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夏晓虹《抵达晚清》《晚清白话文与启蒙读物》

小引

夏晓虹

为这本小书取名“抵达晚清”，不只是出于编排次序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此一顺序也大体反映了笔者的学术历程。因此，借编辑本书，我也得以重温那些过往的岁月。

读大学时，我的兴趣主要在古代文学。选课更多半集中于唐代，起码听过陈贻焮先生的“三李研究”、彭兰先生的“高岑诗研究”、冯钟芸先生的“杜诗研究”、季镇淮先生的“韩愈研究”，以及吴小如先生的“唐宋词选讲”，连本科毕业论文也写的是《谈杜牧与李商隐的咏史诗》。喜欢唐诗在初学者中很普遍，因为爱好即想望以之为专业，可以理解，但其实未必合适，毕竟彼时接触面太小，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研究生阶段专攻近代文学，虽是唐代文学方向是年不招生的结果，后来却证明，当初多少有些无奈的选择反而相当明智。起码，本人对历史的癖好，可以在这段文学史的研究中尽情施展。而近代原本包含了清末与民初，我的偏好更在晚清，因古今、中外各种矛盾冲突于此时最为激烈。晚清也从此成为我研究的重点，且至今不变。所以，就本人的问学经历讲，确可说是从古代抵达晚清。

不过，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近代文学教学与大多数学校一样，乃置放于古代文学教研室，讲授先秦以降的古代文学史本是每位教员必须承担的基础课。我的专业背景，只在比其他老师更执意为近代文学留出时间上体现出来。因而，留校初期，我还会不断接到古代文学方面的约稿，从而有了本书第一辑“学古拾遗”中的各篇。

此辑文字中，最早写作的是《黄遵宪〈度辽将军歌〉简析》。还是在读研究生期间，赵齐平老师为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阅读和欣赏》（古典文学部分）组稿时，也要我为《度辽将军歌》写一篇。当时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份约稿。其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阅读和欣赏》节目正在热播，大受欢迎。于是，电台及时与北京出版社合作，将声音转化为文字，1979年起推出同题系列书籍，照样畅销。不过，在广播出版社（后更名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即现在的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1980年成立后，这套书很快也归口到新“娘家”。北京出版社显然是不愿失去品牌出版物，于是请了赵齐平老师等学者另组班子，继续出版未经广播的鉴赏文稿，一时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我恰在此时参与其事，也算是见证了当年盛行的“赏析热”。

嗣后，应袁行霈老师之邀，我分析过高启的《明皇秉烛夜游图》与张维屏的《三元里》两篇古风；又奉导师季镇淮先生之命，写过张謇的《留别仲弢》、康有为的《庚子八月五日阅报录京变事》以及梁启超的《台湾竹枝词》（十首选二）三篇分析文字。袁老师主编的《历代名篇赏析集成》很快于1988年出版，而暨南大学毛庆耆教授主编的《近代诗歌鉴赏辞典》则问世艰难，我的文稿1990年交去后，历经七载方才印出。其中有近代诗歌读者不多的原因，却也应当与赏析风气热潮已过不无关系。

以上古诗篇目都是由主编指定，并有字数、体例方面的要求。但此辑中也不乏“自选动作”，《木兰诗》的情况记不清了，而关于陶渊明的《和郭主簿》其二，应是由在《文史知识》做编辑的同学胡友鸣邀约，选目倒是自定。二文先在杂志发表，后分别被《中国古代文学自学指要》（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与《先秦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收录。另外一种自主撰稿原本是课程作业，如《世说新语·王子猷居山阴》小析一篇，记得是为侯忠义老师开设的“文言小说研究”而作；《谈谈〈香玉〉的人物描写》则确定是在周先慎老师的“《聊斋志异》研究”专题课上提交的期末论文，后被周老师收入他主编的《聊斋志异欣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而作为此辑附录的李金发《记取我们简单的故事》赏析，则是大学三年级时选修孙玉石老师的“中国新诗流派”写的作业，孙老师竟然一直细心保留，日后还编入了由他主撰的《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追述这些文字的来龙去脉，也让我一再为师长的扶助而感动。

将这些早年的鉴赏之作翻检出来，当然不只是为怀旧。2009年《历代名篇赏析集成》的再版，以及201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名家讲古诗》、2016年再出插图本，2005年西渡主编的《名家读宋元明清诗》、2017年又出了新版，本人所写陶渊明与黄遵宪二文也有幸入选，这让我感觉此类文章应该还有读者，并因此鼓起勇气，把这些“少作”整理出来献曝。

