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四千年的期盼！夏朝、夏都与夏文化之谜终于彻底破解
（作者：赵辉）中国的夏朝是否存在？夏朝的国都究竟在哪里？夏朝的国都究竟是怎样的规模？长期以来都是困扰中国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的一个头疼问题。后世各地也诞生了许多以史料文献，附会出了许多与夏都有关的地名，如夏邑、禹都、禹州、夏县、阳城等等。考古界以黄河流域这些地区为目标对夏文化的研究与寻找，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也没发现有重要价值的夏文化遗址。难道史书记载、人民普遍传颂的尧舜禹与夏朝，凭空从中华大地消失了？
人类文化的发展，不是突然的，而是人类在生存竞争中学到许多经验，逐渐积累而流传下来的。夏文化的产生也是经过漫长的史前时期，在理想的自然、地理环境下，逐渐积累、流传下来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会受到种族之间战争的干扰，人类残酷成性，个人之间杀戮不断，还会结合亲族，进行械斗，造成种族之间大规模的战争。正因为如此，以尧舜禹仁爱思想奠定的夏文化、夏文明、华夏文明，才成为后世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成为我们民族的共同认同。
“商汤伐夏”正是发生在公元前1600年前，北方黄河流域以商部落为首领的部落集团，发动的对南方淮河流域的以夏后氏族为代表的华夏集团的军事战争。是一场北方野蛮游牧落后部落对南方文明农耕部落集团的军事攻击与文化侵略，是一场以杀人祭祀为文化特征的商部落对以尧舜禹思想建立起来的文明社会华夏部落夏文化的毁灭。
夏朝刚刚建立形成的夏文化，也在这一“汤革夏命”的文化军事革命中，遭到了重大冲击，夏文化被边缘、被弱化、被掩盖，导致今天我们对夏文化发源地寻找的无果。但远古时期，以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下萌芽诞生的夏文化，却并没有停止发展，以其文化的强大创造力与影响力，使得整个中华大地成为以华夏文化为信仰的华夏民族。
华夏文化的影响力在中华文字与文史方面，全面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建立夏朝的华夏“华人”成为全球中国人的自称，取代夏朝的商朝“商人”也成为后世人们嬉笑怒骂的对象。
在史料中对“商汤伐夏”这一朝代更迭的革命事件，进行了如下记载：《尚书·汤誓》“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和《史记·殷本纪》“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众有率怠不和”。《尚书》和《史记》的记载内容完全相同、意思完全相同，只是在用字方面有所差别和不同，其中的“夏邑”与“夏国”的不同与差别，为我们破解夏朝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史依据。
古文“邑”字为会意字，其演变过程如上图。甲骨文（图1、8）上部是“囗”，意指城墙所包围的城市；下部是一个跪坐的人表示城中按秩序生活的居民——有人居住的城市便是“邑”。金文（图2）字形基本沿袭甲骨文。发展到秦代小篆（图5）阶段，表示“城市”的“囗”由方到圆，表示跪坐臣服的“人”也变成了“卪”，渐渐失去了其造字本义。发展到隶书（图6、7）和楷书阶段，表示疆域的“囗”不变，人却已讹变为“巴”了。在发展过程中，这字在秦篆阶段还分衍出偏旁一一“阝”来。这偏旁，在形声字里，都放在字的右边作为表意的形旁，表示和地域城镇有关。
坐容规范是汉礼的基本内容，要求膝盖并紧，臀部坐在脚跟上，脚背贴地，双手放在膝盖上，目视前方，双手可以握拳，冲前方；也可收拢抱在腹部。因此，“邑”字下部跪坐之人，是一个具有“仁、义、礼”的文明之人，邑城也是原始部落走入文明形态的最初城池。
在文献中对“邑”字的解释为，《说文》：国也，从囗，封域也；《正韵》：都邑也；《释名》：邑，人聚会之称也；《史记·五帝纪》：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左传》凡偁人曰大国，凡自偁曰敝邑，古国邑通偁。《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师。
因此，在西周之前时期，邑就是对国的称谓，邑就是国，夏邑就是夏国，商邑就是商朝，夏时期的邑就是特指夏朝国都，商时期的邑就是特指商朝国都。《尚书》与《史记》中的“夏邑”与“夏国”同义，是不同历史时期，史官对夏朝国都或夏朝的同一称谓。
