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宁：论张载的文艺观及其诗文创作
摘 要：
《正蒙》《经学理窟》中存在着大量的张载论诗作文的观点，本文重点分析了《正蒙》“乐器篇”与《经学理窟》“诗书篇”“礼乐篇”中的文艺观点。主要有诗乐一理，诗乐舞同用，志至诗至，义理定体，赤子之心等观点。张载诗文创作数量虽然有限，但仍有着值得关注的内容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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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张载；文艺观；诗文
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的标点本《张载集》，以《张子全书》万历四十八年（1620）版为底本，参校郿县本、朱轼刻本、《正谊堂丛书》本及《张子抄释》等互校，同时以《周易系辞精义》（古逸丛书本）参校。中华书局编辑部对书中各篇互见的文字作了内校，对原《张子全书》中的卷次与篇目作了若干改动，把《西铭》归入《正蒙》中，把朱熹注删除，并增补了各篇书序、书目提要等有关材料。特别邀请张岱年先生撰写了《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一文作为序。《张载集》中的《正蒙·乐器篇》《经学理窟·诗书》《经学理窟·礼乐》等篇中集中阐释了张载的文艺思想，体现了张载的文艺观。
《张载集》中收录张载诗16首，杂文13篇。另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卷五一七，收录了张载诗80首；曾枣庄，刘琳等编纂的《全宋文》卷一二九九至卷一三零五收录张载文章54篇，本文以此为基本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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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载文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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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蒙·乐器篇》
据《张载集·正蒙·范育序》：“子张子校书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于太白之阴，潜心天地，参圣学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书数万言而未出也，间因答问之言，或窥其一二。……友人苏子季明离其书为十七篇以示予”，[1]可知，《正蒙》一书是张载回到眉县横渠镇七年后所著，约熙宁九年（1076），后由张载的学生苏昞（字季明）“离其书为十七篇”。“蒙”是《周易》的一个卦名，该卦彖辞中有“蒙以养正”之语。蒙，即蒙昧未明：正，即订正。意思是从蒙童起就应加以培养。张载说：“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由此可知此书写作之意。
《正蒙》十七篇依次为：太和、参两、天道、神化、动物、诚明、大心、中正、至当、作者、三十、有德、有司、大易、乐器、王禘、乾称。据陈俊民先生的《张载哲学与关学学派》一书所说：《正蒙》十七篇的外在形式虽不尽完善，却始终坚守着“天人一气”的思想系统。它从天人万物“一于气”的宇宙本论出发，经过“天道”的气化万物和“人道”的“尽心”“穷理”等矛盾运动过程，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太和》篇是全书的总论，《参两》篇至《动物》篇分论了天地人物的“气化”过程，《诚明》篇至《王禘》篇专就人道而言，广释博引《论语》《孟子》《诗》《书》《易》《礼》以自重其言，最后《乾称》篇得出了“万物本一”“天人一气”的结论。[2]
《乐器篇》是《正蒙》中的第十五篇，本篇重点谈《诗》《书》“善教”之义。全篇可分为三部分。“乐器有相”至“材赤黑必绚以粉素”为第一部分，总论诗；“陟降庭止”至“水患之多为可知也”为第二部分，解释了《诗经》中二十六篇作品的具体诗意；“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至“此卜筮之所由作也”全篇结束为第三部分，解释了《尚书》《论语》《大学》《中庸》中七条重要话语的意思。
