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帝王历史意识探究

内容提要：个人喜好以及经筵经史讲读制度的推行，使得宋代帝王对史学的认识水平及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他们甚至能秉持以史为鉴与以史资治的思想观念，并不时将其用于施政实践。同时，宋代帝王往往通过体现帝王意志的相关制度与特殊举措来掌控官、私史学，强化史学的现实功用。他们在推动了宋代史学发展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官修本朝史时而体现着他们的某些旨意。总之，以上均是宋代帝王历史意识提高的具体体现。

原文出处：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04期

宋代史学繁荣发达，史学成就极为显著，这不仅与宋代所处的时代背景、官方修史体制，以及私家喜好著述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宋代帝王历史意识的普遍提高不无关系。①历史意识作为人们感知历史，认识历史，把握及适时运用历史的能力，既与人们自身对历史的兴趣有关，也与人们后天通过学习，逐步掌握历史学识，从而有目的认识、运用及传承历史有关。在此，笔者拟结合宋代帝王的历史兴趣与认识水平，他们运用历史学识加以治政及其有意掌控史著修撰等，揭示其历史意识的具体表现。

宋代帝王喜好读书，尤其是读史、评史，这无不表明他们对史学及其功用有了一定认识。同时，在史学认识水平得以提高的基础上，也促使他们在运用史学治政时，往往具有自觉的行为意识。

一、喜好读史、评史及制度化的听史，使得宋代帝王丰富了历史知识，加深了对史学及其功用的认识，并时而还能为现实政治服务

宋太祖虽系武将出身，但史载他“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1](卷7，P171)。对此，时人刘安世进而指出：“太祖极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口不言耳。至与大臣论事时，出一语往往独尽利害之实。”[2](卷上，P366)这说明喜好读书的宋太祖，还能从史书中吸取营养，并运用到现实政务中。此后继位者中，喜好读史者不乏其人。如宋太宗尝谓侍臣言：“朕万几之暇，不废观书，见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剸裁，全倚于人，则未知措身之所。”[3](卷3，P30)真宗“文史、政事之外，无他玩好”[4](卷26《祖宗圣学》，P645)。仁宗尝谓辅臣言：“朕听政之暇，于旧史无所不观，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监戒也。”[5](卷6陈瓘《上徽宗乞读资治通鉴》，P58)又如哲宗向王岩叟等言：“朕在禁中，尝观书不废也。”[1](卷464，P11093)再如高宗早年谓辅臣言：“朕居宫中，自有日课，早阅章疏，午后读《春秋》、《史记》，夜读《尚书》，率以二鼓罢。尤好《左氏春秋》，每二十四日而读一过。”[6](甲集卷1《高宗圣学》，P31－32)到绍兴十二年，高宗告诉大臣：“朕于宫中无嗜好，惟好观书，考古人行事以施于政，凡学必自得乃可用。”[7](卷26《建炎内殿讲读》，P517)孝宗亦早在藩邸时，“绝意声色，常以经史自娱”[8](卷159，P2577)。

同时，由宋代多数帝王点评相关史书可知，他们对一些重要史书的内容及其功用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甚至这种认识还转化成了治政行为。如开宝八年，太祖尝读《尧典》，叹道：“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耶？”对此，史家论道：“盖有意于刑措也。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1](卷16，P337)太宗与近臣论三史，言道：“夫史书之作，务在惩恶劝善。若采摭小说异闻以缀饰者，盖不足训。”[9](卷3，P744－745)景德二年，真宗在谈到《三国志》时，就认为该书所记“君臣善恶，足为监戒”[1](卷60，P1333)。又如天圣五年，杨及上所修《五代史》，仁宗谓辅臣：“五代乱离，事不足法。”[1](卷105，P2437)乾道三年春正月，孝宗言道：“朕以闲暇取《尚书》、《通鉴》孜孜读之，帝王所以为帝王，法戒其兴亡。”[7](卷26，P529)

