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哀魂，悼亡者，敬生员‖文/李九

泣哀魂，悼亡者，敬生员

想写点东西，半晌，笔依然未动。思绪如柳絮纷飞，杂乱不堪。该写闲哉小品，亦是挥霍想象力，天马行空一番。突然，一条消息推送映入眼帘，心底荡起涟漪。绝不能如蜻蜓点水般轻轻划划过，只因为那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不可以抹忘的。

我是一个敏感多思的人，内心的柔软极为容易因为一些人事而触碰到。对于曾经了解过关于大屠杀的寥寥资料，它都一度成为我的梦魇，更何况那些已然饱经沧桑而年过半百的幸存者？我也不知为何会做这种将自己置身于人间地狱的梦。脚下，目及所处皆是数不清的尸体。浓烟笼罩天空，城墙矗立，见证这一幕的惨烈。庆幸每次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往下深入，不然我那本就脆弱的神经会随时崩溃掉。活在和平年代，却仍不住地一再回想半个多世纪前的悲剧，我以为这并不奇怪。尤其当我看到推文上一张张十三位逝者的照片:朱惟平、杨贵珍、马月华、陈素华、伍正禧、刘兴铭、余文彬、董卓珍、王福义、史桂芳、万秀英、金茂荣、胡信佳，我的伤心与无力加深了。他们大半辈子背负着屈辱的记忆，甚至在灾难中早早失去了亲人朋友，承受着旁人难以感同身受的煎熬走过来。古人言:歌以咏志，文以载道。我的文字向来纤弱，受资历所限，也缺乏一种力透纸背的深刻。但是写到这段历史时，我的心情催迫我不得不肃正，存有敬畏感，以及面向现实的沉重。照片上的他们很像过了寻常一生的老人，脸庞上的皱纹再深也掩藏不住眼底的温和。抚平不了他们的伤痕，也驱散不了随时可能会浮现他们脑海深处的阴影，我也只能做到不可遗忘，还有对战争的憎恨。南京，是一座悲城。现在人们瞩目它作为江苏要地的繁荣，感叹千百年前有多个“建康”“金陵”之类的美称，却习惯性地忽略此地的痛。是啊，倾向回避不太美好的东西似乎是一种本能，听到屠杀这个恐怖的字眼也会下意识地不去深究。怯弱如我，曾畏惧过始终牵挂此事终令我愁苦的代价，后来发觉萌生了这个念头的我太可笑无知了。南京大屠杀，不是书上中国近代史的简单的一部分，它仿佛融进了我的血肉里，撕裂开来是对一切的背叛——我的国，哭泣的哀魂，正在凋零的幸存者。

追溯往事，是当年受张纯如女士的影响。我都可以肯定地说出，是写关于这位年轻华裔女作家的文章给我带来了至今都颤栗的噩梦。很不幸她最后患上抑郁症，走上死亡的不归路，可是我对张女士充满了仰望高山般的崇敬之意。是她一力收集资料并撰写著作向世人揭露这场泯灭人性的屠杀，即使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恐喝威胁也不退步。属于精英阶层，本该享受人人艳羡的“美国梦”生活，结局却如斯破灭。那我这点微不足道的困扰何其轻。

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只剩七十八人。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就像纪录片《三十二》的悄然无知到《二十二》的爆火之间的过渡，少了的数字的背后意味着十条生命的逝去。遗憾以这种方式认识他们，又那么迟，只凭一时兴起的同情过后又抛之，把这些浓缩到竟剩一个简短的词条，想起来后轻轻说一句:“那电影我看了，感觉好悲啊……”接下来的空白是无言。仍记得电影上映的时候，有人质疑消费苦难，不尊重在世的老人。现在一想到此处，只恨偏偏以悼文开头得知他们，跟风似的缅怀着。就如写此文的我，对12月5日下午四点五十分与世长辞之前的老人胡信佳从不知晓。这也应该不是我的错，推文内容总是在生与死上下徘徊，祭奠话语尤多。包括我所言都只是尽我之力慰藉已入天堂的十三位老人和活在人间的七十八位老人。如果连我爱的文字都没有及时为他们挥展，表达我的哀思，那么我整天琢弄的不尽是水中月，镜中花吗？与其说我在写文，实是我在记录对那条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的各种推文中目前为止非常令我在意的消息时的所思。我必须要把我的感受化成有形的文字，提醒自己在之后的时光里把这段历史和那些老人的名字、音容笑貌记住。

我不想提及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之类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南京的遇难者名单墙上用紫金草体镌刻着的10665个名字每年都会再描新一遍，清晰彰显了伤痛过往的存在。我可以自然忘记大多个人不愉快，但是国家的“不愉快”，这个词分量太轻，该说是近代史以来的无尽的厄运怎可谈笑间使之灰飞烟灭呢？无意激起民族愤慨，但日本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实在可恨。同为二战期间罪行累累的法西斯国家，1970年德国总理维利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当众下跪，并发出祈祷，为纳粹肆意杀害无辜犹太人生命的滔天罪行而忏悔。此举为德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望，推动其重返欧洲。反观日本政府总是遮遮掩掩的，摇摆不定，甚至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企图美化侵华历史，怎能不令人生怒？从小听到大，至今还是这种不肯切割了断的局面，可以让亡者和存活的老人心安吗？很少写这些过于现实和残忍的东西，我也缺乏勇气去描诉太多细节，图像和文字足以令我背脊发冷，骨子里的害怕随时会吞噬掉我。翻看老人们关于屠杀的记忆时，我尽量不去细读，实在太阴暗了。高中学过一篇报道文《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里面有几句原话正是我内心的写照:今天，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记者只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同样，在得知又有一位老人走了后，我如果不写些什么或说些什么就放在一边，那就对不起遇难的人。

鲁迅先生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也许达不到时忧民生的境界，但至少切记莫忘，莫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