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创刊70年·故事】张桦：三十八年前，我去《北京文学》改稿

2020年9月我们迎来了《北京文学》70周年华诞。

《北京文学》创刊于1950年，沉淀了深厚的文学底蕴。

第一任主编为老舍，汪曾祺曾任编辑部主任。著名作家杨沫、王蒙、林斤澜、浩然、刘恒都曾担任过正、副主编。70年来，一大批作家在《北京文学》发表处女作或在《北京文学》发表成名作，还有不少铁杆读者一直关注并阅读《北京文学》。数十年来他们与《北京文学》鱼水相依，有了许多值得怀恋并回味的故事。为纪念《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我们陆续邀请部分作家和读者为大家分享他们与《北京文学》发生的故事，敬请关注。

我与《北京文学》

三十八年前，我去《北京文学》改稿

文/张  桦

38年前，也就是1982年，我在安徽太湖县石霞山乡中学教书。四月里一个平常的日子，刚一下课就见邮递员站在过道上朝我喊：“张老师，你的电报！”我接过一看，心就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

电报是《北京文学》编辑部发来的，大致内容是我的短篇小说《风流湾》初拟选用，但要我尽快去《北京文学》编辑部修改，编辑部地址是北京西长安街7号，落款署名章德宁。

看着电报，我欣喜若狂，有点儿像中举的范进。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或业余作者我知道，《北京文学》是闻名全国的文学期刊，1950年9月创办，是北京乃至中国重要的文学阵地，周围大家、名流、高手云集，团结和培养了一批批文学新人，成就了一批批文学大家。

我一个回乡知青，从泥巴田里拔出脚来，勉勉强强做了教书匠，同时爱上了文学。于是教书之余就写作，于是到处投稿，可是稿件却纷纷退回来，几年来废稿装有一蛇皮袋。但我没有气馁，仍然坚持写作。恰这时期在县文化馆老师的指导下，有一短篇《姻缘》和一个中篇《香椿芽儿》在县文联内刊《长河文艺》上发表，这就鼓起了我的勇气，将《风流湾》投给了《北京文学》。

接到电报后，1982年4月18日便赶到合肥，乘晚上七点半火车进京。19日早上六点下车，几经转折，终于找到西长安街7号。看见《北京文学》编辑部涵牌，我轻轻地敲了敲门，门立马开了，却见一个二十六、七岁的苗条女子，笑靥如花。我问，章德宁老师在吗？她说，我是。

进到办公室，只见几张办公桌上堆满着稿件。这时，从稿件堆后边站起一个四、五十岁仪态大方的女同志。章德宁老师马上介绍说，这是周雁如老师，我们的编委，由她和我负责指导你修改《风流湾》。接着又说，这就是《风流湾》作者张桦。我点了点头，鞠了个躬。周老师便微笑着说，张桦，别拘束，坐吧。我刚慌慌地找了把椅子坐下来。只听她接着又说，这次请你来，除了对你这个稿子做些修改，主要是想让你来看看，长长见识。你可以在这里多住些时间，去故宫、颐和园等景点好好玩玩。再就是，你如果有什么好题材、好构思，可以在这里写出来，给我们看看。过会儿让德宁老师带你去招待所，先住下来，好好休息休息，后天来讨论稿子修改。我一个劲地点头，很是受宠若惊。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刊物编辑部，第一次见到这么和蔼可亲的大编辑，哪由我不激动、不感动呢？

第二天我就待在招待所里看书。第三天再次来到编辑部，我一进门德宁老师就拿出《风流湾》稿子，雁如老师说，你这稿子是德宁挑选出来的，我看了看觉得可以，打算在小说栏“新人新作专辑”发表，但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润色。于是翻着稿子，指点着稿子需要修改的地方，我连连点头，牢记在心。我们像朋友似的讨论着，但最后，却在一个字上卡了壳。原稿里有一句“村前有一口三、四亩面积的水塘”，她们说，三、四亩面积的水塘用“一口”不贴切，要我想想“口”换个什么字。我想了好一会，说，那就换“眼”字吧？二位老师沉吟半晌，雁如老师说用“眼”也不妥。我心里也认为不妥，但就是想不出一个更合适的字。于是都沉默着，一晃过去了两个多小时，最后雁如老师轻轻敲了敲桌子说，我看就用“片”字吧，三、四亩面积的水塘用“一片”比较贴切……

在北京整整待了十八天。十八天里，用两天时间将《风流湾》修改稿誊写了一遍，然后又花三天时间写了个短篇。剩下的时间里，在周雁如老师安排下，我游了天安门、天坛，参观了故宫、颐和园，上了八达岭和景山……现在想想，一个生长在大别山里且与他们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得到如此厚爱和看重，我是何其幸运？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次不仅仅是改稿，而且是一场文学的朝圣。当面聆听了大刊编辑的教诲，经受了这一次文学的洗礼，让我眼界大为拓宽，灵魂也清爽起来。

《风流湾》在《北京文学》1982年第6期小说栏“新人新作专辑”见刊，发在第三条。发头条的是杨霞的《工业气压》，据说杨霞是位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收到墨香浓郁的样刊，我感慨万千。

后来我调到县文联从事专业写作，并且担任内刊《长河文艺》编辑、主编，便与一大批业余作者成为了朋友。我尽心尽力地关心他们，扶持他们，就是秉承《北京文学》编辑的敬业精神和文学情怀。他们中一些人先后走出了太湖，有的“北漂”，有的南下，大都成了报刊杂志的骨干和中坚，还有洪鸿、李平等人成了知名作家、记者。这期间，我被著名作家石楠大姐推荐加入了安徽省作家协会，也有20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陆续见于《清明》《岁月》《安徽日报》等等省、市报刊杂志，但我仍然铭记着我与《北京文学》的缘分。多年来，我订阅文学刊物首选一直是《北京文学》，每每写出新小说，我首先投给《北京文学》，每次退稿章德宁老师都要附上一封亲笔信。这些亲笔信我珍藏至今，其中有一封写道：“您的两篇小说我都看过了。《钟家轶事》立意很好，内容很有意思，是个很不错的题材。不足之处是前半部分写得太拖了……《神经》与我过去看到过的您的所有小说都不同，看得出来，您力图在写法上有所变化。在这点上，您是成功的。不足之处是，立意不深，新意也不够……”如今读着这些信，仍如沐春风，浑身暖意融融。那年代办刊人的真诚和无私，不能不令我感动与感佩。

直到1990年，有一个短篇《险牌》又发在《北京文学》第十二期小说栏第三条，而发一、二条的则是毕淑敏的《匣子里的水牛》和《梦幻小屋和蓝手镯》。毕淑敏乃当代著名作家，其辉煌的文学成就，我望尘莫及。因为我只是石头缝里冒出来的一株幼苗，终没长成大树，如今人老心瘦仍不成气候，但毕竟也在文学道路上留下了一丝丝痕迹。这一丝丝痕迹乃是《北京文学》帮我画出的。

《北京文学》是一片开百花之芳园。这里的编辑，像周雁如、章德宁他们，就是这芳园之园丁。我在文学路上起步，甚或有些微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的栽培和扶持。因此，我对《北京文学》的感激之情出自内心，发之肺腑。值此，我要借天地之灵，感恩《北京文学》，感恩那些在这片芳园辛勤耕耘的编辑老师们，衷心祝愿《北京文学》越办越好看，越办越精彩！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为《北京文学》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