商邑，通过现代考古，我们已经发现了几处商朝时期的国都邑城。而夏朝国都的夏邑，却成为中国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毫无踪迹。
在文字与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夏朝，文字还不是那么丰富，往往一个字就代表了一个地名，一处地名就是一个文字，就可以完全表明一处重要地方。“邑”是文明之人生活的地方，是文化产生的地方。在夏朝时期，对于“邑”的称谓就完全可以表明夏朝国都的唯一特定称谓，“邑”就是夏朝国都的称谓，“夏”是对夏后氏族的称谓，“夏邑”是夏朝国都的商朝时期称谓，以区别商朝国都的“商邑”。
而在两周时期，随着“邑”名使用的普及化，“邑”也成为“都”之下的城池名称，被广泛使用，失去了夏商时期的特定“国都”称谓。如果我们能发现夏时期被记录为文明之人生活的“邑”的地方，那么，困扰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夏朝国都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对此，笔者将义不容辞、赴汤蹈火、责无旁贷地完成尧舜禹交付的使命，实现华夏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伟大复兴，将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龙兴之地，完整、生动、具体地呈现在世界面前。
在“夏之兴也以涂山”“禹会诸侯于涂山”的中国南北分界线的淮河涂山地区，有一个“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的地方。这里是大禹娶妻涂山氏女的地方；这里是涂山氏女吟唱出中国第一首诗歌“候人兮猗”的地方；这里是《诗经》诞生的地方；这里是夏后启出生的地方；这里是尧舜禹时期“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地方；这里是大禹凿山导淮的地方；这里是大禹治水使得“中国之人得而食也”的地方——这里的古人自称为“邑人”，这里的地名古称为“邑”，这就是具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的四千年前的华夏地区，讲究礼仪、仁和的“邑人”。
在淮河涂山的当地多年代、多版本县志中，传习记载：“邑之有志，盖古史之；流所以周，知其邑之。封界广轮，延袤山川；生理所宜，植产厚薄”“一邑之志，其为编辑也，亦仅耳。然成之甚不易也；邑之故事，难见于经史。”“怀远，古名邑，又为中都京畿辅地，塗荆二山对峙，淮涡二水合流，以故贤才代出。”“邑人年富，户部尚书《吊卞和》”“邑人姚凤，户部郎中《登涂山望远》”等等。
由此可见，淮河涂山当地的县志，历史悠久，从华夏文化信史开始的西周时期，已经传习了邑志的记载。淮河涂山的“邑”名与“邑志”，由来已久，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是古已有之，而非后世之附会。
当尧、舜、禹、夏启等华夏先圣，依托淮河流域优越、稳定的自然环境，积累创造了光芒万丈的华夏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以人类文明进步而形成的“邑”，就成为夏朝建立的基础，成为夏朝的国都，“邑”也成为夏朝国都的名称。“邑，国也”，以淮河塗山夏启为启始建立的夏朝，也称为“夏国”“夏邑”；“夏人”也称为“邑人”，今天的“邑人”也就是夏时期的“夏人”。
从华夏文明礼仪产生起，以文明之人建立形成的“邑”，就成为夏朝、夏都的称谓；“夏邑”与“夏国”成为后世对夏都的称谓，以区别于商朝时期的“大邑商”“大邑周”。“邑”这一华夏文明礼仪之都，这一特定称谓，在时代变迁、文化普及中，逐渐走向平民化，成为后人人们敬仰华夏文化的趋之若鹜的常用地名。夏朝与夏朝建立的夏文化也为中华人们普遍认同，融入各地地名之中，使得夏朝文化与地名，遍及全国。
综上所述，困扰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夏朝历史问题，这一中国历史界与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至此彻底破解。夏朝、华夏文化、华夏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产生于中国南北分界线的淮河流域涂山地区，淮河涂山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与文化的龙兴之地，惠及万代，照耀万世，照耀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