蚍蜉之叹，螳螂之哀

蚍蜉之叹，螳螂之哀

——读《在酒楼上》

当年的吕纬甫，敏捷精悍；曾经和我一起到城隍庙里去拔掉过神像的胡子；激情澎湃，能连日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还能因为改革中国的想法不同，而至于和“我”打起来。

十年后的吕纬甫，“行动格外迂缓”，话语中总是满满的自责和叹息。回顾与“我”相别之后，到太原之前这八年，他一句话做了概括，“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在太原这两年多干什么呢？教“子曰诗云”。

“你教的是'子曰诗云’么？”我觉得奇异，便问。

“自然。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前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

“我实在料不到你倒去教这类的书。……”

当初热烈迎接“德先生、赛先生”，今天为了糊口，连ABCD也不能向学生传授！这就不难理解吕纬甫总是颓唐地说“无聊的事”，“无聊的”，“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了。

十年时间，化激情为颓废，化奋斗为敷衍。

在大而似无、既有形又抽象的社会面前，个人的力量“渺沧海之一粟”。

如果把沉默的社会比为大树，充满理想的知识分子个体不就是蚍蜉吗？如果说社会就是按惯性移动的巨轮，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不就是螳螂吗？

 

“你看我们那时预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吕纬甫悲情一问，让人顿然感伤无限。

 

虽则有些不振，吕纬甫却依然可敬。

他爱母亲，孝心卓然。迁坟，送剪绒花都是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尤其是当下，他正处在每月二十元不大能够敷衍的经济窘境中。

他爱他的弟弟，他爱他淳朴的邻居。

为了给阿顺送两朵剪绒花他在太原城里搜求了一遍，没有，又跑到济南才买得。不单单是为了实现母亲的心愿，他自己也愿意这样做。

吕纬甫的可敬还在于他的痛苦和善良，他是清醒的人！他说:“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有好意的老朋友。”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更远些么？”他的话表达着他的期望，蕴含着他的失望，也隐藏着被颓唐的死灰遮掩但仍未泯灭的抗争的火星。

小说开头一段的末尾说“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可见，“我”也早就感到了无聊。——“我”是隐身的吕纬甫，吕纬甫是显现着的“我”。

只需小小酒楼，只需两个不期而遇的人，把“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无奈伤感精妙描出。这就是作家的高妙之处。的确，那是一个让人彷徨失据的时代，但若脱离那个时代，单从人在社会里摸爬滚打而渐渐不得不低头彷徨来看，其意蕴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绍酒，没喝过，酒劲大不大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前后共要了五斤。菜嘛，四个:茴香豆，冻肉，油豆腐，青鱼干。吕纬甫呢，“他总不很吃菜，单是把酒不停地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