此外，真宗读经史时，“择其可以为后世法者”，撰成《正说》50篇。其后仁宗御经筵，命侍臣日读一篇。[4](卷26《祖宗圣学》，P645)这表明真宗特意选编经筵听读教材，用以教育继位者。随后，仁宗于“《章圣纪》中掇其要”，撰成《真宗政要》10卷。[7](卷28《乾兴真宗政要》，P559)由此说明真宗父子极为重视史学的教化与传承作用。绍兴五年，高宗赐赵鼎所抄《尚书》一部。赵鼎称谢，高宗言道：“《尚书》所载君臣相戒敕之言。所以赐卿，乃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10](《崇儒》六，P341)由此激勉辅臣。

以上情况表明，宋代帝王具有自觉读史、评史、编史乃至抄史喜好，这是他们自身历史意识的自然表露。当然，以上史例仅代表宋代多数帝王具有如此自觉的行为意识。不过，宋代经筵讲读经史制度的建立与推行，使得宋代帝王与史学问确立了极为紧密的关系，并由此普遍增强了他们的历史意识。

一方面，系统化的经史讲读制度，培养了宋代帝王喜好历史的兴趣，丰富了他们的历史学识。如早在太平兴国八年，太宗在听政之暇，始用吕文仲为侍读，每出经史，即召文仲读之。[4](卷26《祖宗圣学》，P643)咸平三［五］年，真宗命邢昺讲《左氏春秋》。邢昺言该经“少有人听，多或中辍”。真宗言：“勤学有益，最胜他事，且深资政理，无如经言。”[4](卷26《祖宗圣学》，P644)这表明真宗对经史讲读极为支持，认识也颇为深刻。乾兴元年三月，仁宗下诏指出：“朕仰承先训，肇缵庆基，思与忠贤日勤听览，至于宵旰，非敢怠遑。虽每属于清闲，亦靡图于暇逸，当延侍从，讲习艺文，勉徇嘉谋，用依来请。双日不视事，亦当宣召侍臣便殿，以阅经史，冀不废学也。只日亦召侍臣讲读。”[4](卷26《祖宗圣学》，P646)这表明经筵听读经史制度至此已更为细密化、常规化了。对此，范祖禹论道：“太宗始命吕文仲读，真宗置侍讲、侍读学士，仁宗开迩英、延乂二阁，日以讲读为常。累圣相承，有加无损，有勤无怠，此所以遗子孙之法也。是以海内承平百三十年，自三代以来，盖未之有，由祖宗无不好学故也。”[9](卷3，P745)此后，神宗对经筵听读论政亦极为重视。对此，范祖禹总结道：“神宗皇帝即位之初，多与讲读之臣论政事于迩英，君臣倾尽，无有所隐，而帝天资好学，自强不息，禁中观书，或至夜分，其励精勤政，前世帝王未有也。自熙宁至元丰之末间，日御经筵，风雨不易，盖一遵祖宗成宪，以为后世子孙法也，可不念哉！”[9](卷8，P777－778)随后继位的哲宗，据说“在宫中博览群书，祖宗《宝训》、《实录》，皆详阅数四。居常渊默不言。及侍臣讲读，则反复问难无倦色”[1](卷520元符三年春正月己卯注引，P12360)，凡此等等。

南宋时，经筵讲读经史制度得以及时恢复。建炎元年十二月，高宗下诏指出：“朕念亲儒臣以稽先圣之格言，虽羽檄交驰，巡幸未定，亦不可废。可差讲读官四员，万机之暇，令于内殿讲读。”[11](卷2，P25)此后该制度始终得以正常实施。甚至到宁宗时，还增加了晚讲。对此，侍读章颖等言：“前此未有晚讲、坐讲，自陛下始行之。”[7](卷26《绍熙晚讲》，P518)此外，度宗为皇太子时，“时理宗家教甚严，鸡初鸣问安，再鸣回宫，三鸣往会议所参决庶事。退入讲堂，讲官讲经，次讲史，终日手不释卷”[12](卷46《度宗纪》，P892)。由此可见，极为完善的经筵讲读制度，的确能达到培养宋代帝王喜好历史、增进历史学识的目的。

