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版｜潘麟先生讲授《大学》 一：《大学》之由来
主持人：“品味儒家经典，享受中华文化。”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东学西渐》之《大学》。我是主持人伊谷。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著名学者潘麟先生。潘老师，您好！
潘麟先生：你好！
主持人：《大学》是“四书”之一，它也被称作东方的《圣经》，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它的由来。那《大学》最早是从何时出现的呢？
潘麟先生：《大学》的确有“中国的《圣经》”之称，它对中国人的影响可与《圣经》在西方文化中的影响相媲美，但是《大学》在诞生之初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一点它跟《圣经》是不同的。
主持人：那它是怎样的呢？
潘麟先生：《圣经》一诞生就在西方社会受到重视，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大学》却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它最开始是作为《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而存在的，除此之外，还有一本书叫《大戴礼记》。所以，我们需要先讲一下《礼记》。
主持人：好的。
潘麟先生：《礼记》是什么呢？《礼记》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的经典，是对《仪礼》这部书的一个注解、解释。《仪礼》又是什么呢？《仪礼》是记载古代礼制的著作，它从周朝末年一直延伸到秦汉之际，这中间大约有几百年的时间。在这几百年的时间当中，儒家学者对《仪礼》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是从史学考证的角度，有的是从字句训诂的角度，还有的是从哲学的角度。总之，就是给《仪礼》这部书里面的各种礼仪、礼节以哲学化的说明。
其实探讨的就是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礼，比如说我们对父要孝，我们对君要忠。那为什么要忠呢？我不忠不行吗？这样做的缘由是什么？就是你要说出我要遵守这些礼仪、礼节的所以然，就是说明它的缘由和道理。这其中的缘由和道理，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叫哲学，即进行哲学化的说明。不同的学者从各个角度解释《仪礼》，最后就呈现出了很有趣的现象——众说纷纭、百家纷争。到了西汉的时候，儒家的学者把从晚周到秦汉之际，对《仪礼》这部书所有具有代表性的、有价值的诠释、阐解全部汇集到了一起。
主持人：就变成了《礼记》？
潘麟先生：对，《礼记》就是对《仪礼》这部书的哲学化说明。
主持人：哦，原来是这样的！
潘麟先生：《中庸》也是这样的情况，《中庸》原来只是《礼记》中的一篇。在《大学》和《中庸》只是作为《礼记》中的内容存在的时候，它们并没有受到特别的优待。直到唐宋时期，《大学》和《中庸》才逐渐受到重视。
主持人：嗯，那您刚刚讲到了这个《小戴礼记》和《大戴礼记》，它们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潘麟先生：有人将从晚周开始到秦汉之际，所有有代表性的、有价值的，对《仪礼》进行论说、阐释的文章和著作汇集到了一起，形成了《礼记》。《礼记》到底是由谁整理出来的，这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许是一个人，又或者是一群学者共同完成的。
到了东汉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叫作戴德的人。他认为之前汇编的《礼记》编辑得不好，部分收录的文章没有存在的价值，或者说与《仪礼》没有太直接的什么关系。所以，他对《礼记》进行了删减和重新编辑。于是，后人就将戴德编辑的《礼记》称作《大戴礼记》。巧合的是，戴德有个叫戴圣的侄子，是一个著名的礼学家，就是礼仪、礼节的“礼”。它跟宋明“程朱理学”的“理”不一样。
主持人：“礼学”的“礼”字，跟“理性”的“理”字，是不一样的吗？
潘麟先生：“程朱理学”是“理性”的“理”，而戴德、戴圣叔侄是“礼学”的礼，属于儒家的另一个学派——礼学派。戴圣认为《礼记》需要重新编辑，因为他发现戴德编辑的《大戴礼记》也有不妥之处，所以他选择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必须要保存的文章进行了重新编辑，所做出的合集在历史上被称作《小戴礼记》。
《小戴礼记》和《大戴礼记》都对原有《礼记》中的文章进行了删减，只不过删减的数量是不一样的。从先秦到汉时期留下来的《礼记》总共一百三十一篇，而《小戴礼记》和《大戴礼记》只是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
主持人：那有多少篇呢？