而第二辑“明末三大家散叶”则是一部未完成之作的残篇。起因是1991年11月，葛兆光为香港中华书局组稿，约我写一本《明末三大家》的小书。样本就是他与戴燕列入“诗词坊”丛书的合撰之作《晚唐风韵》，唯一的要求是采用学术随笔的写法，文字轻松好读。当时说定一年为期，在才大如海的葛兄已觉很宽裕。而我从重读资料开始，4月起笔，至12月不过完成了十一篇，总共才得三万多字，离成书还差得远，只好放弃，自觉很对不起葛兄。小书虽未写成，我却收获很大。之所以选择“明末三大家”的话题，还是因为读研究生期间，按照季镇淮先生的指教，先从清初作者的诗文集读起，我对顾炎武和黄宗羲下过些功夫，第一个学期所交的读书报告就是《顾炎武的文论与诗歌创作》。此文今日重看尽管稚嫩，也卑之无甚高论，却是我对明清之际的学人与学术产生研究兴趣的开端。接受葛兆光的约稿，促使我更为系统地阅读了相关史料，并将问题细化。当时拟了很多篇目，可惜只开了个头，“三大家”的学术思想基本未能展开，即草草收兵。不过，有这一次的集中写作与资料储备垫底，次年冬赴香港树仁学院讲学时，我竟能迅速准备出“明遗民文学研究”的新课。其中不乏借重此未完稿之处，只因当年看似放松的文笔，写来仍相当持重，因而从随笔到讲稿，转化并不困难。

第三辑终于到达晚清。题名“晚清研究一得”的九篇文章，基本由讲稿与答问构成。实际此辑文字又可细分为两组：前五篇或可谓之近代文学研究通论，后四篇的话题则聚焦于晚清女性研究。

《近代文学史料的发现与使用》乃本人2016年夏退休前，在最后一次课上讲授的内容，可算作我的教学生涯告别演说辞。《近代世变与知识者的文化选择》则是2011年9月、10月间，本人以“特聘教授”的身份在台湾“中央”大学访学一个月，其间参加“世变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学术交流座谈会的发言稿。《打开多扇窗口，眺望晚清风景》与《发近代之精微，教前人所未见》是两篇访谈稿，一关注学术研究，一侧重教学实践，都可说是本人的经验之谈。《无可选择，也不必选择》仍然是一篇访谈，对我的学思历程做了简单回顾，放在这里正好可以承上启下。

接下来的四篇文章，《问题与方法：我的晚清女性研究》是2018年11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一次讲座留下的讲稿，总结了本人着力于晚清女性研究的心得。而《我的“晚清女性研究三部曲”》是本辑中唯一一篇真正的文章，原是应《人民日报》编辑之约，以本人的《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以及《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三本著作，勾勒我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路。另外两篇答记者问同样建基在“三书”之上，主体是对晚清女性生活与思想的陈述，也兼及本人的研究思路。

放在最后的“序文小辑”各篇大抵也与晚清相关。张晓原在北大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不满足于只是采购图书与编排书目，她也一直留心搜集近代翻译著作。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与反复修改，终于编成《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2012年，此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应邀作序，略述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以来的译著书目编纂情况，以见张书之价值。李静与陆胤则是我指导的博士生，两篇序文亦是为二人经过修订的博士论文出版而写。无论是李著《乐歌中国》，还是陆著《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从其副题《近代音乐文化与社会转型》以及《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都大致可见各自论述的旨趣。我的序言均抄录了论文答辩前所拟的导师评语，那集中体现了我对该作的学术评价。最后一文是遵师兄孙文光之命，为其编辑自家收藏的师友书札而成的《尺素风谊》撰写的读后感。当时以为是推介文字，完成后，师兄才告知要移用作序。文光兄曾任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又是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以龚自珍研究享誉学界，所藏书信多与近代文学研究的会议与辞典编纂有关，故序文放在这里也算合适。

对我而言，从魏晋走到晚清是一种成长。而这里只是采撷了几朵路边的小花，夹在书页中，以充年轮的记忆。

2020年2月5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时当武汉疫情严重

夏晓虹：《晚清白话文与启蒙读物》，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自序

夏晓虹

2008年1月以后，因陈平原获得中文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双聘，一半时间在香港任教，我也有了更多的机缘常过来住住。何况，其间两次到岭南大学中文系客座讲学一学期，一个月在树仁大学为研究生授课，于通常的寒暑假之外，更增多了滞留的理由。出于职业习惯，闲下来时，自不免翻书、作文；且相比北京，这里没有多少杂务，做事效率更高。于是，粗粗算来，近年几乎有一半的论文，产地是在香港。

