最高荣誉, 除了依照惯例授予翰林院修撰 (六品) 外, 往往出任各省学政, 管理教育;到了科举年在各省充任考官, 以示对各地学子的激励。状元身份的象征意义, 大于实际的职务价值。
光绪朝的首个状元曹鸿勋, 就在学政系列中任职长达十七年, 后才外放到行政系列出任云南永昌知府。第二个状元王仁堪也一样在学政系列中当了十三年的读书致仕的典范后, 外放江苏镇江知府。王仁堪大魁天下的第三年 (1879年) , 满人重臣崇厚, 出使彼得堡办外交无能, 擅自与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王仁堪与前科状元曹鸿勋等联名上疏, “请斩崇厚以谢国人”。崇厚被弹劾罢官入狱。此时可见两位状元完全是传统士大夫的清流做派。
贵州籍的首个状元赵以炯、以及其后的张建勋、吴鲁、刘福姚等四人, 也都沿袭了这种学政出仕的惯例。张建勋历任云南和黑龙江学政, 吴鲁任吉林学政, 刘福姚历任贵州乡试正考官、广东乡试副考官、浙江乡试副考官、河南乡试副主考官等。赵以炯除大魁天下名噪一时外, 在后来的仕途中几无亮点, 光绪十四年 (1888年) 出任四川乡试副考官, 光绪十七年 (1891年) 出任广西学政, 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 回京出任会试顺天同考官。46岁时就辞官返乡 (青岩) 讲学, 3年后病逝。
作为管理地方学务的专职官员, 学政由朝廷钦定, 任期三年。主要负责主持岁考、科考和院试, 以岁考决定生员等级黜陟, 以科考决定生员是否具有乡试资格, 而以院试决定童生能否进学做生员, 就是说握有选拔去取地方下层士绅的权力。学政的主要职责是“衡文课士”, 负有教育和选拔士子的双重职责, 其角色定位在“士风民习”和“厘正文体”。有清一代, 在上谕中多次强调学政在士风、文风、社会风气治理方面的作用。
学政在三年的任期内, 要轮流到省内各府、直隶州督察考试。督察考试要进考棚, 每次进考棚地方上要赠送几百到上千两银子的好处费, 这些钱就叫“棚规”或“棚费”, 在贵州叫“红案银”。除了“棚规”, 学政还通过编写、发卖教学参考书而发财。在两湖地区, 学政刻发的参考书一年可以卖到6000两银子, 西南边陲地区的价格还要翻番。被委派担任学政是一个肥差, 由于灰色收入丰厚, 连京城的六部长官都很眼红。时称“翰林仰首望差……得一学差, 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
上述六个状元长期任职学政系列, 虽然仕途并无太多建树, 但也算是有所补益。最令人遗憾的是光绪九年 (1883年) 的状元陈冕, 24岁即中状元, 光绪十五年 (1889年) 出任了一次湖南乡试主考官, 光绪十九年 (1893年) , 35岁的他回原籍查看祖坟, 返京城后突然暴毙于住所。陈冕由科举而入仕, 未大显而英年夭亡, 可谓不幸。
在清代一百二十余名状元中, 官至内阁大学士, 即所谓“状元宰相”者, 前后有十四人;简充军机大臣者, 有七人;任总督、巡抚者, 有九人。这当中, 如徐元文、于敏中、毕沅、王杰、潘世恩、张之万、翁同龢、孙家鼐、洪钧等人, 都是清代名臣, 为史家所熟知。而光绪年间的十三个状元, 没有状元宰相, 没有军机总督, 仅有七人在学政系列中出仕, 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 他们是一群中规中矩的士大夫。在那个风云巨变的时代, 他们是固守传统的最后一批士大夫精英。而随之突破士大夫传统, 向现代社会嬗变的第一批破荒者, 也在这七人内部, 他就是曹鸿勋。
二
作为光绪朝的首个状元曹鸿勋, 在学政系列中任职长达十七年后, 外放云南永昌知府, 1905年迁任陕西巡抚。
此时, 清末新政风气大盛, 康有为认为振兴实业、讲求物质是“救国至急之方”, 维新派人物、军机处章京陈炽宣称, 今后中国的存亡兴废, “皆以劝工一言为旋转乾坤之枢纽”。光绪朝的第九个状元张謇更是知名的“实业救国”论者。在此大风气下, 曹鸿勋出任陕西巡抚后, 就决心试办陕西的长庆油田。
通过考查勘探, 发现长庆的石油样品“油质甚佳”, “胜于东洋, 能敌美产”。曹鸿勋曾亲自验证, 见其油“湛清洁白, 燃之异常光明”。曹鸿勋带上司局官吏, 与日本矿师一起估算开采石油所需经费, 发现有十万银即可以办, 二三十万就可大办。随后在日本石油矿师的帮助下, 采购采油机器, 监修厂屋井基, 开始试办建矿。同时还筹修西安通往延长的车路。1907年3月, 第一部石油钻机在延长县城西门外油苗露头处安装, 6月开工凿井, 9月井深凿到81米处完工, 日产原油1至1.5吨。这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一口油井”的“延一井”。曹鸿勋因筹建长庆油田有功, 同年10月调职回京, 协助开办清末新政中的政改核心:资政院。
