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那些居家隔离教我的事

内陆企业复工时间一再延后的当口，“港漂”冯卓的公司除了要求她填写一份“春节外游调查”表格外,便再没了动静。

事实上,因为香港与内陆春节假期安排的差异,最早一批结束春节假期的同事,早在大年初四已经复工。工作群里每日涌入的上百条消息，和电视里每隔几个小时就滚动播出的“新冠肺炎报道”像两个互不相关的平行世界。唯有她站在中间，走向哪一端？她没有答案。

 “尽早返工”的建议 

“若各部门仍有未回到香港的同事，建议改签机票提前回港，自行居家隔离14日后方可上班。”

漫长等待的最后，是一个几乎与预期全然相反的结果。这条显示为“@所有人”的消息，从某种程度上是给她一个人看的。

消息发出不足五分钟，冯卓还没来得及向已经复工的小伙伴咨询情况，行政同事的私信已经弹了出来。整个部门只剩下她一个还在内陆，希望她尽快回去，否则“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冯卓自然明白公司的意思。早早全面暂停服务的广深港高铁、缩减大半的内陆到香港航班和跨境巴士班次，以及渐次关闭的口岸，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一个共同的可能性：香港随时“全面封关”。

而一旦“全面封关”成为现实，冯卓可能有长达三个月无法上班。这三个月如何定义，她没有发言权。学生时代与学校职能部门沟通的经验让冯卓明白，在讲求“规则至上”的香港，“特事特办”和“通融，几乎是个死穴。

 不确定的“强制检疫” 

2月5日下午，特首林郑月娥宣布，2月8日凌晨起，所有从内陆入境人士，需要强制接受检疫14天。

消息一出，冯卓敏锐地意识到，她最担忧的“三个月无薪假”的可能性，算是暂时警报解除了。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原定的归期2月9号，正是这个强制检疫执行的第二天。

如何强制检疫？迟迟未予公布的具体措施，给了大众更多猜测的空间。说拉到医院或者某处屋邨统一隔离的有之，说居家检疫的有之，众说纷纭之下，冯卓心里刚落地的大石头，又悬了起来。

冯卓不断刷新航班信息。她原定的航班并没有取消的迹象，但2月8日之前回香港的航班出现了大面积“取消”或是“无票”的情况。有些甚至明明前一天还在售票，这会儿就已经从航班列表里消失了。

也就是说，留给她做决定的时间和空间，越来越少。

冯卓最终还是决定改签。而让她最后下定决心的，是小伙伴们关于“把你们一起拉去医院隔离”的玩笑。当时，冯卓家乡的确诊病例尚不足10例，一家三口又都积极响应号召，尽量避免外出，感染机会微乎其微。她觉得，一旦自己不得不和天南地北的返港人士一起封闭隔离，反而会一下子成了高危人群。

于是，她眼疾手快地改签了7号下午的机票，决定赶在“强制检疫”生效前回港。“唯一就是有点心疼钱。”许是因为8号前回港的需求激增，机票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冯卓改签的机票价格相当于之前的两倍多。她笑说，年终奖金还没焐热，就贡献给航空公司了。

 “亏大了” 

7号下午，港府踩着“强制检疫”生效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公布了具体措施。预想中一刀切式的“集中隔离”没有出现，事实上，按冯卓的情况，她只需要申报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乖乖在家待上14天就好。

冯卓是在落地香港之后收到的消息，“早知道政策这么宽松，就不用着急了。”而更让人她哭笑不得的是，她后来得到的信息表明，由于接受强制检疫期间严禁外出，只要你给香港社会福利署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对方就能搭配出一组新鲜美味、营养均衡的食材，费用全免不说，还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居家隔离的日子里，她每每看见享受这个待遇的友人对社署员工点赞，都在内心吐槽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当下的她来不及多想。香港的确诊患者数字在她离开的小半个月里不断攀升，口罩、消毒酒精乃至方便面和速冻水饺，一瞬间成了人人蜂拥抢购的“战略物资”。为了保证居家隔离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冯卓放下行李，便马不停蹄地赶去超市大采购。

然而，更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等待着她。

 人为隔离 

冯卓拎着大大小小的袋子从超市满载而归，找钥匙开门的功夫，才看到了室友给她的微信留言，说是消毒酒精兑好了放在门口，麻烦她喷过再进门。超市里一应消毒用品早已售罄，酒精是没回家过年的室友早早备好的。

起初冯卓没多想，只觉得非常时期，“小心驶得万年船”总无可厚非。但后来，冯卓发现，室友把原本放在公共区域的锅碗瓢勺、毛巾牙刷等一应私人物品统统收进自己房间。在冯卓的14天隔离期里，她和这位“在家办公”的室友打照面的次数屈指可数，更是连招呼都不曾打过。对面的房门始终紧闭，更多时候，冯卓仅能从隐约传来的钥匙声，来判断对方是否出门。

