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更希望有钱人成为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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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凉薄的世界上深情地活着。

“我愿意翻越一座山去看一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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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认识快十年的好朋友，姓谢名雅革，与日本的一款汽车同音。

说起我和雅革如何建立伟大的革命友谊，倒真没什么好说的。高中那会儿我俩没太深交情，上了大学才真正熟稔起来。

如果非要说点意外的，那就是我和他大学不在同一座城市，仅凭借七年前的移动通讯联系着。

他这人特逗，当年在我们班上可是数一数二的牛逼哄哄，有着一套套人际关系理论，举个例子，他的爱情观：老牛不吃嫩草、好马不吃回头草、兔子不吃窝边草。我擅自总结为：三个不吃草原则。

毫无疑问这样的人身边一票朋友，而且是女性朋友居多，我认为可能是他自带“妇女之友”的属性光环。

真正的原因是他学的是中医，家里爷辈和父辈都是老中医，所以我也经常把身边有健康咨询的女性朋友介绍给他。

最近，我回归老本行。经常找他了解医院的基本情况，闲聊时他讲到，在合肥私立医院的医生收入相当可观。

“那你前途无量啊。”我毫不客气的取笑道。

“我就算了，我绝对不会成为那种人。”我完全相信他说的这句话，这里面大概会有点盲目听从的成分。

但正因为我们是臭味相投的老朋友，我们都知道对方不会成为彼此厌恶的人，比如怀揣着一颗恶毒的心，比如祸害他人，所以我更愿意相信他说的话。

我更深知：如今社会上如他这般的人不多，如他这般的医生更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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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时期看过一本书，书中有个观点让我记忆犹新：家庭富裕的孩子更适合从事研究工作。

因为家庭富裕不用担心经济问题，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科研中。而一旦一个人存在某种经济压力，就有让研究工作变得不纯碎的可能和动机。

也许每个知识分子的初心都是纯洁的，但是这过程中有无数次让我们踏进沼泽的机会，从来只有没有欲望的人才最禁得起诱惑。

我个人还觉得，这里的研究工作还包括文科类和理科类，前者有文学、历史、社会学等，后者有数学、物理、生物等。

回想起来，这个观点可能对我影响极深。

2013年，我大三，被分配到医院实习。原计划着实习结束后考研，当初我报考的是上海交大的微生物方向，却在临考前一个月彻底放弃。

因为我潜意识里总觉得：我不是真正适合搞科研的人。虽然我对喜欢的事物会穷尽一切办法去了解，虽然我愿意翻越一座山去看一片海，虽然我能耐下性子做事，但我真不适合做学问。

我存在追逐金钱的欲望和动机，而单纯的科学研究是没法满足我的私欲。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对文字的兴趣远高于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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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李银河在《人间采蜜记》中的这段话：如果一个人要花经历在生计上，就无法保证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自由人。

当初王小波李银河夫妇选择从美国回来，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国家对两位高级知识分子有很多补助，回国后无需担心经济问题，能够潜心做研究。

我国古代界流行一种说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好，就能赚很多的钱，就能娶到漂亮的妻子。他们只需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就足够。

我可不赞成这种把书本背得滚瓜烂熟的行为就是研究。读书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用途是仕途上的垫脚石，它是寒门子弟平步青云的工具。

然而，任何研究掺杂了功利性目的，就容易造成投机取巧。论文造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论文造假已经成为学术界耻辱，而且屡禁不止，并且发展成为产业链。

就科研而言，穷人比富人具有更强烈的目的性，而目的不纯的研究很难取得伟大成就。当然如果你非要说搞研究纯粹是个人兴趣，没想取得任何成就，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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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斯诺的《两种文化》把知识分子分成了科学知识分子和文学（人文）知识分子两类，而且说，有两种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一种是文学（人文）文化。

我以为创造了这两种文化的活动——人类的思索，才真正是人类前途之所系。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多次提到知识分子，他把知识分子分成两类，一类是众所周知的文科类知识分子，另一类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

王二还提倡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的行为（这里是指80年代），即将所学的知识与实践结合，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来造福人类。

我完全赞同王小波的这个观点。乍听起来，与主题相悖，其实不然。

我们需要万有引力定量，也需要飞机大炮；我们需要电子原理，也需要Internet；我们需要莫言的文学，也需要高晓松的晓说。

知识分子也要有赚钱的能力，但我觉得衣食无忧、现世安稳，再有点精力和时间去做知识分子该干的事情就足矣！

但绝非为了职称挤得头破血流，为了论文影响因子而造假，为了取得一席之地伪造实验结果。

所以，我更希望穷人多去奋斗，有钱人成为知识分子。

四年前，我尚且不能保证自己是否会学术上投机取巧，所以我选择另辟蹊径。

而现在我发现，就算是远离学术，远离科学，我依旧成不了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