既然自觉与此间多了一份“亲缘”，可想而知，受到香港三联书店的邀约，得以跻身“三联人文书系”的作者之列，除了感到荣幸，我也为能够给这段在港生活留下出版纪念很觉欣喜。

从选目方面考虑，虽然话题仍不出我的专业范围——近代，却想单就白话文与启蒙读物的几篇论文略作小结，而且自认为，这也是近年我的研究中颇有心得的部分。

白话文本来是古已有之。只是经过漫长的文言为主的书写时代，到了“五四”文学革命提出废除文言、独尊白话的理念，白话文不但在文坛站稳了脚跟、一枝独大，而且型塑出了其为“五四”宁馨儿的公众意识。1956年，为了批判胡适而印行的谭彼岸著《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版），倒是在学术研究中率先将“五四”文学的源头上溯到晚清，开启了新的议题。1980年代以来，学界同仁在此方向上又续有推进。收入本书的两篇相关论文，则希望在已有的论述之外，将视野进一步延伸。

《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有意弥补以往的考察限于民间的立场，而认为，在语言的权力场中，官方实占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出自官方的白话文，其地位、影响也都在民间人士的撰述之上。因此，清代大量存在的关切民生的白话告示与定期宣讲的《圣谕广训》及其白话读本，便格外值得重视。其重要性与普及程度，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一时无匹，并使得白话书写积淀成为时人的普遍记忆与日用常识。此类“官样文章”不仅直接为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作了强有力的铺垫；在运动展开的过程中，也作为有效资源，不断被官方与民间征引。

另一篇《作为书面语的晚清报刊白话文》则基于二百多种白话报章涌现的史实，以这批晚清启蒙思潮中对社会大众最具影响力的读物为分析对象。通过两两相对的文言/白话、官话/其他方言、官话/模拟官话的报刊文章抽样，对比了同一文本不同的语体形态，揭示出以官话作为统一语确已成为晚清白话文的主导趋向。与此同时，并非“我手写我口”的模拟官话的复杂呈现，以及方言和包含在文言文中的新名词的独特价值，在此文中也一并得到观照。

报刊之外，尚有各种新学普及读本在晚清蔚为大观。这些真正意义上的津梁之作，当年乃是因应迫切的现实需求而面世，其运命正如过眼云烟，顷刻消散。不但书中传达的西学知识早已过时，即使书册本身，也因其通俗性质，无论图书馆还是藏书家都不看重，现今已是踪迹难觅，无人知晓。本人有意拾遗补阙，还原现场，体贴与展示这批启蒙读物被忽略的历史文化意涵。所选取的西餐食谱、小学课本与外国人名辞典固然显得品类纷杂，却自认具有多样性，或可以少驭众，收见微知著之效。

其中关于《造洋饭书》与《西法食谱》的讨论，不仅关注到两位著/译者在西化的途径上有糅合本土与全盘照搬之别，而且，与前两篇论文相关，笔者对两本食谱在表述方式上的明显差异也进行了比较。由此判定，前者的不断再版与后书的一版而绝，正是中西调适与食洋不化两种西学输入思路应用于现实的表征。

而近代新式教育对国人思想观念与知识结构的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在此意义上，上海南洋公学外院于1897年开始编印的《蒙学课本》，既一向被认作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小学教科书，加上1901年面世的《新订蒙学课本》，两种早期教材在中国教育—文化史上实占有重要地位。其所呈现出的教育理念与新知识观，特别是对于科学常识的普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反省、道德观念的重构以及对新学书刊的及时吸纳，也让这两部蒙学课本有足够资格成为晚清的国民常识读本。

此外，辞典在传播西学知识上也有集大成效应。1900年代集中出现的《外国尚友录》、《海国尚友录》与《世界名人传略》，前二种乃出自国人之手，承接了明代编辑成书的《尚友录》传统，更添加上晚清的时代特征，将“尚友”中国古代先贤的收录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域外。《世界名人传略》则是著名的《钱伯斯传记辞典》唯一的中文选译本，该著对于中国古代姓氏书的改造，如果放在近代海外尚友录演变的脉络中观察，也是意味丰富。

总之，本书的论题大致围绕通俗教育展开；而落在晚清的语境，便多半与白话文及启蒙思潮切合。至于其核心关怀，如何将精英的思想转化为国民常识，从而牵动社会基础的变革，又并非晚清一个时代的课题，仍值得今人继续探究。

2014年11月14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