冯卓说，对方从武汉最初传出疫情消息的时候就十分紧张。“她一点纠结都没有，早早已经推掉了回家的票，口罩也囤了不少。”理智上，道理她都懂，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如果出现在社会新闻里，冯卓甚至会拍手叫好。但在情感上，“同在屋檐下而形同陌路”的现实体验以及某种“被嫌弃”的心理暗示，一度让冯卓有些如鲠在喉。“当时我就想，等我开始回公司上班，她可能恨不得把我泡在酒精里全面消毒。”

她把自己的经历说给要好的朋友，对方虽然觉得这位室友多少有些过分敏感，却还是对冯卓好言相劝。“出发点来说都是好的。就像过年时我们劝说长辈们少聚会，也不是就真的嫌弃什么呀。”

朋友的这种类比帮助冯卓打开了心结。她想起自己看到的某个论坛帖讨论“室友从内陆回来了，我用不用居家隔离”的话题；也想起整个春节期间，自己为了说服父母亲人减少聚会而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这种时刻，多一点理解，总是好过埋怨和纠结。

 物资告急的迷思想 

真正的困扰出现在居家隔离的第二个七天。五六平方的“斗室”让冯卓身心俱疲不算，囤积的物资眼看着消耗殆尽，补给的需求迫在眉睫。然而，回家过年前同事随手分给她的医用口罩这会儿已捉襟见肘。去哪儿买、买什么、如何能以最少的出门次数囤够最多的物资，这些都需要她“三思而后行”。

添置口罩，作为一个最根本的解决方案，几乎没有可行性——冯卓家附近的屈臣氏、莎莎、私人药房，总之所有可能出售口罩的店铺，几乎日日有人日夜守候，只为从每日补充的二十盒现货里分一杯羹。

看着密集的人龙，冯卓每每只能望而却步。她盘算着，在“抢不到”几成定局的情况下，消耗一个宝贵的口罩，还要承担排队带来的人群聚集风险，不能不说是得不偿失。

如果说冯卓排队抢口罩的人们，尚且能以某种“自我防护需求迫切”的同理心去理解；那超市里空空如也的卫生巾和纸巾货架，就彻底超出了冯卓的理解范围。冯卓忍耐着生理期的不适，戴着所剩无几的口罩终于在货架的角落寻到两包卫生巾，正自欣喜“口罩没有白消耗”的当儿，一瞥眼看见旁边结账的队伍里，一位大哥的购物车里整整齐齐码着一排卫生巾。一瞬间她几乎想冲上去向对方大喊“大佬，我系刚需好不好。”

后来，香港甚至出现了所谓“厕纸劫案”，三名男子持刀从惠康超市抢走50条、共600卷厕纸，着实令人啼笑皆非。凡此种种被放上社交网络，提名“港人迷惑行为大赏”榜单。

事实上，从返回香港的那天起，冯卓心里的迷惑从未消退。和内陆各个城市“封城”后的门庭冷落不同，冯卓发现，香港街面上的人虽然比平时有所减少，但不少茶餐厅仍照旧营业，围坐一桌谈笑风生的客人也不在少数；削减了20%班次的巴士上，乘客的密度反而显得大了起来。另一面是，人们迫不及待地抢购物资用以自我防护；明知“全面封关”不可行而大声疾呼。有本地人无可奈何地把这独特的“外紧内松”归结为普通人对当局前所未有的不信任感，而事实上，如果问题是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所谓的“不信任感”，仍旧只是泥土之上的部分。

 生活的正轨 

14天居家隔离期的最后一天晚上，冯卓早早调好工作日闹钟，备好第二天出门要用的口罩，便和妈妈远程道了晚安。

复工第一天，月余未见的同事们都跑来冯卓的位置上问候，恭喜她平安回归工作岗位。一位新晋结婚的同事还特地给她送来“开工利是”——这是冯卓2020年收到的第一份，却是对方送出的最后一份。那人笑说，幸亏你正月之内返来，否则按香港的习惯，就没得拿了。末了同事无心的一句“都健健康康的就好”，几乎让冯卓有一点鼻酸。

冯卓下班回家的路上，偶尔看见街坊提着卫生纸走过，街边的药房门前，手写的【纸巾暂时无货】的贴纸也被撤了去。

推开家门，之前一直房门紧闭的室友正窝在客厅的沙发上，见到她时亦是热情洋溢。此前半个月里弥漫在家中的压抑和不安开始散去，

生活，仿佛正在悄无声息地回到正轨。

然而，冯卓猛然想起午饭时同事讨论的一则关于“莎莎裁员3%”的新闻；想起做保险经纪的友人关于“世道艰难”的慨叹；更想起那些因为被公司放无薪假而“手停口停”的香港人们，和那些辛苦支撑而疲于奔命的个体老板。她从内心深处坚信疫情终将被战胜，却也从内心深处承认，在这场疫情带来的动荡中，自己是尤为幸运的一个。

疫情之下，整个社会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个体的命运被裹挟在不断上升或下降的数字里，面目模糊而不可感知。而作为个体本身，他们的焦虑真实可感，他们的生活困境具体而微。惟其看到更多，才能真正去理解，疫情带来了什么和应该留下什么。

而这，可能才是泥土之上，所有问题的真正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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