另一方面，常规化的经筵讲史议政活动，提高了宋代帝王认识历史、解读历史，乃至借以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如庆历五年，经筵官读《汉书·元帝纪》，仁宗语及元、成二帝政理，丁度因言：“顷者臣下不知大体，务相攻讦，或发人阴私，以图自进，赖陛下圣明觉悟，比来此风渐息。”对此，仁宗指出：“凡此皆谓小忠，非大忠也。”[1](卷154，P3746)该史例表明，仁宗对于当时激烈的党争问题，能比照历史，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样，熙宁二年十一月，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萧何故规”。神宗言：“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司马光答道：“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敝。”[13](卷53《经筵》，P938)此时正是神宗勇于改革之时，神宗多方征询建议，司马光则以史为据，反对变革。

总之，帝王的习惯爱好及朝廷所推行的一贯性教育举措，在丰富宋代帝王历史学识的同时，有效提高了他们认识历史，乃至阐释历史的能力，此为他们在处理政务时及时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重视并采取有利史学发展的措施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随着宋代帝王历史学识及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以史为鉴与以史资治的思想观念也得到了相应提高，甚至这些思想观念还体现在他们的理政实践中

一方面，自北宋建立时起，宋代帝王就能自觉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主动以史为鉴。如开宝六年夏四月，太祖诏修《五代史》时，就明确指出：“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以何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14](卷150《修五代史诏》，P555)可见太祖诏修五代史，不仅在于系统编纂五代分裂时的历史，更是为了表明对该段历史的鲜明看法，说明赵宋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同时，随着南唐等相继归宋，统一之业逐渐完成，宋太宗为使归宋者从思想观念上接受新政权，于是任命徐铉、汤悦编修南唐史。对此，陈振孙指出：“二人皆唐旧臣，故太宗命之撰次。”[15](卷5，P135)此后，为彻底改变唐末五代以来道德沦丧、社会风气不正状况，提高人们对唐代历史的认识，仁宗于庆历五年正式下诏重修《唐书》。其修撰缘由是：“唐有天下几三百年，明君贤臣相与经营扶持之，其盛德显功、美政善谋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记述失序，使兴败成坏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15](卷4《新唐书》解题，P103)这又是北宋帝王旨在以史为鉴、重整社会伦理道德的重大举措。英宗和神宗父子当政时，则积极支持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其间，神宗赐书名并亲制序，序中言该书：“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以邪正，要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7](卷47《治平资治通鉴》，P897)可见其有关资政的内容极为丰富。书成上进后，神宗言：“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1](卷350，P8390)此后，孝宗更是认为该书“于人主尤切”[7](卷26《建炎通鉴解义》，P529)。

同样，北宋亡国的惨痛现实，使得南宋帝王需深刻反思亡国之因，总结历史教训。于是自南宋重建时起，由帝王主导重修、编修北宋后四朝史，以及私修北宋史的风气就颇为浓厚。

此外，宋代一些帝王还通过参阅前代史书中的特定内容，以直取治国经验，或者用以激励官僚治政。如太祖曾对侍御史知杂冯炳言：“朕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卿也。”[12](卷199《刑法志》一，P4968)淳化五年，王继恩因平李顺功，中书建议授宣徽使。太宗言：“朕读前代史书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1](卷36，P792)雍熙元年，太宗又对侍臣言：“朕读《晋史》，见武帝平吴之后，溺于内宠，后宫所蓄殆数千人，深为烦费，殊失帝王之道，朕常以此为深戒。今宫中自职掌至于粗使，不过三百人，朕犹以为多矣。”[1](卷25，P573)由此可见，宋代初创时的两代帝王，善于从具体历史事件中吸取治政经验，并及时运用于现实政治，这为此后继位者树立了良好典范，并被后继者所继承。

