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阅读生活圈】魏锋：用眼睛和心吃字的评论家李星
魏锋专访（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用眼睛和心吃字的评论家李星
独家专访 文/魏锋
2018年3月26日，铁凝在李星家细心倾听他谈论陕西文学，赞扬赞赏老一辈文学工作者对陕西文学繁荣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戴吉坤摄.
检索半世文学生涯，满脑袋智慧的李星满腔热忱，40多年来躬耕于当代文学批评的前沿，持论公允, 一个一个字地品读了几千万字的文学作品，用最平实的阅读感受发现作品的价值，撰写了300多万字的评论，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和现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每一个日子都留下了他酣畅淋漓的笔痕墨迹，被誉为“说实话、说真话、有思想”的评论家，在全国文学界有着独特的影响。
他是文学芳园的辛勤园丁。凭借深厚的理论修养，对社会、对历史、对生活、对人生、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践一生之诺，用独到的艺术观和哲学观，审慎分析，对文学创作进行跟踪阅读与批评，见证、关注、参与并促进了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当代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发展的历程，批评厚重、大气，微言大义，语惊四座。用汗水浇灌一丛丛万紫千红的文学芳菲，发现和培育了一个个文学新秀。
他是托起陕西乃至全国文学之星的评论巨匠。陕西三位获得茅盾文学奖、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被誉为“陕西三大家”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对李星极为尊重，作为同代的陕西文坛青壮派作家，因为有了李星的关注，煞费苦心的追踪研究和准确地评论，享誉文坛；除此之外，对陕西当代作家的文学发育成长和发展成熟的过程，都做出过重要的理论批评贡献。
他是文学的风向标。曾担任第四、五届茅盾文学奖初评评委和第六届茅奖评选初评和终评评委。肩负神圣使命的他，凭借丰富的文学经历和鉴赏，敢于说真话和系统的学科知识，以文学为神圣的纯粹性，用文学鉴赏者的眼光、切实地把握住作品的灵魂,准确敏锐地挖掘出作家创作的艺术特色和独到的审美特征，不说废话、谎话，以智慧的目光扫描文坛风云，他的评价往往成为一种在场的舆论引导。早在1985年，李星对作家王安忆的创作研究给予了:“她是当今文坛少有的追求个人艺术风格而显示出自己突出叙事的人——一个谜一样的艺术精灵！”的评价。1986年11月，曾以万言书信体公开专论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艺术感觉敏锐，评论语言精致独到,笔法凝练有力,字字珠玑，真诚交流自己的艺术感受，也多次公开为张炜作品呼吁……女作家张洁不会忘记，正是李星以自己完整的阅读为依据，一句在评委会上肯定的判断，说服了大家，才使她80万字的小说《无字》荣登茅奖榜单；湖北作家熊召政不会忘记，正是李星对全书精确而又深刻的评论，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才得以脱颖而出，跻身茅奖……
此时，我就坐在他的对面，从窗口投射进来的阳光映照着他一头花白的鬓发和看上去略显疲倦的面容，只有那质朴的微笑，秦音浓重而真诚的话语，带给我质朴、憨直、平易、和蔼、耕夫一样的善良和从容。
文学是要有天赋的，李星有这个天赋。李星回忆说，幼年时家境贫寒，体弱多病，家族没有一个念过书的人，父亲只认识自己的名字。
对有志者而言，会将任何经历都化为财富。1953年，9岁的他开始上学。在小学高年级，李星最喜欢故事类文学作品。对于童年的记忆，可以说是“悲喜交加”。在他的记忆中，那段心酸的经历让他乡情难舍，最奢望的就是有馒头来填饱饥饿的肚子，以至于到八十年代吃了从老家带来的干馍而划破食道，好多天都吞咽困难，怀疑自己得了什么重症。
