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山摇摇欲坠之际，大唐是如何自救的？
黄巢造反之后，整个大唐帝国烽烟四起，除了关中地区之外，似乎只有西南地区还算一片净土。
但是四处响彻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各地军政大佬都想着侵吞国有资产，西南这片净土还能维持多久，也实在让人怀疑。在这种背景下，大唐帝国决定派一个可靠的人去经营西南。
令孜见关东群盗日炽，阴为幸蜀大计，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镇三川。
经营西南的人，必须得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他的政治可靠性足够；
第二、他的能力足够。
如果经营西南的人政治可靠性不够，就算他把西南经营好了，无非也就是高骈第二罢了。
在草根叛乱此起彼伏的时代，在军政长官接连被火并出局的的时代，如果经营西南的人能力不够，就算他的政治可靠性再高也没用啊。因为，他随时有可能让类似黄巢这样的人干掉，或是被新兴的军阀势力干掉。
在这种乱哄哄的时代，谁也别说自己上面有人，因为黄巢等人手中的大刀可不管你上面有人没人，突然起来闹事的小弟也不会管你上面有人没人。
最后，大唐帝国决定让田令孜的哥哥陈敬瑄，去领衔经营西南地区。
田令孜本姓陈，出身贫贱，他之所以改姓田，是因为一个田姓大太监带他出道（收他为养子），所以就以田令孜之名闻名于历史，真实的名字反而没有人知道了。
田令孜修成正果后，陈敬瑄就进入了中央禁军任职，因为有一个牛到天上的兄弟罩着，陈令瑄自然升迁得很快。
陈敬瑄能力到底怎样？这个很难说。基于士大夫的角度，基于正统的观点，陈敬瑄的能力肯定差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从前就是一个卖大饼的，如果不是他弟弟成为当朝首席大太监，陈敬瑄估计永远都只能卖大饼。
问题是，翻开大汉开国历史，周勃从前是编筐的、樊哙从前是屠狗的、灌婴从前是卖布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一代著名将相。
基于士大夫的角度，基于正统的观点，陈敬瑄的能力肯定差得一塌糊涂，因为他就是靠自己弟弟罩着才身居高位的。
问题是，卫青可以出任大将军，就是因为有个好姐姐；霍去病可以出任骠骑将军，就是因为有个好舅舅；在此之前，他们的社会地位即使比陈敬瑄强点，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总的来说，陈敬瑄在西南地区干得不错。
但是，因为各种叛乱力量都用一个不变的借口反对中央政府号令：因为皇帝年幼无知，所以邪恶阴毒的宦官控制着天下，我们造反有理、割据无罪！
在这种背景下，陈敬瑄的工作就算干得再好，通常也是没有啥价值的，只是更方便了人们攻击大唐政府。
用大道理来说：天下都乱成了这副德性，大唐皇帝竟然还执迷不悟地信任宦官，陈敬瑄仗着他弟弟是田令孜，居然就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大佬，凭什么呢？
因为类似的原因，在陈敬瑄坐镇川蜀时就有一个传说：陈敬瑄能当西川节度使，一方面是因为他弟弟是田令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一场马球比赛中得了第一名。
话说，小皇帝喜欢打马球，所以派到西南的三个军政长官，谁做领衔人物呢？小皇帝说，咱们组织一场打马球比赛就可以了。最后陈敬瑄得了第一，所以他就成了西川节度使。
上令四人击赌三川，敬瑄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代安潜。
这种故事，虽然正史上有记载。但是我一看这种故事，通常都会给它定性为民间故事。
许多人总会说，正史上的内容，怎么可能和民间故事等同呢？
就我理解，喜欢拿正史两个字唬人的人，通常就没有真正看过什么正史；一个人如果完完整整地通读过几本正史，就绝不会总拿正史两个字唬人。
所谓的正史，就是历代官方正式编订的史书罢了。官方正式编订的史书，可靠性有多高？我不敢说很低，但是如果说这种内容，可信度高到了不容置疑的地步，也实在太夸张了。
在研究古代历史时，说起正史（官方正式编订的史书），通常高大上到了极点，无非是因为当时保存的资料太少，或是比较上档次的史书太少。所以这种书就显得非常高大上。
问题是，不要说研究清代、民国的历史，就是在研究宋代、明代历史时，如果一个人说自己熟读二十四史，就如何如之何，那也只是一个笑话。因为宋代、明代史料太多了，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一个人只是熟读《宋史》、《明史》就觉得自己如何如之何，只能证明他是一个井底之蛙。
如果研究清代、民国历史时，一个人说自己熟读了某本官方正式编订的历史书，就如何如之何，那肯定是一个标准的笑话。
从这层意义上，正史中的内容有可靠，我不敢妄自评论。但是在正史中，一看就是七扯八扯的故事，那是多得去了。
我为什么说陈敬瑄靠打马球成为西川节度使，是标准的民间故事呢？
因为政治上的东西，在台面下也许充满了不能见光的东西。但是台面上，它永远也是光彩照人的。