《乐器》篇中所体现的张载文艺观主要有以下四点：
1．诗乐一理。《乐器》篇从“乐器有相”说起，将乐器与治理国家相比。雅音雅正，雅诗端正直接，不采用隐晦巧妙的言说方式，这里暗含着诗乐一理的认识。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把诗与乐并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伦夺，神人以和。”在此就确立了以“和”为诗乐完美结合的审美标准。
2．诗乐舞同用。文中列举象、大武、酌三个周代乐舞作品内容，揭示了这些作品的共同作用：兴善、观志、思无邪，事亲，事君，君交。
3．志至诗至。张载提出“志至诗至礼至”，三者之中，“志”首当其冲，最为重要，有志才能有诗，有诗才有礼仪。“志”是诗与礼的起点。
4．文与质。张载认为应根据内容需要安排合适的文辞，所以有“故设色之工，材黄白者必绘以青赤，材赤黑必绚以粉素”的结论。
（二）《经学理窟》中的“诗书篇”与“礼乐篇”
《张载集》中收录的《经学理窟》是张载重要的理学著作，共有十二篇文章，依次是周礼、诗书、宗法、礼乐、气质、义理、学大原上、学大原下、自道、祭祀、月令统、丧纪。此外，收有嘉靖元年弋阳汪伟作的《横渠经学理窟序》与嘉靖元年蒲阳黄巩作的跋。根据《横渠经学理窟序》汪伟的说法：“所谓文集语录及诸经说等，皆出於门人之所纂集。若理窟者，亦分类语录之类耳，言有详略，记者非一手也。”[3]可知，《经学理窟》中的十二篇文章是张载门人纂集的分类语录，这些文字中包含有鲜活的张载思想。其中《诗书》《礼乐》两篇集中体现了张载的文艺理论。主要有：
1．义理定体
文中有：“圣人文章无定体，诗、书、易、礼、春秋，只随义理如此而言。”水无常形，文无定体，圣人创作如五经这样的经典著作，也是随着义理而作，没有特定的文体。就像李翱说的“观诗则不知有书，观书则不知有诗”一样，不被固定的格式所束缚，只遵循义理而进行创作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张载提出“周南召南如乾坤”，意思是《周南》和《召南》就像是天地一样，是以义理为根本的创作楷模。张载对《文王》《七月》更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说“观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七月之诗，计古人之为天下国家，只是豫而已。”除此之外，还提出取信家邦要学周文王，遵循义理是安家定国的根本。张载在《诗书》中对《尚书》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文章中提到“万事只一天理。”明确提出任何事物都有理，这理就是义理，就是道之所在，是创作诗文的核心。这些观点都是从义理出发，以义理为标准来分析、判断诗歌是否具有价值。
2．赤子之心
《诗书》篇中有“顺帝之则，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无所思虑，顺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静言之”，“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见固不足尽，至于众人之心同一则却是义理，总之则却是天”，他准确地点明诗文的创作都在于人有一颗赤子之心，但是一个人的看法不能代表天意，只有大家有共同的看法才是天道。文中另有“书称天应如影响，其福祸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见，惟占之于民，人所悦则天必悦之，所恶则天必恶之，只为人心至公也，至众也。”这句话说的是天道无法获知，唯一的渠道是通过民众的情感态度来判断。这里已然暗含天人感应的思想，即天意与人事交相感应，互有影响。
《诗书》篇中有“古之能知诗者，惟孟子为以意逆志也。夫诗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诗，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这里指出正确理解诗的方法是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错误的方法是当时盛行的“艰险求诗”。张载所说的“艰险求诗”针对的是汉代以来经学家在为《诗经》作序、传、笺时，惯常的穿凿附会、曲解原文之弊。大量穿凿附会的说法的出现只能造成远离《诗经》作品本意，远离诗人“赤子之心”，根本不能真正解诗。
3．与天地同和，与政通
