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义务放电影”，还差一个理由

2007年，广西钦州罗衍宗花500元买了台二手放映机，开始走村串巷，为十里八乡的村民义务放映电影，一放10年。近日他因无经营许可证被取消放映资格，2017年起不能再为村民放电影。老罗想不通“我不收钱，让村民有文化娱乐，也会有人阻止？”

这事看起来确实是一件小事，但它却让很多人窝心。原因或许在于人们联想到了农村已经不堪的现状。当下，随着城市化的提速，传统乡土社会文化快速退化，人口“空心化”和文化“荒漠化”在加剧。更有观点认为，在农村，“根”的意义上的家在沦陷，乡愁已经无处安放。这话听起来有些悲观，但它的确是对农村现状的一个悲情描述。而现如今已经精神贫瘠的乡村，为何连一台放影机都容不下？

当然，改变正在进行，如今城乡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面向未来的国家战略。我们看得的改变，有国家和地方对于农村教育、文化等投入在增加，送书下乡、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也已成为某种常态。但这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来说，毕竟是杯水车薪，只能解乡村一时的文化之渴。而限于财力等因素，政府不可能提供农村人口全部的“文化食粮”。在此背景下，巧借民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就显得尤其必要。

就电影来说，这在城市已经再平常不过，城里人大片可以挑着看，高度人性设计的影院，也越来越多。但农民别说进影院，看一场露天电影，可能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偏远的农村地区，政府一时“够”不着，罗衍宗们又很乐意义务放电影，正好为政府补了位、分了忧，对这种自我救赎，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精准扶贫，是多方面的，其中应该包括对于文化的扶贫，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电影在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同时，可以发挥其教育、审美等功能，让农村人口经常看到电影，也是精准扶贫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对于增强贫困人口的文明素质，进而增强其“造血”功能，意义深远。

罗衍宗对于电影这份坚守，是村民对于文化的自我救赎，义务放映十多年，因为“难能”，更显“可贵”。对于这种坚守，我们对其不应该泼以冷水，而应给予褒奖，更要为他创造条件，比如无偿为他提供片源，改善其交通工具，给予其适当补贴，使电影放映长流水、不断线，成为农村电影文化的播种机。如果更进一步，借助电影把村民聚拢起来的机会，不失时机的进行农村防火防盗、防诈骗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岂不更是一举多得？

至于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相关部门应主动降低门槛，为其办理。如果暂时还不符合领证的条件，完全可以“先领照后办证”，通过指导加以规范，直到符合条件。放了十多年都没问题，现在说声无证就要叫停，缺少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这不禁让人想起最近一个同类新闻：上个月，西安农民查丁自掏腰包24万元，将村里的一条土路用水泥硬化，却被当地国土局及城管部门认定未经行政许可，而成为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被责令拆除。这事让人窝心，村民代为相关部门“履责”、修了早该修的路，却在“生米煮成了熟饭”时说拆就要拆，何止是遗憾？

为民、便民、高效，是行政许可的本义。村民义务放电影，是一个明显有利于社会且受到广泛欢迎的行为，如果行政不许可，不只是暴露了职能部门的官僚作风，说明这种“不许可”本身，没有体现民本行政的价值观，甚至已经背离了普世价值。如此作为，着实令人费解，当好好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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