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连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50）
原著连载（50）
第六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特殊使命
（二）在中国共产党内，荟萃了一批自幼饱读四书五经、后来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李达、范文澜、艾思奇、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等，他们都对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抱有尊敬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都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具有独到的见解和杰出的贡献。
在这里，我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方克立、张允熠两位先生的主要观点作一梳理：
（2）关于张岱年早年的哲学成就。方克立先生指出，1936年，张岱年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明确提出了“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主张。在他看来，“此所说综合，实际上乃是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取理想与解析，以建立一种广大深微的唯物论”（《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2页）。为什么要以唯物论作为综合的基础呢？“乃因为唯物论是最有征验，最合科学，且最符协于生活实践的哲学”（《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4页）。张岱年认为，与作为正统派哲学的唯心论相比，唯物论在哲学史上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综合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对理法）的新唯物论，才可以说是“完全的彻底的唯物论”。因为它用辩证法来处理问题，也很注重人的理想与精神的力量，因此也可以说“唯物、理想、解析之综合，实乃新唯物论发展之必然的途径”（《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62页）。
方克立先生认为，30年代初，张先生就已完全服膺新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他认为要在中国发展新唯物论哲学，就必须与中国固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传统相结合。“建立哲学不顾及本国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所以今后的新中国哲学，在这一意义上，必是中国以往哲学之继续发展。”（《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38-239页）因此，他十分自觉地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来发掘本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传统。1932年，张先生就在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上发表《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和《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两篇文章，初步揭示了以老子、《易传》、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发展线索。几年后，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又对中国哲学中关于“变易”、“反复”、“两一”的辩证法理论做了更加系统的整理和阐述。该书还首先揭示了中国哲学中的“气论”即唯物论的思想传统。作者指出：“在中国哲学中，注重物质，以物的范畴解说一切之本根论，乃是气论。中国哲学中所谓气，可以说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以气解说宇宙，即以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为一切之根本。”（《张岱年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第72页，1996）特别是到宋以后，更形成了一个以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为代表的传承不绝的气论学派，与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派、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派鼎足为三。因此可以说，中国哲学中的本根论，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唯理论、唯心论和唯气论。至王船山（夫之），不止讲唯气，更进而言“唯器”，认为形而上之“道”并非根本，形而下之“器”才是根本的。“船山天下惟器的见解，实乃是最明显的唯物论”（《张岱年全集》第2卷，第113页）。
张岱年进而指出：“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之趋向，更有很多可注意的，即是，这三百年中有创造贡献的哲学家，都是倾向于唯物的。这三百年中最伟大卓越的思想家，是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在宇宙论都讲气论或唯器；在知识论及方法论，都重经验及知识之物的基础；在人生论，都讲践形，有为。……我们可以说，这三百年来的哲学思想，实以唯物为主潮。”（《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3页）他认为正是这种唯物主义的气论哲学，可以作为接引来自西方的新唯物论思潮之“内应”（《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98页）。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新哲学，不只是从西洋的最新潮流发出的，更须是从中国本来的传统中生出的。本来的传统中，假如有好的倾向，则发展这好的倾向，乃是应当。”（《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1页）这“好的倾向”即是中国哲学中以气论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或者说即是“中国哲学中对理（辩证）唯物论的传统”（《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2页）。这“好的倾向”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中固有的一种求实、主动、刚健、宏毅的积极思想，这种积极思想的复活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1934年，张岱年在《中国思想源流》一文中写道：“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99页）这个时期他所致力的正是要创造一种能用西方的最新潮流来激活中国固有的“积极思想”和“好的倾向”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就是将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的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
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同为“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冯友兰、熊十力、贺麟等现代新儒家学者是调整与发扬以程（颐）、朱（熹）、陆（象山）、王（阳明）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唯心主义正统派哲学，把它与各色西方的正统派哲学结合起来，从而发展出了“新理学”、“新心学”、“新唯识论”等中国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形态。近20年来国内学界对这派哲学比较重视，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至现代新儒学（即张先生所说的必不采取的“新孔学”）已成为当今显学之一。而半个世纪前张先生所做的工作，即调整与发扬以张（横渠）、王（船山）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传统，把它与西方哲学的最新潮流即辩证唯物论相结合，力图创造出一种中国现代新唯物论哲学形态的工作，则似乎关注的人不多，研究得更不够。它在后半个世纪不得不“存而不论”，也反映了中国学术发展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
方克立先生呼吁，在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不应回避的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