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是谁？他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快点进来看看吧
毛泽东在谈到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提到有四位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有生之年，领导建立了大生纱厂，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体系比较完整的大生实业集团——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
张謇
从而成为近代中国纺织业的重要奠基者。更为可贵的是，在兴实业的过程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实业带动教育，以教育推动实业”的科学论断，并成功地将之付诸实践，为近代中国经济、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仕途艰难，投身实业
张謇出生于江苏南通的普通农民家庭，张家祖上三代都是普普通通的百姓，既没有人做过官，也没有人读过书。他的父亲除务农外，还兼营小商业，却也非十分贫寒之家。
张謇自幼天资极高，4岁时，他就开始认千字文，5岁时就能把千字文从头背到底，一字不差。父亲也十分重视对他的教育，5岁那年就把他送进邱氏私塾读书。
12岁时，又送他上了西亭一家姓宋的蒙馆先生家学习。张謇不仅聪明伶俐，而且非常用功好学，深得先生宠爱。据说，一次先生看到私塾门前有一官人骑马而过，即趁兴随口出了7个字的上联：“人骑白马门前过”，命张謇应对。张謇略加思索，即以“我踏金鳌海上来”对之。蒙馆先生听后大喜，逢人便夸赞他的得意门生张謇聪明过人，才思出众，并且说这是将来能中状元的预兆。
1868年，16岁的张謇准备参加文童会试。可因他家三代不曾出过读书应考者，被称为“冷籍”，所以要去应考须同族有资望的人做保。这可难住了张謇的父母。名门望族怎肯为他们这些平民百姓做保，可又不想让儿子失掉这个机会，左思右想，终于有了主意：张謇的父亲与如皋县一个姓张的认为同族，让张謇到如皋冒籍应试。张謇居然真的考取了秀才。
这本是喜事，可反而成了麻烦。考中后，真相暴露，如皋落第童生认为张謇占了他们的名额，具名上告。张謇的父亲变卖田产，四处求人，到处疏通，但延宕两年，仍不得解决。张謇愤怒至极，便不与父亲商量，迳向学院申请斥革他这个“冒籍”的秀才，请求回到南通应试。学院见他文才俱佳，便有意成全，让通州知州孙云锦调解此案。
孙素有爱才之名，得知详情后，对张謇既同情又赏识，便帮忙多方斡旋，终于把张謇拔到通州，算是一名通州秀才。为这场风波，张家花了许多钱，引起张謇同父异母兄弟的不满，要求分家。这样，张謇就变成了一个负债人。张謇就这样登上了科举道路上的第一个台阶。
后来，在孙云锦的帮助下，张謇才摆脱了困境。1874年，经孙云锦介绍，张謇结识了吴长庆，随入吴幕府。之后，他得以与薛时雨等名流接触，这使他的学业大有长进，眼 界逐渐开阔。1879年，24岁的张謇考取优贡。
张謇在吴长庆幕府时，1881年，袁世凯带数十人投奔吴长庆，然吴长庆对袁世凯的印象不佳，未加重用，只留袁世凯在营中读书。张謇在与袁世凯的接触中发现，袁很有办事才能，遂向吴长庆说情。吴听其言后，才委派袁为帮办营务处职。因此，人们说张謇是第一个赏识和提拔袁世凯的人。
1882年，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张謇随吴长庆赴朝鲜汉城，平定叛乱。在朝鲜期间，张謇替吴长庆草拟了《条陈朝鲜事宜疏》，并自撰《壬午东征事略》、《朝鲜善后六策》等，主张加强对朝鲜的保护，与东北三省联为一气，以防日俄侵略。文中对李鸿章的对朝政策多所抨击，深受翁同龢等“清流”派大臣的重视。但这却得罪了权倾大清的实权派李鸿章。
李鸿章
李鸿章得知张謇写的条陈后，十分生气，说他是“多管闲事”，由是，他对张謇恨之入骨，总想寻机报复。1884年，李鸿章以京畿防卫需加强为名，调吴长庆、张謇回国，极力削弱吴的权利，吴因此而生病去世。张謇也结束了他的十年幕僚生涯。李鸿章虽恨张謇，但因张謇佐助吴长庆平定朝鲜乱事有功，再加张謇有关朝鲜问题的条陈确为高见，故已是名声在外，并为朝野赞许；再加张謇确有才气，故后来李鸿章、张之洞都想把他拉入幕府，但却都遭到张謇的拒绝。张謇声称，自己“南不拜张(张之洞)，北不拜李(李鸿章)”，并以此感到自豪。
1879年考取优贡后，张謇数次应江南乡试，然屡试不中。1885年，即离开吴长庆军的第二年，张謇进京应顺天乡试，中第二名举人，时称“南元”。这一成功激起了张謇走科举道路的更大热情，他想沿科举之路继续往前走。此后10年，张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江苏各书院中度过的。
他先后掌教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太仓娄江书院、崇明瀛州书院、南京文正书院。
有时，他还兼修地方史志。但无论何时，他总是把科举考试放在首位。只可惜，这期间他四次进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连二连三的科场失败，使张謇越来越看透科举制度，考官往往单凭个人的喜怒好恶行事，并无心选拔真正的人才。张謇感到心灰意冷，真想就此作罢，再也不问津此道了。
然而，就在这时，1894年，正巧赶上慈禧太后60大寿，清政府为了庆祝她的寿辰，决定特别举行一次“恩科会试”。消息传来，张謇的亲友比他还高兴，他们都鼓励张謇再去试上一试，特别是父亲和在外地作官的伯父，再三催促张謇尽快起程。就这样，此时对科举已不想再问津的张謇，在亲友们的左说右劝下，终于又鼓起了余勇，第五次赴京应考。