说起读书，李星眉宇之间充满着自豪。1957年，13岁的他被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淡泊先生最早发现了他的文学天资，倾心“壅之以沃土，溉之以寒泉”，把自己珍藏的长篇小说拿给他看。这对于求知如渴的他，有如禾苗之遇甘霖，他如饥似渴，不到三天时间读完了著名作家杜鹏程三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书中故事和重点句子他不仅记得一清二楚，而且还以流畅的朗读方式讲给同学听。他勤于阅读的消息在全校传开，连平日严厉的晁跃校长，也在教室外叫住李星说：“你就叫李满长（小名）？看你平时脏不兮兮的，还是个小才子呢！”
在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淡泊先生的熏陶下，李星喜欢语文课，特别爱上作文课。天赋加上勤奋，他作文经常在班上受到老师的表扬和点评，倍受鼓舞。还在初小的他也想着有朝一日写小说，文学梦想已经深深种在他的心里。
著名文学家李星在书房学习、写作（2017.2.24 摄影：魏锋）
在采访中，李星笑谈邻居关于自己文学命运的“相术”。
“娃呀，你肚子上的黑痣按相书是文曲星的痣，将来必是干文事的命。”那是1958年的一天，阴雨连绵，喜欢读书的李星去邻居家借书。邻居正在拿着一本破旧的相书在翻阅，还对着他半裸上身肚子上的黑痣卜了一卦。
往事如烟，李星笑了笑说：“文曲星”当然不是，选择的路与文相连也当然是巧合，旧事重提也是对自己一种调侃和感叹！
喜欢读书，成绩优异，李星从小学保送到初中，那是他文学梦想破土出芽的季节。同学怕上作文课，李星却盼着上；同学们按照老师布置一周完成一篇作文，他一个学期写了几本作文。每次讲评作文时，他的文章常常作为范文在班上诵读，还经常流传到全校各个班级。
作文当范文，自豪感强烈地激荡着李星的心灵，他拿起手中的笔开始书写生活的喜怒哀乐。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李星全身心投入到写作中，经常因把白天所见所闻如何写成小说而失眠。
然而，写作文是一回事，文学创作却比写一篇作文复杂许多。李星说，凡是做过文学梦想的人，肯定都有过遭遇退稿的经历。
有一次作文讲评日，语文老师张文捷对他的作文大加赞赏，读一段讲一段。“大家听听，李星同学的作文多生动和形象，让人简直看到了自行车圈上的点，感觉到吹拂衬衣的风……”
课后，语文老师郑重建议，让他把写的小说投寄到《延河》杂志。
“哈，哈！作为第一次投稿来说，这种跌宕起伏的心情还是很矛盾和焦虑的。署真名怕笑话，就用了乳名‘满长’，不踏实再加了一个小伙伴的名字‘节娃’。通联地址选择村，没有信封自己糊……”
这是一封期盼已久的信,回忆起第一次向《延河》投稿的经历,李星说他仍会感到快乐。
大约过了两个多月，有一天，母亲告诉李星：“书记说，大队有你和节娃的一封信，让你去取。”
激动的他按捺不住内心的狂热，疾跑到大队，文书不在。吃过晚饭后，他又约上小伙伴节娃一起去取信。
“信，书记拆开看了，怕是谁告村干部的状。”李星从文书手中接过厚厚的信封，逃也似的跑到家门口的树底下，欣喜地打开信封，看到这份铅印的退稿信，忍不住一种失落感涌上心头。
这时只听到父亲以少有的严肃口吻说：“娃呀，有口饭吃就行了，可不敢得罪人。”李星明白，在一字不识的父亲眼中，他的儿子无疑是干了一件只有强者才会干的事，充满失败和危险。
苦难的年代，让李星从小体验了人情冷暖，也练就了他吃苦耐劳、脚踏实地、正直诚实、不卑不亢的品性。
参加工作刚到编辑部，李星是小字辈，毫无文学经验，评论组工作任务并不多，于是他每天的任务就是登记编辑部每天大量的来稿，看过小说、诗歌、戏剧的初稿，也无数次昏天黑地给来自全国各地不符合要求的作者或文学爱好者，写过“感谢赐稿……不拟采用，深致歉意，欢迎再联系”类似的退稿信。
每一份退稿信他都写得很认真，他从这些作者的作品中读出的不仅仅是与自己当年一样的文学情结，更有着感同身受的艰辛体验。他不能因为一封信挫伤了作者的积极性。
李星把思绪拉回到现实，说现在从事文学的人多了，电脑的普遍应用，互联网更加便捷，点击鼠标就可以实现在线投稿。然而，遗憾的是现在报刊不仅没有了书面的退稿信，也没有了样报样刊，这无疑也是影响文学刊物与读者关系的瓶颈之一。他说这话时，语气是凝重的，目光是忧郁的，表现了一位老评论家关注文学生态的悠悠襟怀。
读书，写作并没有影响到李星的学习。上高中时，他依然享受学校保送待遇。
1964年6月，高考临近，同学们都在抓紧时间备战考试，李星却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埋头创作一个曲折故事的剧本……