《礼乐》篇主要从音乐与礼的异同来论述，提出了“声音之道，与天地同和，与政通”的观点，意思是音律通天地大道，与治理之道相应。同时张载还提出礼能持性，“礼所以持性”“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说明礼的重要性在于持性，没有定性，只有遵礼才不会离经叛道，才能走上正途，所有人都应遵礼，长此以往，便能保持本性，接近于道。“礼即天地之德也”“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这两句更是直接点明了礼也契合天地大道。
然而怎样才能算知礼呢？张载也给出了回答：“能答曾子之问，能教孺悲之学，斯可以言知礼矣。”只有能回答曾子的问题，能教育孺悲之人，才能说是知礼，而这里指的便是孔子，也唯有这样的圣人才能算知礼，圣人文章是蕴含义理之文。所以人们要谦虚谨慎，以礼持己，心怀天下，以圣人为楷模，以著经典为目标。
在《礼乐》这篇文章的最后，张载告诉我们如何达到盛德的境界。他说“文则要密察，心则要洪放，如天地自然，从容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写文章要紧密细察，心态要洪放自如，就像处身天地之中怡然自得，从容不迫，这样才能达到盛德之至的境界，写出的文章便会贴近大道，蕴藏义理。
张载文艺观的诸多表述，其根源在于张载思想中的“天地之道”的心性归宿。《正蒙·乾称》篇中张载说：
至诚，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诚则性尽而神可穷矣，不息则命行而化可知矣。学未至知化，非真得也。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饮食男女皆性也，是乌可灭？然则有无皆性也，是岂无对？庄、老、浮屠为此说久矣，果畅真理乎？天包载万物于内，所感所性，乾坤、阴阳二端而已，无内外之合，无耳目之引取，与人物蕞然异矣。人能尽性知天，不为蕞然起见则几矣。
无一，内外合，此人心之所自来也。若圣人则不专以闻见为心，故能不专以闻见为用。无所不感者虚也，感即合也，咸也。以万物本一，故一能合异；以其能合异，故谓之感；若非有异则无合。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动静、终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万物而谓之神，通万物而谓之道，体万物而谓之性。[4]
天地之道的心性归宿，实际上是将“心”不仅作为人的道德主体，也作为了宇宙的本体，只要识心见性，便可以实现天德的周流不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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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载的诗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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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诗》中收录张载有：《八翁十首》《芭蕉》《白发》《贝母》《别馆中诸公》《别后寄吕子进》《春晚》《登舰首阻雨四首》《东门行》《度关山》《葛章解》《孤宦》《古东府·短歌行》《合云寺书事三首》《和薛伸国博漾陂》《侯人》《鸡鸣》《集义斋》《间居书事》《江上夜行》《鞠歌行》《句》《卷耳解》《绝句》《君子行》《克己复礼》《老大》《乐处》《刘阳归鸿阁》《吕不韦春秋》《梦中》《梦牛儿》《契重》《日重光》《圣心》《诗上尧夫先生兼寄伯游正叔》《诗一首》《书斋自儆》《送苏修撰赴阙四首》《宿兴庆池通轩示同志》《睢阳五老图》《题北村六首》《题解诗后》《土床》《我欲》《萱草》《一室》《移疾》《忆别》《游山寺》《有丧》《虞帝苗乐歌辞》《岳阳书事》《赠司马群实》《诸宫观梅寄胡康侯》[5]等等，共80首。
《全宋文》中收录张载的文章有《与蔡帅边事话一》《泾源路经略司论边事状》《经略司话一》《答范異之书》三篇、《与赵大观书》《与吕微仲书》《与吕和叔书》《上蔡枢密书》《与沈秘丞贴》《与陈奉议贴》《贺蔡密学启》《西铭》《东铭》《太和篇》《参两篇》《天道篇》《神化篇》《动物篇》《诚明篇》《大心篇》《中正篇》《至当篇》《作者篇》《三十篇》《有德篇》《有司篇》《太易篇》《乐器篇》《王禘篇》《乾称篇》《论说十七首》《边议九首》《清野》《固守》《省戍》《因民》《讲实》《择帅》《择守》《足用》《警败》《策问》《病目说》《广州大顺城记》《真像堂记》《女戒》《张天祺墓志铭》《始定时荐告庙文》。[6]从卷一二九九至卷一三零五收录文章共54篇。
张载的诗歌作品，以言志抒怀为主，熟练运用赋比兴手法。张载文章以说理、议政为主，当然也有感人的墓志铭，优美的游记散文，生动的筑城记。张载诗文最突出的风格是重志言简。