事有凑巧，非常赏识张謇的翁同龢为此次会试的主考官之一。会考之前，翁就逢人便说，张謇“非常手也”。会试开始，主张维新变法的光绪帝亲自主持殿试。张謇不负翁同龢的厚望，他以一甲一名(状元)“大魁天下”。按照科举考试制度的惯例，张謇被授予六品翰林院编修的官职。
张謇在科举制度上经过几十年漫长而艰辛的跋涉，终于考中了状元，得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耀。按照封建制度，知识分子要达到显要地位，就得再走仕途之路，以爬上宰相的高位为顶点。然而，张謇中状元之时，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之日。
当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边情紧急。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派力主抵抗，拥护光绪，攻击后党；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后党，主张妥协退让，迟迟不肯增兵朝鲜，激起了朝野内外的不满，遭到各方的抨击。属清流派的张謇，更是慷慨陈词，他认为，所以有今日之危难局面，完全是因为李鸿章不接受他在1882年朝鲜兵变后所提出的建议，是李鸿章事事对日妥协退让的结果。
张謇
张謇不仅参加翰林院35人合疏弹劾李鸿章，而且，他还单独上《推原祸始防患未来清北洋折》。在弹劾李鸿章的奏折中，张謇十分尖锐地指出：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他指责“李鸿章主和误国”。“20年来，败坏和局者，李鸿章一人而已。”此奏折刚呈送朝廷，张謇就接到父亲逝世的电报，就这样，张謇只当了120天的翰林院编撰，就在悲愤中离开了翰林院，匆匆回籍奔丧。
几十年的科举生涯，使张謇对官场内幕、朝廷腐败极其厌恶，他曾在日记中十分不满地写过这样一件事：一天，他在京城看到文武百官在大雨中跪着迎接太后，一个个全被淋得像落汤鸡似的，连70多岁的老臣也不例外。
他觉得，如此诚惶诚恐地当个受罪的官，还不如回家痛痛快快地做个自由自在的平民百姓。因此，他在给翰林院的信中这样写道：“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之官。”表达了他再也无意于仕途，而要另辟新径，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道路的决心。
这是他人生旅途中的重要转折点。
实业救国，誉满东南
张謇虽在科举道路上跋涉了大半生，但他看重实业却是由来已久。１８８５至１８９４年，他在书院掌教之余，曾对徐州、淮阴、淮安等地进行了考察，这使他不仅产生了研究水利和导淮的想法，而且还产生了立志兴办实业的念头。
1886年，他提出了“中国须兴实业”，责任在于“士大夫”的思想，并打算亲身致力于实业。这年他参加会试失败后，回到家乡，就作了一次兴办实业的尝试。他真心实意地“经营乡里”，办理棉花、土布减捐；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倡导筹办滨海渔团，防范海盗；主张改良农业，采用机器和集资兴办公司。他邀集家乡的一批乡绅、商人，动员他们出资组织小型的蚕桑公司。
他还亲自出马，到湖州买回桑秧，把桑秧赊给乡农栽种。为了帮助农民掌握技术，他还把《蚕桑辑要》一书赠送给他们。但这些尝试都没有成功。然而，张謇却并未因此而打消“兴实业”的念头。相反，他对此的兴趣越来越大。告别了翰林院回原籍后，他最关心的仍是“兴实业”。
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也是办实业的热心倡导者。长江下游，特别是张謇的家乡南通一带，地理条件得天独厚，交通便利，气候适宜，又是传统的产棉区。这里的棉花不仅产量高，而且质地洁白，纤维长，富有弹性，早就以纱花著称，且价格低廉，为日本纱厂乐于采用。
《马关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人设厂制造，条约签后不久，日本商人就筹划在长江下游、特别是南通地区，开设纱厂，企图攫取这里的宝贵资源。张之洞看到这点后，就想抢在日本人之前筹办纱厂。正在这时，中了状元的张謇表现出对此道的极大热心。张之洞觉得他正是筹办纱厂最合适的人选。
1904年张謇等人合影
就这样，张之洞委张謇以重任，要他负责在南通地区筹办纱厂。张謇对自己的家乡十分熟知，他知道，这里不仅是优良的棉产区，而且农民有织布的传统技术，他们织的通州大布远销东南亚市场，深受欢迎。这些有利条件，再加上官方的支持，促使张謇回乡后，很快开始了紧张的建厂筹备工作。
从1895年筹建大生纱厂到1899年纱厂开工，这是大生纱厂的创办时期。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创业过程，其中最大的困难是集股。从1895年秋，张謇就开始为此奔走，终于组成了一个筹办纱厂的6人董事会，议定集股60万两。其中通州股东沈燮均、刘桂馨、陈维镛3人负责集股20万两；上海股东潘鹤琴、郭茂之、樊时勋三人，负责集资40万两。并说好，假若通、海募集不足，由上海集补，订立合同，奏部立案。1896年9月，张謇选定通州城附近的唐家闸作为厂址。
这里离县城只有15华里，且靠近长江口，交通便利，是较理想的建厂地点。随即便正式破土动工，建造厂房。