也就是这一年，李星在咸阳铁中考场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在中国人民大学每省只招录两名新生的激烈竞争中，他以优异的成绩折桂摘冠，就读于文学系文艺理论专业。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鸿爪踏雪泥。”196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因为“文化大革命”本来应该在1969年走出校门的李星，于1970年捧着毕业证到渭南市华阴县二十一军农场劳动锻炼，
生活总是这样不尽人意,阴差阳错,总是让人啼笑皆非。李星在此期间遭遇了两次重大事故，一次烧洗脸水烧了营房，一次不慎从装满羊粪的卡车顶上甩落……侥幸脱离危险。
1971年，他被分配到陕西省革委会文化局文艺组当了一名见习干部。这位曾从小学怀揣文学梦想的优秀学子，笔耕不辍，也曾创作过小说，《机声隆隆》曾发表《延河》头条；也曾写过散文，被《读者》（农村版）转载。1973年3月，李星调入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开始了真正的文学生涯。他本来希望能在正筹办的《陕西文艺》编辑部小说组工作，以便学习和文学创作。然而，副主编贺抒玉找李星谈话说：“评论组缺人，你又是文艺理论专业毕业，决定安排你到评论组上班”。
人作为一种“此在”的存在，不断选择生活，也不断被生活选择。李星就这样服从了并从此走上文学评论的风雨历程。刚到评论组，他的工作是登记来稿和给读者回信，并同时包揽了下乡支农、会议记录、跑腿送信等工作。这些杂乱无绪的文学“打杂”，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文学航程。让他常常以感恩情怀追忆那一段日子。
“胡采同志帮我修改了人生第一篇理论批评文章，柳青多次与我谈过文学，王汶石帮我改过小说习作……”这一连串名家与李星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建国路83号的院落里。在这里，他知道了选稿的基本标准；在这里，他听到了柳青、柯仲平、王汶石、杜鹏程等文学前辈深入实际、勤奋创作的许多故事和文学见解，树立了一篇好作品首先要有真实生活体验，要表现出人民生活的质地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在会前，他总是嘱咐我做好记录，会后又要将会议观点、问题整理出来，作为纪要发表，对全省文艺创作进行指导。我和李国平，邢小利等评论组的编辑，写文章都是从作记录、写纪要开始。”李星回忆说，参加过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文革”前已经在全国很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胡采，复职并担任了领导工作，对于评论工作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而富有远见的使命和责任，并以一个评论工作者的身份，深入而具体的领导和参与了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完整科学地恢复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省作协的一切理论研讨、作品评论、文学笔会，乃至重要稿件的审定修改工作。
正是在这种严肃认真、深入细致的研讨氛围中，李星写出了平生第一篇理论批评文章《关于当前文学创作的几个问题》，不仅在《延河》杂志发表，还被《陕西日报》整版全文转载，署名为“《延河》月刊记者”。
李星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乳白色的烟雾把他的思绪拉得久远。他说：“胡采同志不仅在事前帮我梳理了大纲，对稿子进行了修改，题目也是他亲自拟定的。长期住院的柳青多次与我谈过文学，王汶石帮我改过小说习作并在极左思潮背景下，教导我们这些年轻人‘要有自己的信仰，不能人云亦云’，李若冰在全机关大会上第一次深情地肯定和表扬他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发言，使他这个曾有‘北京红卫兵’底子的鲁莽农家娃令人刮目相看，并在‘四人帮’刚刚粉碎的1976年12月9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014年，魏锋与李星老师。