另一方面，宋代帝王极为重视史学的现实功用，并时时讲求以史资治。其间，《宝训》和《圣政》等本朝资治类史书的编修，正是宋代帝王欲以申明训诫，颂扬圣迹，传承祖宗盛业的有效方式。该类史书出现于真宗朝，而且逐渐成了经筵进读的必备用书。其间，经筵官通过讲读祖宗训示与圣明举措，以便后继者遵从祖宗之法，为治政提供有益帮助。对此，如绍兴五年，臣僚言：“仰惟陛下复开经筵，宜依仿仁宗时，于经筵中读《三朝宝训》，仍令侍读之官如李淑所请，先取论政体听断，更益以谨灾祥、省费用数卷进读，则内修之道尽矣；次取议武备、制军旅、论边防、抚夷狄数卷进读，则外攘之策举矣。事要理切，既有以开广圣志；兴利除弊，庶足以拯济阽危。帝王之学，莫大于此。”朝廷从之。[10](《崇儒》七，P341)此论无疑道出了《宝训》对宋代帝王资治的真实功效。随后，南宋帝王莫不予以遵奉。同样，对于《圣政》的现实功用，庆元元年春正月，宁宗即位之初，臣僚奏称：“欲望陛下以高宗、孝宗宫中读书定课为法，而复以《圣政》之书，专为宫中课程之学。下秘书省缮写两朝《圣政》二书，留置日所御殿，日阅数条，以为定式。设施措置之美恶，法令政事之修明，熟味细观，再三绎，积日累月，不渝定课，则两朝《圣政》之书尽毕观览，良法美意皆在陛下胸中。出而见诸政治者，将自吻合而无间矣。此其事不劳，其道易行，而其效必至者也。”[16](卷11《日阅两朝圣政》，P276)可见《圣政》类著述对现实政治确能起到辅助功效。

总之，以上情况表明，无论是立足取鉴，还是寻求资治，它既是帝王自身史学修养及主观追求的反映，更是帝王对史学现实功用深刻认识和理解的充分体现。

三、随着对历史发展认识的加深，宋代许多帝王对自己的现实形象及作为能自觉进行纵向历史性比较，并由此注意自身的历史定位

如太祖曾对薛居正言：“自古为君者鲜克正己，为臣者多无远略，虽居显位，不能垂名后代，而身陷不义，子孙罹殃，盖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吾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非而不耻。以朕所见，不若自不为之，使人无异词。”[12](卷264《薛居正传》，P9111)对此，韩元吉论道：“惟太祖皇帝圣见高远，不以文皇纳谏为难，而以自不为之、使人无可谏为善。大哉言乎，前世帝王所不逮也。”[17](卷11《进故事》，P145－146)不仅如此，史载太祖尝一日罢朝，御便殿坐，俛首不言者久之。内使进言，太祖言：“尔谓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来前殿，我乘快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我所以不乐也。”[18](《后集》卷3引《宝训》，P196)由此表明，太祖颇为看重自己的言行举止。又如淳化五年，太宗告知近臣：“朕虽德愧前王，然于政事靡敢怠惰。天下事急若奔驷，日日听断，尚恐有照烛不至者。而况唐末帝王，深处九重，民间疾苦，何尝得知！每一思之，诚可警畏。”[1](卷36，P787－788)由此可见，有着丰富阅历的宋初两位帝王，善于通过历史比较，反思并看重自己的言行，已为后继者树立了榜样。

到南宋时，孝宗曾言：“每读(唐)太宗事，未尝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不乐人言，未尝不鄙之。”此后他又对侍读官等言：“朕虽无大过，岂无小失？卿等不闻有所规谏，恐思虑有所未至，赖卿等补益。”[19](卷24下，P1682)对此，方大琮赞叹道：“读前史而感慨，呼臣下而叮咛，叹其无此人，其愧耻之者深矣；责其无所谏，其激发之者至矣。”[20](卷4，P169)又如绍定元年，理宗言：“朕观汉、唐以下，人主鲜克有终者，皆由不知道。”说明理宗对古代帝王何以“鲜克有终”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凡此等等，说明宋代多数帝王善于以史为镜，自觉规范自身的言行举止，以便为自己的历史定位奠定基础。

在宋代帝王史学认识水平得以提高，并且能凭借自身行为意志推动史学发展、逐步发挥史学功用的同时，他们往往还能通过体现帝王意志的相关制度与特殊举措来掌控史学、强化史学的现实功用。

一是，在修史机构的设置上，宋承唐制，逐渐形成以史馆为基地，随事设立国史院、实录院和会要所等编撰机构，以及常设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和玉牒所等的修史体制。②作为朝廷整个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该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既是朝廷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有意规划与安排，又与宋代帝王的具体指导甚至治政思路相关联。由于以上机构分工细，司职专，从而保证了官方记史和修史活动的正常开展，也促使宋代不同种类官修史书的系统编修。

