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区别于20世纪的“分析时代”，认知科学的建立开启了学科大交叉、大融合的“综合时代”，其独特的研究工具和生理测量技术，成为应对传播研究危机的一种思路。认知传播研究经历了从符号认知到具身认知的阶段，集中在劝服实现、个体认知、媒介暴力、社交媒体的使用动机等核心议题和理论框架，解释或验证了部分经典传播理论，拓深了传播学研究。认知传播将在学科融合、研究技术与方法的混合使用、研究视角的耦合、研究对象的拓宽等多线发展中实现学科知识的增量与范式的奠定。关键词：认知传播；研究范式；认知神经科学作者简介晏青，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导本文刊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近年来，传播研究蕴含的危机引起学界广泛讨论，并形成如下共识：一是传播领域有大众传播效应或媒体效应的范式；二是传播学科呈现碎片化现象，对效果范式的适用性的讨论有所增加；三是传播理论仅能预测传播行为的小部分变化；四是传播理论在现存范式下变得越来越复杂；五是在传播研究中越来越多基于不同假设、不同问题和新方法。[i]传播研究呼唤新的范式，此时将生物学、认知科学与传播进行交叉研究成为共识。[ii]有学者认为，“传播研究迎来令人激动的范式转换”，媒介心理学成为一个广为认可的新的、专门化的媒介研究领域，这种研究范式超越了传统媒介效果的研究范式。[iii]心理学是认知科学的核心学科。随着心理“暗箱”被打开，认知之于传播的意义凸显。认知传播研究，旨在将认知科学理论、方法、范式融入传播研究，研究传播中的感知，理解，诠释和记忆的过程。传播研究是多层次的（侧重于宏观结构、中观相互作用和微观个体）和跨学科的（遍及广告、经济学、语言学、市场营销、社会学、政治学、公共卫生等学科）。所以，目前认知传播研究分布在很多领域，其研究焦点也因不同学科而有所不同。认知传播研究不仅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方法、新工具和新技术(比如，心率、面部肌电图、皮肤电活动、脑电等)，为经典传播学理论提供了生理心理的佐证，更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来自人脑的数据，并最终理解媒介信息处理的心理生理机制。一、认知传播研究取向：从符号认知到具身认知认知科学的建立开启了学科大交叉、大融合的“综合时代”，区别于20世纪 “分析时代”。[iv]传播研究与认知科学密不可分，认知科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极大影响认知传播的研究方法、对象与框架。本文遵循认知科学发展的逻辑将认知传播研究分为符号认知与具身认知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认知的符号加工阶段，基于计算隐喻（computermetaphor）方法研究意识和心理过程，将认知视为可以脱离身体的精神性“程序”或“软件”。注重“符号及其表征”的思想，心智被认为是按某种程序（算法）对符号进行的操作（计算），将人的认知活动比作正在运行的计算机，计算机必须输入数据，人也必须获取数据。符号加工模式强调个体如何精确表征世界，如何获得和加工信息，以及怎样提取和利用信息。罗伯特·波特、保罗·博尔斯对这个阶段的认知传播研究有过部分梳理。[v]一般认为，媒介信息的认知研究在20世纪初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vi]心理学的主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在战争期间开始研究传播学，截至20世纪20年代末，社会心理学家开始研究劝服与态度变化、电影对儿童的影响和人际传播。[vii]这个时期的研究与皮下注射论的媒介效果范式相结合，在佩恩基金会的支持下出版名为《电影与青少年》的八卷本系列著作，通过实验法和田野研究法，发现各种类型的电影对儿童和成年人产生的情感效果[viii]，其中还关注了“色情”影片（主要指接吻与触摸）对个体精神生活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期，行为主义盛行并影响传播研究，它多以行为实验法和调查法研究传播过程和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归纳演绎法成为实验传播研究和媒体心理学中的标准认识论[ix]。在方法上，通过相关实验软件记录被试者完成任务时的反应时长、正确率等参数，作为实验测量的重要参照指标。霍夫兰利用行为实验法将信息与接受者态度改变之间建立联系，比如研究电影影响观众的意见改变。[x]议程设置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知识沟理论等是在行为主义取向下的成果。但是，行为主义取向的局限也较明显。