当然了，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许多大佬，都可以吹这种牛：总而言之，我并不想当官，只是因为人民需要我；再总而言之，我所有的成功，都是靠我努力得来的；再总而言之，这次选拔本着公开公正的原则，绝没有一点黑幕。
更主要的是，当时是什么时候？帝国一片动荡，大有随时会崩盘的可能性。在这种危急存亡之际，皇帝就这样胡折腾，真的就没人管了？
许多人会说，皇帝想怎么玩，谁敢管？
问题是，就算小皇帝脑子有问题，愿意把这种高大上、严肃至极的问题，当儿戏去玩。田令孜也会吗？就算田令孜会这样干，难道田令孜手下没有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吗？
总而言之，帝国已随时可能崩盘了，各位大爷们玩的时候能不能悠着点？如果输了，大家都有可能掉脑袋的事啊。
更主要的是，大唐的天下，是列祖列宗的天下，绝不是小皇帝和邪恶宦官的天下，他们敢这样胡折腾，有人突然跳出来让他们下课，他们真能扛得住？
是的，现在田令孜风光无限。问题是现在的叛乱、军阀势力越来越大，大唐帝国已在风雨飘零中了；一旦大唐崩了盘，田令孜还怎么混呢？
是的，现在田令孜风光无限。问题是官僚集团的大佬们、与田令孜竞争的大太监，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如果田令孜给人家留下这种大空门，那可真是死了，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在关东、江南一片混乱之际，川蜀实在称得上是一片净土。问题是，一个应付不好，川蜀这片净土，也有可能被污染的。因为只要一个处理不好，不论叛乱力量，还是军阀力量，都有可能让这块地方，变得和大唐帝国没啥关系的。
陈敬瑄的工作干得怎么样？细分析起来，肯定是一地口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西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大唐巩固的后方。
第一，这里的叛乱虽然也出现了，但是很被平定了；而且这里没有出现军阀叛乱。总的来说，在大唐帝国一片混乱之际，这里还保持着基本的稳定。
第二、黄巢叛乱结束后，大唐帝国可以控制的地方已是屈指可数了，川蜀地区显然还在大唐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
二月，丙申，车驾至凤翔。三月，丁卯，至京师；荆棘满城，狐兔纵横，上凄然不乐。已巳，赦天下，改元。时朝廷号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剑南、岭南数十州而已。
总的来说，太监是依附于皇帝的力量，所以田令孜兄弟能有效控制西南时，这块地方还是归大唐皇帝控制的。虽然说，在那种乱哄哄的时代，田令孜兄弟也拥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他们毕竟是依附于皇权之上的力量。
事实上，直到王建开始用武力火并陈敬瑄时，川中才开始不再向中央政府上缴赋税的，那时黄巢叛乱已结束六七年了。
陈敬瑄方与王建相攻，贡赋中绝。
在帝国危急之际，皇帝派大太监出镇地方，常常是加强地方控制力的一种方法，绝不是闭着眼睛瞎挑的。
如果把大唐帝国比作一个集团公司，在公司随时可能破产的时候，只有一个分公司业绩还保持着稳定状态，作为老板的皇帝也好，作为总经理的执政太监也好，都不可能把这个分公司的发展当儿戏。
从这层意义上，陈敬瑄可以成为西川节度使，固然是因为他弟弟是田令孜，但另一方面，陈敬瑄肯定也有着过人之处，否则，就是田令孜也不敢让他令衔经营西南的。
如果田令孜的哥哥什么都不是，让他到西南，恐怕只是加速西南地区的崩盘；也会让他不明不白地被叛乱力量灭掉。
说到大唐帝国政府经营西南时，史书通常说，田令孜面对黄巢叛乱不积极进取，就是想着退守蜀中。
其实呢，在当时背景下，大唐中央政府加强对西南的控制，那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关东、江南局势越来越乱的背景下，大唐帝国必须随时做好撤到西南坚持长期抗战的准备。
后世，崇祯皇帝面对叛乱分子，一直在帝国都城死撑着，说死说活就是不愿意撤离，于是让李自成打得上吊了。
面对崇祯皇帝那种死心眼，读史者嘲笑了又嘲笑，因为北方局势成了那种摊子，你怎么就是不懂得空间换时间、玩长期抗战呢？再总而言之，如果崇祯皇帝一开始就做好撤离帝国都城的打算，并且能当机立断撤帝国都城，大明帝国就不用灭亡了。
大唐皇帝面对叛乱分子，随时做好撤离帝国都城的准备。读史者又嘲笑了，总而言之，为什么要轻易放弃帝国都城呢？再总而言之，如果大唐皇帝一心在帝国都城死撑着，黄巢叛乱就不会愈演愈烈了。
许多时候，人们在看历史时，大约只是为了满足了廉价的优越感，所以看到失败的历史人物，那就是嘲笑了又嘲笑，总而言之，他们太可笑了，太幼稚了，如果让我处于他们的位置上，肯定会比他们干得好。
总的来说，大唐皇帝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因为大唐皇帝就是用空间换时间的方法，把黄巢叛乱剿灭了。当然了，这种胜利，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黄巢之乱结束后，军阀之乱愈演愈烈，终于无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