设馆修史虽具有机构齐备、人员集中、史料丰富等诸多优势，但在实际运行中，史无专官，史官责任心不强，以及修史进展缓慢等，往往成了制约官方修史的最明显流弊。对此，李心传明确指出：“自真庙以来，史馆无专官。”[6](甲集卷10《史馆专官》，P207)时人陈武亦论道：“今世以史馆之地，为士大夫迁转之所，来者茫然不知所自，去者亦不以为意，故某朝某事脱有隐没，某年某月或有参错，他时史官亦不肯身受其责，而朝廷亦难执此以责之。”[21](《续集》卷11《史官论》，P289)史官张九成更是结合自身经历谈道：“某在史馆，方知作史之法无他，在屡趣其文耳。”[22](卷下，P387)鉴于此，在宋代帝王准允下，朝廷通常会采取一些较为灵活的举措。如英宗、神宗时，司马光和曾巩自辟僚属编修史书的做法，便得到后人的充分肯定。对此，元人刘埙论道：“昔之开建史局者，往往妙选时才以自助。温公修《通鉴》，则有刘道原、范淳夫诸人。元丰修《五朝史》，则有陈后山、邢和叔诸人。”[23](卷11《内幅荐友》，P481)又如理宗端平元年，朝廷准许李心传“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到三年全书完成。[12](卷438《李心传传》，P12984)以上朝廷准许自辟僚属修史的做法，无疑为修史者提供了诸多便利，减少了不必要的干扰，它是官方修史体制的必要补充。

同样，在官方监管修史方面，监修和提举制度的设立，增强了官方对修史工作的领导，明确了修史者的职责，并为修史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不过，皇帝有时无视制度规定，任命亲近之人专断修史，这种有意主宰修史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修史成了帝王意志的体现。如咸平元年钱若水等上《太宗实录》80卷。吕端虽为监修，而未尝莅局，书成不署端名。若水“称诏旨专修，不隶史局”。以至“时议不能夺”。[1](卷43，P916)可见钱若水在编修《太宗实录》时，更多的是依真宗旨意修史。又如天圣年间编修《真宗史》，朝廷“欲重其任，宰臣为提举，参政、枢副修史，学士以上同修，庶僚编修”[7](卷168，P3082)。可见此次明显由宰执主导着修史，凡此等等。

由上可知，宋代完备的修史机构是在朝廷及帝王精心策划下设立的，期间朝廷还依具体修史实际，采取了灵活变通的举措。不过，在监管修史方面，帝王主导甚至垄断修史的做法则时有发生。

二是，在对官修不同种类史籍内容的掌控上，除官修前代史外，对于本朝史，时人言：“我朝之制，有纪载之史，有修撰之史。曰时政，曰起居注，纪载之史也。宰臣为监修，从官为修撰，余官为检讨。监修维持大纲，检讨惟事检阅，所以专史职者，修撰而已，而修撰之名目不一。合记注而系之以年月者，日历也。合奏报门而分之者，会要也。采纪录之所及，备记载之所不及者，实录也。而国史则旁搜博取，较定是非，列为帝纪、志、传者也。有玉牒以纪其大事，有圣政以书其盛美，有宝训以珍其可行。其书详矣，其事重矣。”[24](卷30《国史·事实源流》、《法祖嘉猷》，P432－433;P438)由此可见，宋代官修史籍门类众多，史官构成及分工颇为完备，修史程序极其严密，史籍内容详备且各有偏重。正因为如此，宋代官方修史成就极为突出。

不过，官修本朝史进草制度的日趋常规化、制度化，则暴露出宋代帝王主导修史、干预修史的真实意图，从而使传统修史规范在宋代受到极大扭曲。史载太平兴国八年八月，朝廷诏修《时政记》，参知政事李昉“因请以所修《时政记》每月先奏御，后付所司”。朝廷从之。[1](卷24，P551)淳化五年夏四月，梁周翰言：“令郎与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记言动，别为起居注，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朝廷从之。[1](卷35，P779)同时，实录二年一具草缴进。[25](《职官》一八之六一，P2771)对于国史，据李焘言：“盖修史先进呈《帝纪》，自淳化始。凡所以先进呈者，群臣笔削或有适当，因取决于圣裁，故号为进呈'纪草’。”[25](《职官》一之六九，P2775)对于自太宗、真宗始，一些朝臣主动请求皇帝御览国史并形成制度的做法，无不表明他们适时顺应皇帝旨意、唯上不唯实的真实意图，也体现出太宗父子对官修本朝史的严密控制。