比如，它缺乏适当工具，放弃对意识和心理等内部心理过程的研究，也就是说过于强调刺激—反应模式，或者无法考察刺激和反应之间的“中介变量”，这些中介变量包括影响行为的生理因素、遗传因素，也包括知觉模式、记忆痕迹、目的和期待等认知因素。[xi]心理学从行为主义取向中解放出来，选择信息加工取向的原则。这个时期产生了很多代表性的成果。1989年，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和弗雷德·桑伯恩（Fred Sanborn）出版《大众传播的认知心理》（A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Mass Communication），目前出版到第七版。该书采用认知和心理学方法，研究受众的媒体体验如何影响其获取世界知识的方式，以及这些知识如何影响我们的态度和行为，涵盖政治、性别、暴力、体育、音乐、情感、亲社会媒体等。[xii]波特（Potter）从认知的视角研究媒介素养，《媒介素养理论：认知的进路》（Theory of media literacy: Acognitive approach），试图建立一个桥梁，将人类注意力，记忆和学习的认知信息处理模型与媒体素养的概念化联系起来，这与媒体效果和效果的认知维度有着根本的联系。[xiii]《认知媒体理论》（Cognitive Media Theory）话题包括从色彩感知到角色的道德评估，再到我们与电子游戏的互动等主题展示了认知在传媒研究的成果，包括媒体理论的主要观点、心理学研究与传播理论、认知理论与媒体内容、认知理论和媒介形式。[xiv]这个时期，也有一些理论产生。比如，安妮·朗及其同事提出一个新的认知加工模型，动机性媒介化讯息加工的有限容量理论模型，简称LC4MP（limited capacity model of motivated mediated message processing）。该模型假定人类认知系统无法加工讯息中的所有信息，而是通过编码、储存和检索三个子过程转换成一个动态的记忆表征平行进行。[xv]何苗经过梳理发现，LC4MP模型广泛运用于健康传播、以电子游戏为载体的媒介暴力、游戏中的广告植入、网页信息搜索等研究。[xvi]第二个阶段是具身认知（embodiedcognition）阶段。具身认知强调认知对身体的依赖性，强调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 (situated)、发展的 (developmental )和动力学 (dynamic )的重要特征[xvii]，强调从控制实验转向情境分析、从静态的表征转向认知的动力学分析。以计算隐喻为核心假设的传统认知符号加工以及联结主义心理学均不能克服离身心智（disembodied mind）的根本缺陷，对知觉、注意、记忆、思维等心理过程的研究无法替代对意识的研究，而具身认知科学关注多变量（因素）之间耦合关系[xviii]，认为认知过程可以从身体反应推导出来。尤其20世纪70年代神经科学兴起，通过心理生理学测量，反映心理状态变化的反应指标。在心理学上，二十世纪中叶的“认知革命”[xix]被“大脑十年”[xx]和“认知神经科学革命”击败。神经心理学研究已迅速扩展到现代心理学的几乎所有领域。[xxi]目前，涌现了一大批新的研究领域，如神经经济学、神经管理学、神经教育学、神经法学。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个转变影响传播学研究，认知神经科学与传播的结合，探讨传播认知过程的生物学基础，它能直接观测脑内活动信号，可以直接研究传播的微观过程。生理测量主要用于证明媒体对身体机能的影响是可测量的，这又反过来影响信息的接受方式。遗憾的是，早期的媒介效果研究并未取得很大的影响，导致生理测量在传播研究中没有发挥应有的贡献。[xxii]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传播学院李海容教授认为，运用神经科学的手段对注意、唤起、情感、记忆这四种最基本的生理和心理活动进行测量，有助于实现传播学研究的新突破。[xxiii]身体在认知传播中的潜能被挖掘出来，认知传播研究有了新的范式，并产生了一系列论著，有《认知语用学：传播的心理过程》（Cognitive Pragmatics: The Mental Processes of Communication[xxiv]）、《传播学：具体话语的新科学》(Communicology: The New Science of Embodied Discourse)[xxv]、《具身性图景：进化，情感，文化和电影》（embodied visions: Evolution, emotion, culture, and film）[xxvi]、《传播的生物学之维：视角、方法和研究》（Biological dimensions of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s, methods, and research）[xxvii]等。具有标志意义的有，《传播与认知科学：媒介心理生理学测量的理论与方法》介绍了心理生理学的理论假设、收集心理生理学数据的操作细节，还包括回顾了使用心理生理手段研究大脑处理媒体过程的实验。