然而，集资进行的却相当不顺，破土动工后已经花了2万余两，而沪股却毫无着落。沪东樊时勋和通东陈维镛在困难面前打了退堂鼓，辞去了董事职务。六名董事只剩下四个，集资更加艰难。没有资金就买不上纱机，工厂就不能开工。张謇忧心忡忡，他从南通来到上海，整日奔波，四处求人，可四处碰壁。
在官绅们看来，他不过是个有职无权的“空状元”；在有钱人眼里，他也只是个两手空空的穷秀才。因此，对他的求援都是应付推诿。在当时，投资兴办近代工业，还不被人们了解，不论是旧式商人还是城镇富豪，他们都对此存有戒心。他们认为自办纱厂，风险太大，故都不肯资助。
这可急坏了张謇，他奔波数日，资没集到，身上的钱却都花光了，连吃住也发生困难。但这并没有把张謇难倒，他顾不上什么状元的脸面，把牙一咬，竟然到街上卖起字画来，就这样解决了吃住问题，可资仍未集到，纱机仍无法购买。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謇终于在黄浦滩边意外地发现了一台现成的纺织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经了解，张謇得知，这是前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从国外买来的纱机。等机器运到时，张之洞已被调走，于是这台价值几十万两的机器，就在黄浦滩上沉睡了3年而无人问津。得知这一情况后，张謇十分振奋，他立即赶到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处，请他帮忙。
大生纱厂
对兴办实业也较热心的刘坤一，听张謇说完后，他心里一盘算，这部机器若在黄浦江边继续搁下去，任其生锈，就会变成一堆废铁，与其这样，倒不如把它卖给张謇。于是，在刘坤一的帮助下，协议很快达成：机器折价为25万两银子的官股交张謇办厂使用。
这样一来，张謇未花分文变废为宝，得到了必不可少的生产设备，缓解了资金短缺的一大难题；而官府则可坐享其成，每年干拿利息。这样，工厂就成了官商合资企业。但不管怎样，纱厂终于开机了。
1899年4月，工厂开车出纱了。张謇借用了《易经》中“天地之大德曰生”之句，把厂名定为大生纱厂。他还特作了一幅对联，请翁同龢书写，挂在厂厅中央。
对联这样写道：“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表达了张謇立志振兴民族纺织业的宏伟志向。
开机是件喜事，可开机之后的困难仍然很大，购买原料，支付工资，维修设备，样样需钱。据估算，开工3个月，需要流动资金36万两才能周转，可各方集股任务都没完成，工厂营运资金只有四五万两，可真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了。
张謇又去到处求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处，他都跑过了，可所得无几，仍解决不了问题。5月，他到了上海，他想把工厂租凭出去，可受人低价要挟，他不肯干。真是一筹莫展，无可奈何。回到南通后，张謇横下一条心，决定“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
作出了这一决定后，工厂进入正常生产。张謇又立即到上海筹款，终于，有人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沈敬夫愿用自己同兴宏布社的全部资金接济“大生”，沈燮均也愿出资救济。张謇就是这样闯过了纱厂创立的最后一关。
大生纱厂生产的纱十分畅销，卖纱收花，更续不停，大获市利。来年就赚了近12万两银子，第三年赚了15万，张謇终于在纺织业上站住了脚。
张之洞
企业的发展，使人们转变了态度，投资入股的人越来越多，这又为工厂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张謇抓住时机，大胆扩股增资。1904年，纱厂增加资本63万两，新增纱锭2400枚。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开办大生二厂，资金一百万两，纱锭2.6万枚。到1913年，大生纱厂已发展成拥有200万两资金，6.7万枚纱锭的大生实业集团。
这一创业的壮举，使张謇兴实业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他基本完成了由封建文士向资产阶级企业家的转变。这一创业的壮举，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有着重要意义。
在这一过程中，张謇充分表现出了企业家的开拓精神，就像他自己平时所说的：“天下事不可看得太难，看难了，就畏缩不前，没有勇进之心；也不可看得太易，看易了立志不坚定，一试不得法便丢失了，都是不对的。”正是因为他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所以能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百折不挠，开拓进取。
大生纱厂建立时，外国商品大量倾销，国内市场竞争相当激烈。因此，如不狠抓经营管理，企业随时都有倒闭破产的危险。严峻的形势，使张謇认识到，要使大生纱厂在竞争中不被击败，必须有一套新的、严格的经营管理方法和制度。
他在认真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亲自拟定了一个“厂约”。“厂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厂内各级人员的职责分工作了明确的规定，并落实到每个人。张謇认为，有了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就可以防止互相推诿和扯皮现象的发生，还可以据此进行定期考察，该奖的奖，该罚的罚，做到赏罚分明。