如果说本朝史进草制度仅是由一些善于迎合帝王旨意的大臣主动请求建立的话，那么在有些时候，宋代一些帝王则直接干预本朝史的编修。如对于赵宋王朝的创建，淳化五年夏四月，太宗向史官指出：“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昔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尽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宝，非有意也。”[1](卷35，P777)这就为史官编修太祖建国之事定下了基调。又如真宗时，太祖、太宗《两朝史》“初成《纪》一卷，帝取观，录《纪》中十二余条付史馆改正。自此每一二卷皆先进草本，多所改易”[7](卷46，P876)。这是真宗直接干预修史的典型写照。北宋末，朝廷编修《哲宗正史》，因涉及哲宗继位与党争问题，徽宗甚至御制《哲宗纪》和《蔡确传》。[1](卷352元丰八年三月甲午朔注文，P8441－8442)徽宗直接介入修史的做法，使得原本在党争背景下编修国史变得更为复杂。到南宋初建时，出于为宣仁辩诬之需，高宗下诏：“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庙有大功，而奸臣造言，仰诬盛德，著于史牒，以欺后世。可令国史院据实而修，播告天下。”[11](卷1，P8)由此拉开了南宋重修哲宗史录的序幕。凡此等等，无不表明宋代一些帝王已直接干预着本朝史的编修工作。

由此可见，由于有制度保证与帝王支持，宋代修史活动极为频繁，修史成就突出，但帝王时而干预国史编修的弊端则不容忽视。

三是，对于私家著史活动，宋代朝廷及帝王一般采取宽容措施。其间，他们以征求遗书、鼓励著史、奖励献书等方式，激发官僚士大夫藏史、著史、献史甚至传史，并且该举措在北宋初与南宋前期收效显著。如绍兴五年，高宗令胡安国纂修《春秋传》，到十年书成来上，于是降诏奖谕。[10](《崇儒》五，P287)孝宗乾道七年和淳熙三年，李丙的《丁未录》和徐度的《国纪》分别得以上进朝廷，并用以助修《四朝国史》。[10](《崇儒》四，P257－258)理宗淳祐十一年六月，秘书省言：“乞辟校勘、检阅等官，仍行下诸路漕司，于所部州县应有印本书籍，解赴册府，以补四库之阙。及故家巨族，必有遗书；山林名儒，岂无著述？许令投进，照格推赏。”朝廷从之。[19](卷34，P2295)由此可见，私家之所以能纷纷著史并进献朝廷，与朝廷行之有效的激励举措及帝王的积极诱导不无关联。

除以上举措外，对于著史才能突出的史家，朝廷还将其纳入官方修史系统。如和州布衣龚敦颐，朝廷以其有史学，宁宗嘉泰七年赐出身，除实录院检讨官，“盖付以史事”。可惜未几卒。[6](甲集卷4，P110)又如李心传，原本“绝意不复应举，闭户著书”。后经多人荐举，以布衣身份赴临安，为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此后曾受命专修《中兴四朝国史》。[12](卷438《李心传传》，P12984)凡此等等。

不过，对于涉及本朝敏感史事的私著，宋代帝王则坚决予以限制甚至禁毁。如绍兴十四年，秦桧请禁野史，高宗言：“此尤为害事。如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上皇有帝尧之心，禅位渊圣，实出神断，而一时私传，以为事由蔡攸、吴敏。上皇曾谕宰执，谓当时若非朕意，谁敢建言，必有族灭之祸。”[8](卷151，P2433)高宗对钦宗继位之事，在表明己见的同时，甚至断言靖康以来“私记极不可信”。又如龚敦颐著《续稽古录》，言韩侂胄有定策功。至韩侂胄死，朝廷诏毁之。[26](卷6，P112)正因为如此，史家李焘花费40年编成《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孝宗虽谓其“无愧司马迁［光］”，当李焘“请上称制临决，又请冠序”，孝宗应允，然“竟不克就”。[12](卷388《李焘传》，P11918)由此留下遗憾。可见私家著史，尤其是著当代史，往往将之进献朝廷，甚至期望得到帝王认可，作为体现自身才能与价值的重要方式。