（一）诗歌：言志抒怀
对《张载集》中收录的张载诗十六首，《全宋诗》卷五一七收录的张载诗八十首分析后，笔者认为这些作品大都是言志抒怀之作。或借物言志，或托物抒怀，或咏史明志。
借物言志，如《芭蕉》：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枝。[7]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全诗二十八个字，“新”字出现了七次，可见作者一定是有意突出“新”，有意强调“新”。诗从芭蕉写来，以芭蕉新长出了叶子，新叶子卷在老叶子中间起兴，后二句明志，将诗人发愤治学和意图改革的心志饱含其中。通过“学新心”“养新德”，达到“起新枝”的境界，这是张载的治学宏愿，也是他政治理想的表达。全诗呈现出鼓舞向上的积极风貌。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张载五十岁，因吕公著推荐，宋神宗召见张载，问治国之道。张载的主张得到了神宗的认可，熙宁二年十二月，神宗任张载为崇文院校书。就在熙宁二年(1069年)，北宋政坛上开启了一场著名的王安石为首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变法运动。此时，北宋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深刻的社会危机，都在积极地思考着如何解决社会危机。王安石、张载都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张载这首诗大约写于熙宁二年，希望新政能够提振社会、拯救朝纲。
托物抒怀，如《土床》：
土床烟足紬衾暖，瓦斧泉乾豆粥新。
万事不思温饱外，漫然清世一闲人。[8]
此诗从日常生活写起，由床、被子，写到豆粥，罗列具体、生动。后两句自然而然地抒发出做一个超然自得的闲人内心想法。诗人很坦诚，说自己除了吃饭穿衣温饱问题会考虑，其他事情自己都无心思考。
咏史明志，如《八翁十首》：
步虚声裹八奇翁，八奇须信古英雄。宾朋未散山翁醉，听歌同入醉乡中。
傅岩岩下筑岩翁，幽通心与帝心通。忧勤未感思贤梦，相霖何日见成功。
磻溪溪畔钓鱼翁，濯缨溪水听溪松。龟猷未告非熊兆，渔蓑堪笑老龙钟。
老原原上卜年翁，感天功业动天聪。流言未信成王悟，悟成全得起禾风。
龟山山下感麟翁，麟翁知己几时逢。自从颜孟希踪后，几人今日更希踪。
青牛西去伯阳翁，当年夫子叹犹龙。立言为恐真风丧，岂知言立丧真风。
寓言豪诞漆园翁，夸谈名理浩无穷。早知悬解人间世，争知悬解不言中。
一身无碍竺乾翁，遍贺身世戒身同。船师从我乘桴去，顽空中与指真空。
褒斜谷口卧龙翁，遍圆身世戒身同。不应三顾逢先主，至今千载慕冥鸿。
篮舆多病八吟翁，云宾溪叟恣游从。清时无事青山醉，青山仍醉最青峰。[9]
《八翁十首》是组诗。第一首、第十首是总论，一起一收。第一首诗直言有一支吟唱八翁的歌曲，八翁是了不起的真英雄。朋友们在一起喝酒听歌，不知不觉中自己就醉了。可能是被这歌曲的内容深深打动陶醉了，入了醉乡；也可能是酒喝多了入了醉乡。中间八首分别写了历史上著名的八个人物，一人一首诗。诗中分别对八位历史人物的生平功绩进行叙述评价。这八位分别是筑岩翁（傅说）、钓鱼翁（姜子牙）、卜年翁（周公）、感麟翁（孔子）、伯阳翁（老子）、漆园翁（庄子）、竺乾翁（佛祖）、卧龙翁（诸葛亮）。第十首作为组诗的结尾，将八位历史人物放在一起，诗人认为这八位都是恣游之人，是自己崇拜的人物。诗以“清时无事青山醉，青山仍醉最青峰”隐约含蓄的表明自己的志向：国家社稷不需要自己的时候，自己就应恣游“青山”，沉醉“青峰”。诗中的“青山”“青峰”可能是张载“移疾屏居南山下，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也可能是张载“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这组咏史诗，笔者认为是一组咏史明志之诗。
（二）文章：说理议政
《张载集》中所收的《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张子语录》诸篇文章均是说理文；《文集佚存》中收的文章《答范巽之书》《与赵大观书》《与吕微仲书》《贺蔡密学启》《策问》《边议》《与蔡帅边事话一》《泾源路经略司论边事状》《经略司话一》多是议政之文。张载文章以适用为主，强调的是经世致用，推崇朴实自然、简洁明快、不加雕饰的文风。内容多是阐述其思想观点与政治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此处不赘述。
（三）诗文创作特点
1、言简意实