抓住“实业救国”这一新理念的, 还有光绪朝的第三个状元黄思永。黄思永早在中状元之前三年, 就已经入职军机处。中状元后他没有走学政的老路, 而完全走办实业的新路。
甲午战争后, 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同时约定赔款在3年内分8次付清, 否则要另付5%的年息。这笔赔款相当于清廷两年的全部税收, 当清廷交付了第4期赔款后, 光绪下诏要求臣下“筹划开源之计以偿付赔款。”黄思永上书光绪帝, 提出应发行“股票”以偿付赔款, 股票以田赋、盐税为担保, 募集金额为库平银1万万两, 年息5厘。借款关乎国家的自立自强, 所以黄思永建议“股票”名为“自强股票”。后来, 张荫桓将之改名为“昭信股票”, 以显示政府信用。
“昭信股票”由于政府在发行过程中强行摊派而怨声载道, 随后被中止。但正如名臣岑春煊所指出:“查泰西强国, 皆有国债, 其办理妥善, 皆由交银行经理, 不归地方官吏, 且本利清偿妥速, 行之有素, 故集巨款无难。”黄思永的建议开政府向民间融资之先河, 但户部执行时不该交地方官吏办理。黄思永因此被参劾说他专谋磨豆腐小贩之利, 因而被罢官。
1903年, 清政府设立农工商部, 特聘黄思永和张謇两大“实业救国论者”为顾问。二人起草并颁布了诸多奖励新办铁路、矿务的公司和商会章程, 大力扶持民族工商业, 时人称为“商部两状元”。黄思永还在京城创办北京工艺商局, 生产的景泰蓝铜器两次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 他还投资天津北洋烟草公司, 组建北京爱国纸烟厂。工艺商局停办后, 黄思永遂回到江宁老家, 在浦口任商埠督办。
与黄思永齐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 是十三名状元中最知名者。他早年入淮军吴长庆营中任幕僚, 与袁世凯一文一武协助吴长庆平定朝鲜“壬午兵变”, 饱经历练, 41岁中状元时已是享誉天下的国士。第二年, 受张之洞的奏请, 张謇和同治十三年 (1874年) 的状元陆润庠一起, 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是张謇实业路的第一块基石。在两江总督刘坤一支持下, 张謇在沿海滩涂上围垦, 建立拥有10多万亩棉花基地的通海垦牧公司。由此不断衍生成立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生冶厂, 俨然形成一个上下游循环的小工业园。后为了方便工业园的水路运输, 又沿长江新建了带发电厂的新港———天生港。进入民国后, 张謇还与本家族一起投资数百万, 新办了五家公司, 兴垦荒地, 发展棉植。南通也因纺织业成为中国最早的工业基地。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1919年, 大生纱厂的一厂和二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 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 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
仅仅当一个赚钱的商人绝不是状元实业家的格局和眼界。以张謇为代表的新士绅阶层, 除了在各地试水各种实业之外, 对时局政治的参与与改造, 是他们的另一个立足点。
三
张謇是甲午科的状元, 光绪帝的甲午年是一个特殊的纪年。有史家认为, 甲午对日战争的惨败, 是中国全方位近代化的开始。而1901年开始的清末新政, 则是这场近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新政的政治诉求重点, 是全面向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政体学习, 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张謇是南方 (江浙) 立宪派的核心人物, 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咨议局是各省的立法机关, 在咨议局之上, 将选举全国的国会。1910年, 张謇推动了三次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 1911年任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1912年起草了宣统皇帝的退位诏书, 在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后, 担任实业总长。