潘麟先生：《大戴礼记》保留了八十五篇，到了戴圣编辑的《小戴礼记》，就只剩下四十九篇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戴德编辑的《大戴礼记》里，并没有收录《大学》。戴德把《大学》给删除了，可能是他认为不重要吧。到了《小戴礼记》的时候，戴圣又认为《大学》不应该删，于是他又把《大学》保留了下来，所以《大学》这部书只保留在《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的位置上。《礼记》诞生了以后，一直到唐朝的时候，这中间有数百年的历史，《大学》和《中庸》都没有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
主持人：那《大学》后来是怎么被重视起来的呢？
潘麟先生：《大学》真正被重视起来应该始于唐中期的韩愈。
主持人：韩愈吗？
潘麟先生：对，就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
主持人：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潘麟先生：韩愈从文学层面提倡古文，因为他在学术和文化方面的倾向是儒家。
主持人：是。
潘麟先生：韩愈认为自己是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儒家的传人，他一直想要为儒家争得一席地位。在汉朝的时候，尽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们是从儒家典章制度的角度来看重儒家、儒学。儒家所说的“礼”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将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国家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等全部包含在内。
主持人：这些都叫作“礼”吗？
潘麟先生：这些就叫“礼”，所以说孔子重视“礼”。但与其说孔子重视“礼”，倒不如说孔子注重法制。这并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注重行个礼节、行个礼貌之类的。这样的话其实是把孔子给说小了，那孔子就成了一个礼貌学家，但实际上他不是这样的。
孔子提倡礼。国家为什么会乱？实际上就是因为大家不守法度了，君不君、臣不臣了；就是因为大家有法不遵、有法不依、有法不行了。试想：家，家法不行、不遵，国，国法不行、不遵，延伸到整个社会系统，乃至于对朋友不忠了，夫妻不和了，父子冲突了。那么，这个天下还不大乱吗？所以孔子出来以后就说我们不能乱，我们还要再回到规矩中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于是，孔子就提出“礼”，提倡我们要重视礼。正是因为孔子的提倡，所以才有了《仪礼》这部书，那么也就有了《礼记》。在孔子的提倡下，他的弟子七十二贤人，都非常注重礼仪、礼节。这些留下来的礼仪、礼节和典章制度，被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帝王们认为很有必要去提倡和推行。但是我们要知道，儒家不仅仅有典章制度之学，它还有义理之学。
主持人：那么儒家的义理之学是什么？
潘麟先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儒家的义理之学就叫哲学。也就是说，除了通常意义上的“礼”，儒家还有哲学这一部分，即他们对天地、宇宙、人生有一套深刻的洞见和独特的主张。但是，这个主张、这个洞见、这个体系，或者叫这个智慧系统，从汉武帝乃至于到唐朝，都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主持人：那人们就没有义理方面的需求吗？
潘麟先生：儒家的义理之学一直没有得到高度的重视，其实就是被忽视了。但是，人们还是有哲学的需求，还是有对生命追问的需求，以及对个体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那么，这样的一种需求，要从哪里得到满足呢？恰好汉末的时候，道学复兴，即道家的老庄之学复兴。人们从老庄之学中，来获取自己对天地宇宙来源和归宿问题的答案。
主持人：那么人类为什么要追问有关宇宙或人生的问题呢？
潘麟先生：这种追问来源于人的一种天性，就是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主持人：对，人活着就要思考。
潘麟先生：我活着的价值是什么？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也是哲学，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说就叫义理。义理存在的价值，就是满足人们这样的一个追问和需求，我们现在统称为终极追问，亦或叫终极价值、终极关怀。
汉末的时候道学兴盛。在道学兴盛了几十年、上百年以后，紧接着就是佛学、佛教从印度传了过来。佛教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智慧体系、义理体系，它更进一步地满足了人们对生来死去、宇宙人生不断追问的需求，也就是终极关怀的需求。就这样，全天下的学者和精英们，一下子就被吸引到佛教中来。到了唐朝的时候，佛学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
主持人：已经发展得很庞大了。