为了打破陈规陋习，反对封建习气，张謇在厂中大树新风。如他规定：工厂中凡执事人概称先生，不得沿老爷旧称，等等。张謇制定的这套完整新颖的管理制度，适应了企业发展的需要，对加强企业管理，改良企业风气，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兴办企业的过程中，张謇还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完善自己。他提出：作为一个实业家，不仅要治厂严谨，经营有方，而且还要深谋远虑，目光远大。他曾这样说过：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为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正是因为他懂得这一点，并重视这一点，所以对自己的事业有一套独特的构思和长期的打算。他的目标不光是一个或几个大生纱厂，而是要建立一个门类比较齐全、体系比较完整的大生实业集团。
首先，为了解决纱厂的原料问题，张謇领导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1901年冬动工兴建。公司设在离久隆镇约10公里的下纱地方，要开垦的是南通地区海边的荒地。当时，交通十分落后，去海边需坐一种木制的独轮小车往返。小车到了海边就不管用了，因为那里是大片大片的芦苇，无路可走，张謇只好下车步行。在芦苇丛中走路十分艰难，他的衣服鞋袜常被湿透，但他从来不顾惜这些。
苏北沿海的盐垦公司
盐垦事业，是一项投资大、成效慢而利国利民的事业，张謇是抱着“功不必自己见，名不必自我成”的高尚思想境界，坚持兴办这一事业的。他计划在通海五县开垦100万亩荒地。然而，盐垦事业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其难度很大。先要把荒滩划为若干框，框有框河；框内再分若干壕，壕有壕沟，与框河衔接。框河壕沟都设涵洞。建闸，以蓄淡泄卤。
框外筑大堤以防海浪。一次，海水涨潮，大堤面临决口的危险。张謇亲自到现场指挥民工加固堤岸，抢险救灾，在场的民工都很受感动，大家同心协力，终于保住了苦心修筑的大堤。
经数年的苦心经营，张謇终于把理想变成了现实，到1909年，已有“群田9万余亩，年产棉四五万石”，荒滩得到了改造，农民得到了良田，大生纱厂更得到了大量质优价廉的棉花，工厂的原料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第二，领导建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他以棉纺织业为龙头，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为了利用棉籽和农村多余劳动力，1902年，张謇开办了广生榨油公司和大兴面粉公司。为了利用油厂下脚料，1903年，开办大隆油皂公司。为了解决产品的原料的运输问题，1904年创办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埠。
为了解决机械设备维修问题，1906年设立资生冶铁厂。此外，张謇还创办了吕四盐业公司、颐生酒厂、翰墨林印刷局、镇江钢笔公司、江浙鱼业公司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个。从而形成了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他所创办的大生实业集团，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独占鳌头的新兴民族资本集团。
第三，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实业带动、资助教育，以教育促进、推动实业”的科学论断，并成功地将之付诸实践。张謇对教育的重视，就象他对实业的重视一样。
他认为，实业和教育，皆为“富强之大本”。教育是救国强民的重要手段，要想国家强盛，人民就得掌握知识，而“知识主体，基于教育”。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张謇提出了“父教育而母实业”的科学论断。即认为，兴实业与办教育，二者密切相关，兴实业，可以带动和资助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办教育，又可以推动和促进实业的发展。以实业养教育，用教育促实业。
基于这一认识，张謇在兴实业的初期，就非常注重发展职业教育。大生纱厂刚建不久，张謇就办了一个职业学校，对工人进行职业技术培训。1905年，张謇创立了工人艺徒学校，用来“选教学徒中聪颖者”，新工人一进厂，就先在这里学习文化技术知识，从而提高了职工的业务水平和素质。
之后，随着大生纱厂各分厂的建立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工厂对纺、织、染各种专门技术人员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单靠初等技术培训，已不能适应生产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张謇又创办了纺织专科学校，该校不仅为当地纺织行业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而且还向其他地区输送了一些专门技术人员。之后，张謇又创办了铁路学校、吴淞商船学校等。为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实业，培养了大批近代科技人才。