张謇之后的状元骆成骧, 在殿试策论中以“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名句打动光绪帝而抡元。虽沿袭惯例出任过山西学政, 但在新政的大潮席卷下, 1906年, 骆成骧奉清廷命, 经朝鲜东渡日本考察宪政。1908年, 为《宪法议院法渊鉴》作序。此书是骆成骧与同留学诸友翻译的十六国宪法条文, 并编辑了《议院法》附于后。此书进呈朝廷, 意在使人主知晓, 立宪无损于君而宜早行宪。辛亥革命后, 骆成骧于1912年入川, 任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
骆成骧之后的四位状元, 都有留日学习、考察的经历。这是因为新政急需大批掌握近代法律、政治、经济、外交之学的新型政治人才, 以处理新政中各项新兴政务。清政府一方面令各省遍设课吏馆及法政学堂, 对在任官员进行旨在“开官智”的法政再教育, 同时派遣官绅东渡日本留学, 冀望以速成方式修习近代法政之学, 归而辅助新政之展开。
贵州籍的另一位状元夏同龢是1898年戊戌科的状元, 1904年, 尚在翰林院任修撰的夏同龢请求自费留学日本, 当时上海《东方杂志》对此称赞道:“兹夏修撰复能以第一人之清望, 而入他国学校为学生, 其志量洵加人一等矣。”他也成为了第一位留学国外的状元。
夏同龢就读的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第一期, 共招收中国留日官绅94人, 速成科学制仅一年, 主要教授有关法律、政治、经济之学, 其课程共12门。夏同龢考试“财政学”一科时, 所作《清国财政论策》作业, 全文刊载于东京的《法律新闻》杂志。1905年7月, 《法律新闻》社对夏同龢进行专访。记者问夏同龢回国之后, 将如何谋求中国的改良与进步。夏同龢答曰将兴办法政学校, 使国民皆有法律知识。果不食言, 1905年11月, 夏同龢受到两广总督岑春煊的邀请, 出任广东法政学堂 (今中山大学前身) 监督。
清末法政学堂的创设是清政府新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首先确定日本作为宪政改革效法对象, 选派官员、士绅赴日留学学习法政, 学成后回国创办法政学堂教育国内官员士绅。
1905年科举制度取消, 大批科举士子进仕之路由法政学堂承担。法政学堂明确招收各级在职官员和士绅入学, 毕业时可以获取功名, 可以授予官职, 是科举制度废除后士绅进仕的通道, 因此迅速成为学子追逐的对象, 在清末各类学堂中影响极大。1906年6月, 广东官立法政学堂正式开学, 这是继直隶法政学堂后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
在日本留学期间, 夏同龢还亲自编写 (不是单纯翻译, 而是集8位日本教授的教学之所长) 《行政法》一书, 1905年在东京出版。此书采用了全新的西方行政法的价值、体系和内容, 充分体现了近代行政法的特点。是当时中国内容最为丰富的行政法著作, 也是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科学的奠基之作。
夏同龢之后的正科状元王寿彭, 在1905年随载泽、端方五大臣赴日本考察政治等, 五大臣出洋考察活动, 直接推动了清廷的立宪改革的进程。王寿彭回国后著《考察录》一书, 却只是倡导改良教育和实业, 算是有保留的维新派。王寿彭民国之后, 担任山东大学首任校长。
刘春霖作为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任状元, 其所在甲辰科进士30余名, 全部送到日本法政大学辅修科学习。与夏同龢的自费留日不同, 刘春霖属于官派留学, 1907回国后, 历任咨政院议员、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监督等职。民国初年任袁世凯大总统府内史。
光绪朝十三位状元, 大致可以张謇为分水岭, 之前的状元恪守传统士大夫的本分, 虽晚景亦有不乏凄凉者, 如刘福姚、吴鲁等, 但在滔天巨变的乱世中其心不坠, 其志不改。张謇、黄思永、夏同龢、骆成骧等, 从君王点魁到民国肇始, 不过短短二十余年, 却经历了千年未遇的根本性巨变, 他们传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士”遗风, 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个人皆有成败得失。他们是最后一代的维新士大夫, 也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来源：《文史天地》2017年03期，作者张云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