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大事儿，还得需要搞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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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从前有个叫格罗斯曼的作家，1952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把斯大林时代吹成是“没有矛盾的天堂”。

然而仅仅不到十年，经受了苏共20th洗礼的他，于1961年写成《生存与命运》，书中宣称卫国战争是“两个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苏联不但称不上正义，甚至极权主义的程度较之希特勒更胜一筹。”

格罗斯曼生前没能见证自己的转身之作的发表，但是在1988年，这部把斯大林黑成碳的作品还是实现了它的“价值”，被苏修社会和西方媒体吹捧为“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嗯，1988年，神奇的年份。

这一年，曾在赫鲁晓夫时期大热的电影《晴朗的天空》被苏联中央电视台重播，这部控诉斯大林时代的影片受到了80年代末苏联文艺界的大捧。

除了前文的格罗斯曼，擅于随风舞动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们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写出中篇小说《大学生》歌颂斯大林、又在1976年将其改写（主角与反派全数调个）为《滨河街公寓》的特里丰诺夫；

比如在卫国战争期间大写各种抒情诗赞美斯大林和苏联红军、又在斯大林逝世后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时大骂斯大林的特瓦尔多夫斯基；

比如一边自称“列宁同志是我的全部生活准则”，一边又在小说中大骂列宁与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亚科夫；

比如一边在苏联国营电影制片厂中领巨额公务薪金，一边又大骂苏共“残酷迫害”的维索斯基………

舆论是一柄利器，西方世界和苏修当局都输门清儿，而艺术家们的创作更是舆论战中或雷霆万钧、或润物无声的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