潘麟先生：唐朝的时候，佛学已经发展到了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贩夫走卒，无人不谈禅，无人不论佛、不学佛，大家都以论佛、学佛为时尚，就像我们现在都以挣钱为时尚，以做生意为时尚。同样的道理，那个时候人们的时尚不是做生意，那个时候人们的时尚是信仰佛教。
主持人：信仰佛教？
潘麟先生：总之当时大家就是去追求佛教、信仰佛教。以至于历史上形容当时的佛教，叫“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整个中国差不多都被印度化了。
主持人：印度化？
潘麟先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我们不是印度，我们那个时候叫大唐。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是一个完整、独立、雄厚的帝国，但是从文化思想、精神角度来讲，我们已经被彻底地佛教化了，也就是印度化了。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我们已经被文化殖民了，就是被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给殖民了。
韩愈觉得这样不行，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而被国外的民族文化所殖民，倒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我们有自己的文化，从黄帝、尧舜禹一路发展下来，我们自己的文化是绝不亚于佛教的，或者说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体系是另外一个博大的文化体系。也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精神上的珠穆朗玛峰”。所以，既然我们有自己的文化，那我们为什么不树立自己文化上的珠峰呢？
主持人：是的。
潘麟先生：所以韩愈就提出要恢复儒学。值得注意的是，韩愈提倡的已经不是礼学了，因为“礼”在帝王。在历代统治者那里，儒学已经被高度地重视，也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
主持人：既然韩愈提倡的不是礼学，那儒家真正的灵魂是什么呢？
潘麟先生：历代政府已经把儒学运用在社会的每个角落了，重视的程度已经足够了。但是这种运用只是儒学、儒家其中的一个侧面，并不能代表儒家。反过来说，真正能代表儒家的是义理之学，或者叫儒家的仁义道德之学，这才是儒学的灵魂和核心。而这个灵魂和核心存在在哪里呢？其实就存在在后人所说的“四书”那里。
在韩愈那个时候，还没有“四书”的概念。但是，儒家的各种著作和经典中蕴含着大量的智慧体系和终极关怀的内容，其中就有一部著作叫《大学》。那么，韩愈就以《大学》为底层构架，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
主持人：那是什么样的文章？
潘麟先生：这篇文章就叫《原道》，就是最原始、最核心、最正统的，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学术之道。
主持人：原本的这个道吗？
潘麟先生：原本的道。那么这个原本的道是什么呢？韩愈说，就是孔孟之道，或者说从夏商周以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圣贤们代代传承下来的道德仁义。他说这个才是我们中华民族自本自根的东西。除了《论语》和《孟子》以外，还有一部叫《大学》的书。《大学》也凝聚了仁义之道，更确切地说，《大学》是阐明仁义之道的代表性著作。于是，韩愈就引用《大学》里面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其实也是《大学》的核心思想。
主持人：那是不是可以说《大学》显现出了我们独有的智慧体系呢？
潘麟先生：《大学》的一个义理构架，或者叫智慧构架，就是“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一个次第和体系。韩愈将大学的内容引用在《原道》中，目的是让人们明白我们自己有完备的哲学体系和智慧体系。这个智慧体系和哲学体系是我们自本自根的，是从上古三代就传承下来的。由于韩愈在当时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所以他对《大学》中的内容——“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引用，引起了天下学子的很大关注，天下学子由此才知道除了《论语》《孟子》之外，还有一部能够作为儒家代表的经典性著作，叫《大学》。从此以后，《大学》才正式进入天下学子的视野之中。
主持人：通过潘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并不是所有的历史著作都是从一诞生就被人们所重视，《大学》也是经历了千百年的默默无闻后，才得到人们的重视的，它的命运就跟一个人的命运一样。那么《大学》的命运后来又发生了些什么呢？我们下期节目再听潘麟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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