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摊旧日记：包头买羊毛记（文/谢其章）
刘师孟日记
早年间遛书摊，除了专注旧书刊之外，对照相簿、旧日记、笔记本、信札书稿亦有留意，见到中意的、价钱不贵的，也愿意买一些，现在写的这篇《包头买羊毛记》，其实就是一本旧日记的内容。
遛旧书摊的乐趣与逛旧书店不大相同，逛久了自会领悟两者的区别。譬如说旧日记笔记本这类非图书非报刊的杂物，旧书店即不大会有（反正我是一次也没碰见过）。前些年出版的《北平日记》《建国日记》就是一位王姓收藏者在报国寺旧货摊上淘到的，几经周折，竟然被他找到了日记主人的亲属，竟然日记主人亲属答应了出版，机缘凑泊,读者亦跟着沾光。平民百姓的日记流落地摊的概率比之名人日记要大得多，有谁在地摊上买到过名人日记？
我买的这旧日记，还有“版权页”呢：“青年日记；设计者发行者 惠民书店（上海惠民路三一六号）；发行人 周顺泉；印制者 周顺记制薄厂（上海惠民路三一八号）；经销者 全国文具书局；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发行”。制作精致，拿在手里，很像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良友文学丛书”中的“特大本”。有些很精良的日记本，主人的笔迹却很拙劣，碰到这种情况我是不买的，并称之为“杀风景”之一。
日记的主人叫刘师孟。日记中有一页“干部简历表”，1952年5月15日星期四填写，不是正式的表，是底稿。刘师孟当时的年龄是二十六岁，籍贯江西宜丰县，出身职员，文化程度初中，未婚。关于“家庭成员姓名、职业、政治态度”一栏，刘师孟这样填的：“母周辛娥，主持家务，毫无政治认识。姊刘建章，残废，在乡休养，神经失常。兄刘师汉，本市振来毛纺厂职工教师”。“参加革命时及现在的经济情况”项下，刘师孟填有“解放前后都是依靠薪给收入，每月182单位，负担母姊生活，收支平衡”。
另页有刘师孟的主要经历，十四岁到十六岁（1940年至1942年），刘在上海海记牛羊肉庄做学徒，这与十二年后的“包头买羊毛”有了职业性关联。1944年到1948年，刘师孟做过税稽所的稽征员、上海市卫生局的检查员、上海市粮食局职员、南京海通贸易公司雇员、纺织专业调节委员会雇员、全国花纱布管理委员会雇员。1945年2月至8月的半年，刘师孟的工作单位是“芜湖监狱”，职务未填。这是刘的经历中与“羊毛”最远的职业。1949年1月刘进入中纺公司（1950年7月改称“纺管局”）至1952年5月。
日记最后的几页记录的不是日记，而是“胡局长报告：从今天（1952年5月5日）开始全局进行全面交代！”那个时段“三反运动”正如火如荼，刘师孟能够涉险过关吗？“全面交代”包括政治、思想、经济三个方面。
可别小瞧了刘师孟上面所列的不起眼的经历和不起眼的家庭成员。刘的社会关系里藏有“大鱼”。
也是在这本日记里，刘师孟交代了在当时绝对致命的“社会关系”：“同父异母的大哥刘师舜，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政治态度反动，现在没有关系。”“同父异母的二哥刘师汤，'国大’代表，政治态度反动，现在没有关系。现在台湾。”“同父异母的三哥刘师武，国民党驻安南河内总领事馆，实当领事，现在台湾，没有来往。”“刘克衡，地主，在镇反时已逮捕，同祖父异祖母。”
在网络上查到的刘师舜：“刘师舜（1900－1996），祖籍江西宜丰。1920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后赴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1927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1930年11月，任内政部参事；12月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40年7月，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1941年11月，任驻加拿大公使。1944年2月，升任首任全权大使。1947年4月，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49年1月，任驻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代表。1954年4月，任驻墨西哥'大使’。后侨居美国加州。1996年8月3日病逝于美国加州普林斯大林顿镇。享年九十六岁。”