吕柟在《张子抄释序》中说：“横渠张子书甚多，今其存者止《二铭》《正蒙》《理窟》《语录》及《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两卷于三原马伯循氏。然诸书皆言简意实，出于精思力行之后。至论仁孝、神化、政教、礼乐，盖子孔孟后未有能如是切者也。”吕柟指出了张载文章的突出特点：言简意实；同时也分析了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静思力行。
《张载集》中收录了《张天祺墓志铭》，这篇墓志铭是张载的弟弟张戬（1030-1076，字天祺）去世后张载所写，全文约二百字，用语极简炼，但意深情长。开篇“哀哀吾弟，而今而后，战兢免夫”，用最简单的语句表达自己在痛失胞弟时的哀痛心情。后面哀词中对弟天祺的才能修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立朝莅官，才德美厚，未试百一，而天下从闻也从，莫不以公辅期许。率己仲尼，践修庄笃，虽孔门高弟，有所后先。”句句是肺腑之言，出自真心。
2、精深浩渺
袁应泰在万历戊午本《张子全书序》中说：“张子立言，精深浩渺。”袁应泰略举了张载的言论以为佐证，大致如下：
欲学者寡欲也，曰“天下之富贵，在外者皆有穷已，惟道义则无爵而贵，取之无穷”；“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盖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故学者要寡欲”；“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亦不恤，惟义所在”。欲学者之变气质也，曰“德不胜气，性命于气，德胜其气，性命于德”；“天本参和不偏，养其气，反之本而不偏，则性尽”；“气与志，天与人，有交胜之理，必学至于如天则成性，成性则气无由胜”。
张载所惓惓者，在于穷理率性，辨诸子之浅妄，辟释氏之诐淫以卫道。故其说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后已。“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10]
3、惊世骇俗。
张载一生遍读群书，勤于思考，常有不同常人的观点与看法，我们在张载诗文中随处可见。例如七言绝句《圣心》：
圣心难用浅心求，圣学须专礼法修。
千五百年无孔子，尽因通变老优游。[11]
张载认为一千多年来孔子思想学说不传，其原因都在老庄思想的泛滥。
再如七言律诗《孤宦》：
孤宦殊方意自违，邻光兹幸托馀辉。
人心识尽童心灭，世事谙多乐事稀。
直有岁寒甘柏说，终无春思惜花飞。
岂同毛刺墦间客，向望他门卜所依。[12]
此诗感叹官场的险恶、动荡，也指出了人心变幻、世事艰辛。尤其是“童心灭”“乐事稀”这类理性而深刻的观点，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总之，张载诗文深于立意，巧于构思。张载诗文多为习见题材，但往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之于其立意新、开掘深、构思奇。张载的诗文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从后人对其评价就可以看出。“二程”对张载评价极高，《河南程氏遗书》中程颢说：“《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他子厚有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13]《二程集》中程颐则说：“《订顽》之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他们二人对张载的评价是极高的，说张载作的文章孟子之后没有达到这样高度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将张载与圣人相提并论。“船山先生”王夫之最推崇、称赞的是张载。王夫之《国史儒林传》中说：“杜门著书，神契张载，从《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二篇。”他自称受张载思想影响最深，平生治学以张载思想为宗，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张载思想。对于张载诗文作品和思想，与他同时期的苏轼，还有他的学生范育、苏昞等也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笔者就不一一陈述。从各个方面来看张载诗文的艺术成就达到了较高水平，值得后人研究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