[xxviii]有学者称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传播学研究的认知神经范式产生。[xxix]安妮·朗2012年出版的 《媒介心理反应测量》(Measuring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o Media messages) 视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事件，波特(Potter) 与博尔斯 ( Bolls) 评价该书 “突破了单纯技术上的讨论，解释具体的心理测量如何用于评估媒介信息的心理加工的框架”，是近20年媒介心理学里程碑式的著作。[xxx]布鲁斯·巴索洛（Bruce Bartholow）和保罗·博尔斯（Paul Bolls）在《媒介心理生理学：大脑内外》（Media Psycholphysiology: The Brain and Beyond）介绍了媒体内容如何影响神经反应，以及神经反应作为心理和行为反应的生物机制。除此，还介绍事件相关电位、皮肤电等心理生理测量方法在媒介暴力和说服等认知和情绪研究中的应用。[xxxi]认知传播研究得到主流传播学界的认同。近年，世界最大的传播学会的国际传播协会（ICA）上，举办以“进化、生物学与大脑”为主题的会议，这些会议讨论将认知神经科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整合到传播研究。[xxxii]在国内，认知传播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严格来说，这些研究大部分还只是运用认知科学或心理学的一些概念、理论解读传播现象。直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我国才开始真正有意识地、较规范地、系统地把认知科学和传播研究结合起来。国内最早有意识、较规范地传播研究中运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手段与方法的是喻国明，他认为认知神经传播学给传播学研究带来范式革新，并提出认知神经传播学的理论尝试。欧阳宏生首次提出“认知传播学”的学科构想和架构。欧阳宏生及其团队对“认知传播学”进行基础理论研究，2020年出版专著《认知传播学》，尝试研究认知传播研究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学科溯源，以及搭建认知传播学科框架。认知传播学这些的理论想象、研究范式、方法论等问题在很多传播学者那里也有类似的反思与论断。比如，周鸿铎提出认知传播的核心支点理论[xxxiii]，刘海龙等提出具身性传播，倡导让身体进入传播实践[xxxiv]；邵培仁、王昀提出认知传播研究要进行本土化方法革新[xxxv]；王寅、林克勤提出“体认传播观”[xxxvi]。这些宝贵的探索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认知传播研究，为该领域的持续讨论提供了话题与理论创新。二、认知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认知传播研究很丰富，分布在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等领域。笔者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结合cognition（或cognitive），和communication（或journalism、media、television、advertising）进行关键词搜索，搜索结果止于2019年2月12日，剔除不相关数据，共获2648篇论文。经过分析得知，认知传播研究最初与心理学研究关注的议题重合度较高，比如行为、认知、记忆、感知、劝服、态度、信息等较早被关注，在二十多年里反复被研究者关注，也与多个研究领域或议题所勾联（见图1），更是本领域长期的关注点和基础性话题。这些议题的研究也持续至今，不过在几十年里，出现这样一些新议题和动态，一是认知传播研究对媒介变化的关注，不同时期的主流媒介为研究者所重，比如，上个世纪后期在全球普通使用的电视媒介、新世纪初备受瞩目的互联网，以及近年流行的社交媒体。二是互联网全面影响生活，教育、健康、个体自尊、人际信任、风险感知、公共空间等问题引起关注，尤其随着电脑、手机等媒介的普及和易用性，媒介使用出现低龄化现象，关于媒介使用与青少年、儿童的问题凸显，比如对游戏上瘾、媒介素养等。三近年来兴起社交媒体研究，社交媒体与参与、个体行为、态度、身份、参与感等问题研究较多，其中Facebook的关注度最高。综合考虑关键词的频率、研究热度、媒介学术史等因素，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目前认知传播的核心议题进行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