第一篇作家作品评论，李星写的主题是《对王汶石短篇小说思想和艺术成就的再认识》，此文发表在1982年《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我开始了以陕西作家、作品为主要对象的文学评论，从此欲罢不能。”也正是参与评论工作，李星结识了当时还籍籍无名的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等文学青年，知道他们开始发表作品的过程，了解他们曲折的人生历程和艰苦的文学之路。
“自己的一生都在用眼睛和心吃字。我不是理论家，也不是学者，我只是一个批评家。”一个评论家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意识，使得李星迷恋于阅读，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吃，吃的同时还要品味和消化，甘愿“为他人做嫁衣”，一次次为“文学陕军”走向中国甚至世界文坛奉献着一腔热诚。
有人说：文学批评家李星不仅推出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位茅奖作家，更多是推出了一大批省内外有影响的领军人物，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文学队伍创作，他们或许一年、五年、十年……憋足劲在热爱的文学上耕耘。有人说“作为评论家，恰恰是这些优秀的作家成就了自己，没有作家成功的作品，哪来成功的评论家。”李星并不认同这些观点。他认为，在发展和繁荣中华文学艺术，攀登民族文化精神高峰方面，批评家和作家艺术家负有同样的责任和担当，努力的是一个目标。在作家和评论家之间，不存在“谁成就谁”的问题，而是一种“两翼驱动”，彼此读解。文艺批评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大量的认真的文本阅读，在阅读的基础上才会对作品有整体的准确与把握，不读作品或者走马观花，文学批评就无从谈起，甚至对作者有害而无益。
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工作者，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说真话”既是基本的艺术良知和专业底线，又是一种很高的艺术责任和社会担当。“说真话”更需要批评家的勇气。所谓批评家的使命和责任担当，就表现在敢不敢“说真话”，能不能坚守自己的良知、底线上。首先自己要摆脱物质利益羁绊，摆脱人情关系网络；无私才能公正，无私的真话才能让人相信你是真诚的，才能服人；其次，批评家不是法官，不是艺术真理的唯一和天生的占有者，是与作家艺术家平等对话的朋友，无论做诤友还是做“蜜”友，都要与人为善，做到理解的宽容或宽容的理解；第三，批评家不仅自己对时代的文学艺术负有重要的使命，对广大的读者和文学艺术品的享受者群同样负有重要的责任。一方面是与他们一样的艺术品的享受者，又是具有专业眼光和专业知识的鉴赏者和大众欣赏的导引和诠释者。倾听大众声音，服务大众，引领方向，发现和鼓励肯定艺术创新，应该是批评家的责任和担当。
“广泛的阅读使视野开阔，思想充实，与时俱进，始终站在文学批评的前沿，发出自己应发的声音。”如今，74岁的李星，每天依然坚持半天时间读书，半天写作和参加社会活动。
陈忠实长达20页的手稿《一个人的声音——李星印象》
魏锋，男，青年作家，1982年10月出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常务委员，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个人入选“陕西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评论文章曾入选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热点分析。至今已发表作品百余万字，出版著作多部。其中纪实文学《春天里放飞梦想》连续三次入选“全国职工书屋”和“全国农家书屋”指定重点备选图书，并多次再版发行; 读书随笔《微风轩书话》一书，入展第五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暨第五届陕西（西部）丝路图书交易博览会。这两部作品分别上线中华全国总工会职工书屋“电子职工书屋”阅读平台。
魏锋专访（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