通州师范
从富民强国的愿望出发，张謇不仅重视发展职业教育，而且非常注重普及教育。张謇提出，“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先从师范始。”即认为，培养人才要从小学抓起，而要发展小学教育，办好师范必须先行。
于是，1902年，他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成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开拓者。1905年，张謇特主持成立了通海五属学务公所，统筹本地举学事宜，并以通州师范为中心，先后创立了女子师范学校、城厢初等小学、幼稚园、盲哑学校、伶工学校等。
1920年，张謇将纺织、医学、农学3个专科学校合并，成立综合性的南通大学。至此，南通形成了一个门类和层次都比较齐全的教育体系，是全国仅见的通海地区教育网。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张謇的事业，也在这时达到了顶峰。在教育方面，从幼儿园到综合性大学，应有尽有；在实业方面，大生集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立的生产、销售体系，产品畅销，利润大增。
1917年，大生纱厂赚了76万两银子，1919年又赚了263万两。1922年，张謇70大寿时，大生纱厂已发展成四个纺织厂，资本达九百万两，纱锭15.5万枚；在盐业、垦、牧业方面，也有较大发展，先后开办了20个盐垦公司，共有资本两千万元。加上其他企业，张謇的资本总额达3400万元，成为东南实业界的巨子。
英雄末路，泪洒风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大部分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张謇的大生实业集团也不例外。大生纱厂和通海盐垦，都带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性。张謇虽然一生致力于实业，从政的时间很短，但他毕竟在上层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又是地方绅士中的头面人物。
张謇之子张孝若曾说，他父亲若没有翁公(翁同龢)，成名没这样大；若没有刘公(刘坤一)，成事没有这样快。张謇自己也认为“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他的这种特殊地位，以及他与政界要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使他的企业带有封建性的因素。特别是由于集资困难，大生纱厂实行所谓“官利”制度，即不管企业是否开工和盈亏如何，保证付给股东8%的利息，如有盈余，再分红利。这是剩余价值剥削加高利贷。
上世纪20年代南通大生纱厂
大生纱厂和通海盐垦都靠官的支持，自官取得特权。大生纱厂开办之初，就从官方获得：“20年内，百里之内不得有第二厂”的专利权。企业管理和对工人剥削，也带有封建性，工资低，工时长，工人受工头的盘剥，等等。这说明，大生实业集团，也毫不例外地打着那个时代的印记。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无时、无处不存在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痕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因帝国主义忙于欧洲战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才得到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帝国主义便卷土重来，投资设厂，倾销商品，排挤和压制民族工商业。特别是洋纱又复充斥中国市场，这使大生纱厂在国内的销路越来越成问题。
再加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购买力下降，销路更加不畅。纱价猛跌，利润也一落千丈。企业潜伏的危机也一一暴露。由于企业规模过于膨胀，各种费用激增，便出现了资金短缺的局面。张謇虽千方百计设法补救，但仍无济于事。以至最后连维持企业正常运转的财力也没有了。
张謇再次陷入了资金短缺、举债无路的困境。1923年年关，张謇被迫以大生一厂押给银行借款还债。1925年，张謇已是债台高筑，仅大生一厂即负债900万两，盐垦事业债务在250万两以上。张謇无力补天，走投无路，不得不把他苦心经营30年的全部企业交债权人江浙财团接办。
时已70多岁的张謇，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第二年，1926年，他便一病不起，8月24日，他悲病交加，与世长辞。享年74岁。
张謇去世了，他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感慨和遗憾。这位“失败的英雄”在晚年的一首诗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呜呼覆巢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的确，这位英雄的失败，正是落后的近代中国的一幕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