我在内蒙有过八年的插队经历，所以刘师孟的“包头买羊毛记”很容易引起我的“思乡之情”，老电影《额尔多斯风暴》的外景地即选在距我插队的村子一百多里的甘旗卡。包头我没去过，草原上兴建起来的城镇没什么差异，我凭想象就知道五十年代的包头除了古已有之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景象，与过去不同的是多了些砖房及三四层的砖楼。
日记第一篇是1950年1月23日，刘师孟等采购人员自上海抵达天津，刚下火车，“天津的三轮车很凶悍，在车站上抢生意，几致动武，我们的行李被他们抢来抢去，多耽误了半小时。结果给几个有力气的人踏成了，他们自作主张的踏我们到罗斯福路赤峰道的国民大饭店。他们将行李搬到三楼开了二个房间，他们还是要我们另外加了钱才走”。
在天津呆了三天“参观仁力毛纺厂，厂房及办事处都很漂亮，工友工作情绪亦甚高，但原料缺乏，有许多部分都已停工”；“下午到各店去买皮大衣，结果还是预备到了北京再买”；“天津食物较上海便宜”。
1月26日到北京，也是在火车站，北京的正牌“骆驼祥子”们也让刘师孟们吃了苦头，“说好每辆四百元（以下均为旧币），结果这班家伙大大的敲竹杠，要每辆一千二百元，吵了半天，加他们每人一百元算数，唉，想不到北京的三轮车如此之坏”。
在北京呆了三天，像所有的出公差一样，刘师孟们借机游了“中山公园，故宫，北海公园，天坛”。“在天桥买皮大衣，一件很好的皮大衣以廿八万元买下了。”后来这件皮大衣，刘在包头给卖掉了，得款“五十三万元”，赚了一倍。刘“因为皮大衣价钱卖得很高，买了两只鸡请同事们吃，化了五万元”（3月7日）。
1月30日刘师孟们已在京绥路的火车上了，路上的消遣是“打桥牌”，这些采购羊毛者不是土包子。
1月31日：“经过两夜的蜷伏着睡觉，精神已显疲乏，七点多，天尚未明已到包头。车站照例是一片荒凉，雇了一部马车一直拉到皮毛公司。他们招待我们吃了饭，上浴室洗澡，浴费比上海贵，且不清洁得很。回皮毛公司他们已搬到涌泉巷，一家叫广恒西的毛栈去住了，毛子很干净，地方也很大，空地上有很多骆驼。我们的食宿从今日起就依靠他们代办了。”
在包头，刘师孟“特为穿起了皮大衣戴好皮帽站在门口及骑骆驼身上照了许多不同样子的相，还有与蒙古[族]人在一起的。是预备寄给母亲看的，虽然亦想寄给丽看看，但是矛盾的心理始终把握着我这破碎的心，而不知怎样才好”。看来刘师孟是带着一颗失恋的心踏上采购之路的（2月4日记“晚上又梦见了丽”；2月20日记“晚上就梦到丽给我来信，唉！为什么我总是忘不了她呢？”）。刘在北京也照了相，可惜这些照片没有一张遗留在日记本里。
1950年的春节很晚，大年初一是2月17日。这之前刘师孟的公司汇来了四笔款子，加起来有六亿元。“可是年关已近，没有人肯卖出（羊毛）”（2月11日）；“若是一毛不购，回沪如何好意思啊！”（2月13日）
每逢佳节倍思亲。“唉，过年了，少不了大家喝点酒，七只光棍相对牛饮，我虽然坐在桌上饮酒，心中却一下子回忆到故乡，母亲建哥如何在过年？上海二三弟及丽又在如何？他们可知道我在蔽寒的塞外，度如此寂寞的年啊！”（2月16日）
3月10日，刘师孟们接到上海电报：“马主任暨各同仁，出电均悉，毛价剧涨已出意外，电力受阻，影响更大，采购工作，暂缓进行，请留二人驻包联络外余先返申，俟好转再作计议，鸿、味”。落款的“鸿”，即大名鼎鼎之民族资本家刘鸿生（1888-1956）；“味”即吴味经（1897-1968），纺织业专家，时任中纺公司副总经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马主任刘师孟们“没有任何一人肯留此不回沪的，结果大家坚持七人一同回沪”。
3月15日：“晚上八点钟时乘广恒西的马车去车站，毛栈的小孩差不多都来送行，不舍得离开的表情只有在小孩的脸上才更显得真实。”
3月23日刘师孟一行回到上海，24日到“业务处原料课报到，马上参加学习，他们要我报告一些包头的风俗习惯及沿途所见所闻”。
整整两个月的“包头买羊毛”日记，后面还有时断时续的三十几天日记，然后是大半本的空白页，刘师孟以后的命运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