由上可知，宋代帝王不仅极为关注官方修史活动，并对其加以指导与控制，对于私家著史，尤其是著本朝史，也时而加以限制。期间，由于官方掌有更多原始史料，并不时实施史禁举措，私家编修本朝史已无法游离于官方体制之外，甚至有些史著还打上了鲜明的官方烙印。

综上所述，首先，个人喜好与制度化的教育举措，使得宋代帝王对史学的认识水平与重视程度普遍有所提高。他们往往能通过对史书的读、听、议甚至编撰等方式，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吸取历史智慧，并不时运用到对现实问题的处理中。由此也提升了帝王们运用历史眼光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同时，宋代帝王出于维护及宣扬现实统治之需，主导建立了完备的修史体制，实施了有利于史学发展的相关举措，使得前代史得到不同程度的编修、重修，本朝史得以系统编修，并由此造就了宋代史学的发展繁荣。此外，与其他朝代的帝王相比，宋代多数帝王乐于遵从祖宗之法，并且愈至后，愈重视历史经验及遵循祖宗成规，这也是推动宋代史书编修与史学兴盛的重要因素之一。总之，宋代帝王乐于阅读史书，善于总结历史，甚至勤于钻研历史，且更注重反思及总结本朝历史，充分发挥史学的鉴戒作用与经世功能，以便更好地为现实政治服务。以上这些无不是宋代帝王历史意识得以提高的具体体现。不过，宋代帝王从特定政治立场出发，干预史学，甚至利用史学，其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当然，这种干预和利用主要体现在对本朝史的种种制约上。

其次，宋代帝王与史学关系密切，并由此形成宋代史学发展繁荣的良好局面，其成因并非偶然。概括而论，一与前述帝王个人喜好、经筵讲读制度、修史体制以及史学传统有关。二与宋代重文抑武以及专制体制有关。自北宋初建时起，太祖不仅本人喜好史学，而且还号召武将读书。对此，史臣李沆等论道：“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意于治矣。”[1](卷3，P62)太宗时，更注重“兴文教，抑武事”，到南宋绍兴十四年，高宗对辅臣言：“崇儒尚文，治世急务。”[10](《崇儒》四，P252)可见两宋初建时的帝王均以崇尚文治作为主导思想。同时，继唐末五代之后的北宋政权，为防止藩镇之弊等，太祖时就“事为之防，曲为之制”[1](卷17，P382)，并由此建立了极为稳固的专制体制。以上国策与体制体现在对史学的影响方面，便表现为史学既展现出极为繁荣的一面，同时又受到朝廷及帝王不时干预的现象。三与宋代长期所处的现实社会背景有关。北宋时的变革与党争，南宋时的权臣专权，以及两宋时常所面临的御外压力，尤其是北宋亡国的社会现实，不仅促使宋代朝廷及帝王需时常关注现实，深刻反思、总结历史，而且也激发了官僚士大夫藏史、读史、评史以及著史的热情，由此推动了宋代史学的繁荣发展。

最后，宋代帝王与史学关系密切，宋代史学极为繁荣，宋代帝王历史意识得以提高，其影响不容忽视。一方面，宋代帝王知史、评史、用史以及主导修史的做法，为后世帝王树立了范例。其中，宋代帝王主导下的系统修史活动，突出体现在体制极为完备，史家层出不穷，修史成就显著，此为后代帝王如何主导修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宋代帝王干预修史虽主要体现在对本朝史的编修方面，但该做法使得史学在某些程度上丧失了求真务实的本色，甚至使得一些史著成了为现实服务的御用工具，它对后世的负面影响也不容轻视。

注释：

①目前有关宋代帝王历史意识的研究较少。不过，与该专题相关的论著主要有：许沛藻《宋代修史制度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王盛恩《宋代官方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王德毅《宋代的帝王学》，《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②参见：许沛藻《宋代修史制度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宋立民《宋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盛恩《宋代官方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