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德国的灵魂之路
康 德
如果时空回溯到18世纪中后期的普鲁士，那么我们可以在哥尼斯堡城的某条菩提小道上天天看见这样一个人，他身著灰色外衣，手执手杖，沉默不语的散步，并且当地的居民都知道，时间恰好是下午三点半。
这就是伊曼努尔·康德。他1724年生于德意志邦国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从此他一生都没走出过这座城市，尽管他十分爱好讲授远方异国的地理和人情。康德出身贫寒，母亲是个虔诚的清教徒，以至他也始终保持着德国清教徒的忧郁特征。在那些默默无闻的岁月中，康德的兴趣与其说在形而上学上，不如说在物理学上。他写书谈行星、地震以及更多的自然现象。1715年开始工作时，他当了哥尼斯堡大学的编外讲师。他的务实原则之一是关切天分一般的学生，因为在他看来低能儿无可救药，而天才则自有办法。后来受到论敌的影响（其中休谟最为重要），逐渐成熟，居然超越他壮年时期的保守主义，回到自由主义中来。他是大器晚成的。他的杰作到1781年才定稿，其间修改达15年之久。那时他57岁。从来没有人成熟得这样姗姗来迟，而且也从来没有一本书这样震惊哲学界，闹个天翻地覆。海涅甚至把康德的哲学革命与法国的政治革命相提并论，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而康德把上帝送上了断头台。如叔本华所说，《纯粹理性批判》是“德国文献中最重要的作品”，任何人在没有懂得康德以前，就一直是个孩子。
也有人比喻康德的哲学像蓄水池，前面的水流入它里面，后面的水又从它里面流出。因此将来的哲学决不会再像它早期那么朴素了，哲学今后注定会有所不同，而且越来越深奥难解——因为已经出现过一个康德。
黑格尔
生活中常常出现这种尴尬，有时候你非常喜欢一个人，那个人对你却不屑一顾。黑格尔跟中国的关系，也有点这样的味道。他对中国的哲学根本瞧不起，他在他的哲学史巨著中，寥寥数笔地把中国哲学勾勒完毕，转而大谈其他国家的哲学去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却对黑格尔喜欢得不得了。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青年时代是位孜孜不倦的好学生，他全面分析他读过的所有重要著作，并大段大段地摘抄、整理。他说，真正的教养必须在最初就避免出风头。犹如毕达哥拉斯的教育制度，要求学生在最初五年必须保持缄默。黑格尔常常陷于沉思，既超脱又宁静，什么事情都无法打扰他。上课，有时他会心不在焉地提前一小时；还有人发现他在一个地方一呆就是半天，一动不动；跟传说中的天才一样，有一次他边走边思考，天下雨了，一只鞋陷入烂泥，竟浑然不觉，径直前行。
我们要感谢黑格尔给人类带来了辩证法，这使人们今后在看待问题的时候尽可避免“偏执狂病”，从而产生思维的革新。他的著作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如出一辙，多数是备课笔记，或者更糟，是听他讲演的学生所作的笔记，只有《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出自他的手稿。1817年《哲学全书》纲要出版，他依靠这部书的力量第二年便高升到柏林大学去了。从那时起，他舍我其谁地统领着哲学界，像当时的歌德统领文学界，贝多芬统领音乐界一样。1831年，霍乱传到柏林。身架羸弱的黑格尔成为传染病的首袭对象，他仅病倒一天，就在睡眠中恬静地死去。德国在1827到1832年间相继失去了歌德、黑格尔、贝多芬，无可挽回地给一个时代拉上了帷幕。
叔本华
“你令人无法容忍，是个十足的累赘，很难生活在一起……”谁都难以想象这是一位母亲写给儿子的信。叔本华的父亲自杀之后，他的母亲便跟他分开过日子，一心享受自己的快乐和自由去了。于是我们在他的《生活的智慧》中能够找到这样的句子，“一个人在别人眼里是什么并没有多大关系，每个人最终都是孤立无援的，重要的是孤立无援着的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从自身得到的幸福比从周围环境得到的幸福多。……一个人生活的世界是怎样的情形主要在于他怎样看它”。
显然叔本华是个极度缺乏母爱的人，由于母爱的缺乏又导致母恨，进而影响到他的哲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之后，没有引起任何注意，长达16年的滞销使这部书大部分作为废纸卖掉。然后，他像寓言中的狐狸一样说得娓娓动听：“如果一个音乐家知道听众几乎全是聋子，他也知道有一两个人是为了藏拙而在那里喝彩，那么他还会对他们的高声喝彩感到高兴吗？”另一个打击是在他任柏林大学的无薪俸讲师时期。叔本华故意把自己的演讲选择在当时声名显赫的黑格尔排定授课的同一时间，他指望学生能用后世的眼光来估量他和黑格尔。但学生并不能预见得那么远，当叔本华发觉自己是在对着一排排的空座位演讲时，他辞职了。
转机出现在1848年，饱尝革命失败的德国资产阶级于苦闷中寻找慰藉，于是把目光崭新地投向等待已久的叔本华。他赢得了公认。1858年，他70岁生日时祝贺从四面八方而来，这个伟大的悲观主义者现在快成为乐观主义者了，每顿饭后坚持不懈地吹笛子，以感谢时间证明了他的价值。欣喜之余他还用彼得拉克的名言，“谁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就满足了”，来表明心声。
尼 采
最后他疯了，世人都知道。
他的父亲是个牧师，他的同学叫他“小牧师”，他喜欢躲开众人独自阅读《圣经》，或者满怀激情地把《圣经》念给别人听，使人们听得热泪盈眶。然而他毕竟是个叛逆者，18岁时就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此后他一生都在追寻一位新神——“超人”。
弗里德里希·尼采喜欢黑夜，因为白天他会头晕目眩及耳鸣嗡嗡。他服过兵役，受伤归来体质更差，病痛折腾得他常常无法解脱，便说，“也许，我最清楚为什么人是唯一会笑的动物，他孤零零的，忍受剧痛的折磨，无可奈何才发明了笑。”他在探索人生问题之初，遇到了叔本华哲学，他称赞“叔本华的伟大之处，就在他能站在人生之画面前，将它的全部画意解释给我们听。”悲观主义是他和叔本华的共同语言，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第一要承认人生的悲剧性，第二要战胜人的悲剧性。为此，他以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为形象，提出了酒神精神。他言词激烈，类似日耳曼人的咆哮，他抨击思想、也抨击人。毫无疑问，尼采的思维太急剧了，因而过早地衰竭，他与时代抗争，结果心理失去了平衡，精神崩溃。像前三位哲学家一样，他也终身未婚。住进疯人院不久，他的老母亲把他领走了，母亲死后，他跟着妹妹生活在魏玛。一次，他见妹妹望着他黯然神伤地流泪，问道：“伊丽莎白，你为什么哭？难道我们不幸福？”又一次，他听到人们谈起书，快活地说：“啊！书，我也写过几本好书”——但是，这清醒证明的仅仅只是偶然。
尼采是个哲学家，也是诗人，他把诗融进哲学，也把哲学诗化了，在他的哲学里，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生命力的奔放与张扬。至今，我的耳旁仍回荡着他的呐喊：我的时代还没有来到，有的人死后才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