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学”在藏书治学中的运用
题目:“版本学”在藏书治学中的运用考
来源:《出版与印刷》2017年第4期P25-30
作者:万彩红, 陶莉丽, 杨杞
DOI: 10.19619/j.issn.1007-1938.2017.04.006
摘要:版本学是一门能为社会各学科研究提供服务的辅助性学科,从版本学本位归纳其知识范畴和技术技能在藏书治学中的普遍具体运用是现实而必要的。这些知识范畴和技术技能在藏书治学中的运用包括:善本的界定及其选择、伪书的辨识与藏用、版权信息的分析和著录、版本目录的价值及利用。
关键词:版本学;选择善本;图书辨伪;藏书治学
版本学是借助目录学、校勘学、文献学等相关知识和技能,以图书文献为研究对象,以版本鉴定为核心内容,全面揭示图书形态形质,进而为社会各学科研究提供服务的应用性辅助学科。李致忠先生曾从“读书、藏书、校书、整理出版、保护文物、图书馆采选编目、治学研究”等方面阐述版本学的功用[1],王宗芳、罗勤等人亦有版本学在现代文学、研阅古文献等研究中应用的专门论述[2,3]。然而遗憾的是,笔者迄今未能找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理论建构价值的以版本学在藏书治学中具体运用为主旨的专门论述。版本学似乎在专业化、学科化的背景下忘记了其为藏书治学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指导的初衷。版本学者们多以所学的版本知识用于某古籍文献的版本鉴定、流传梳理或版本学基础知识、发展状况等的论述和研究上,其知识技能的具体应用和技术指导反成为一些非版本学专业出身的图书采编人员和出版社编辑人员相关研究的个中内容和推介亮点。但这些编目和编辑人员的研究和推介往往显得只鳞片爪、零散纷杂,不能形成用于藏书治学的普遍认识和系统指导。笔者认为,从版本学本位归纳其知识范畴和技术技能在藏书治学中的具体运用是现实而必要的。这些知识范畴和技术技能在藏书治学中的运用包括:善本的界定及其选择、伪书的辨识与藏用、版权信息的分析和著录、版本目录的价值及利用。
一、善本的界定及选择
无论是收藏阅读,还是研究学问,图书的选择和鉴别都是重要的。如果不加鉴别选择,就会使收藏的图书纷杂粗劣,质量品相不高,无端浪费许多资财;亦会使阅读和学术研究中运用的文献或内容观点陈旧片面,或字词语句错误百出,或著者篇名虚假伪劣。辽宁大学在关于经典阅读所面临的困境调查中亦显示,影响读者阅读的第二位因素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图书和版本,[4]这也是当前大多数读书人普遍存在的问题。许多人对图书的精装简装、封面封底等基本装帧形制有所知晓,但对于同一书的不同版本版次,不同书的版本特征、内容差别等就不一定有清晰的鉴别和认识,故而造成阅读、收藏和利用的盲目失误。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和掌握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和技能,来指导平时的图书选择。
一般来讲,对于古籍的选择,前人首推“善本”。“善本”是对版本较好的古书的称谓,过去多将校勘精审和具有文物性的古书列为善本,现在版本学界给善本的划定归纳出“三性九条”原则。其中以三性“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作为总则,分别从历史意义、学术价值、形制特色角度规定了善本标准,“九条”则是“三性”的具体说明。我们依据“三性九条”的标准就可以对古书中的善本做出鉴定判断。除此以外,一些介绍古籍善本的目录及书影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宋元明清精刻善本书影集锦》等亦应作为我们了解古籍善本的方便路径。对于近现代图书,虽然有姜德明、张铁等新文学作品善本、新书善本等的界定和呼吁[5,6],张铁还从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来评价民国图书的价值[6]24,但学界至今还未给出明确的界说。
我们认为,“善本”及“三性”原则(“九条”根据近现代图书特征另外划分)亦可用于近现代版本较好图书的指称和界定。其中的历史文物性虽然似乎不太明显,但通过回顾和展望,一本书的历史价值是可以预测的。而且姜德明就有把作者题签本、土纸本、引起书林文坛重大风波反响及具有特殊装帧艺术的书定为善本的想法。[5]28所以,近现代图书中具有反映其特殊社会活动、书籍制作技术水平的都可以归类为历史文物性的善本。以延承发扬版本学历史传统,为古今图书选择一条通用惯例,使近现代图书版本学注入古典元素,进而更好地指导今天人们的藏书治学。
图书选择的动机有阅读、收藏、赠送等方面,阅读、收藏图书的目的有增长知识技能、完成专业学习、进行学术研究及消遣娱乐等;赠送图书则是古今书林文人雅士的交往习常。我们今天选择购藏图书就要综合阅藏目的及“三性”标准做出明智判断。为学术研究而阅藏,就要重点选择资料较为全面完整或所包涵的信息较为稀缺少见等具有“学术资料性”的图书,并兼顾其传世价值和装帧形制;为收藏、赠送而选购,就要在内容种类的基础上,着重在意图书的文物性和艺术性,选择社会反响较大及装帧典雅优美、富有艺术特色、品相较好的图书。这样就可以使学术研究所用的文献正确、经典、全面,学术研究论据充分有力、观点独特、视野开阔;使藏阅、赠送的图书质量优良、品相完好,具有永久的典藏、阅读价值。
二、伪书的辨识与藏用
清代孙从添所言的求书六难中,其中的第六难即是“不知鉴识真伪,检点卷数,辩论字纸。贸然购求,每多缺轶,终无善本”。 [7]梁启超亦言:“许多伪书,足令从事研究的人扰乱迷惑,许多好古深思之士,往往为伪书所误。研究的基础,先不稳固,往后的推论结论,更不用说了。”[8]所以在藏书治学中要学会辨别图书的真伪,这也是版本鉴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古代伪书分为文人托名请赏所作的内容伪和书贾牟利所作的版本伪两种。对于内容伪的,可参考古今学者所写的辨伪类著作和考证文章(如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张彦龙《〈文子〉考》[9]等)及最新的考古发掘新结论等做出取舍判断;对于版本伪的(包括以残本充全本、以普通本充名人题签本、以明清本充宋元本等),我们就要根据版本学家们归纳出的纸张、墨色、字体、版式、避讳、藏章等款项再结合版本目录学相关知识做出鉴定。
近现代伪书主要有革命伪装书、盗版书、违禁书等。革命伪装书是特殊时期的进步书籍,唐弢的《晦庵书话》对之有专门的介绍和论述,可作为我们了解此类书籍的方便路径。盗版书的辨识,一般多从封面特征、纸张、墨色、字体、装订、文字错讹脱漏等方面与正版本对比而得。现代激光照排技术的运用使盗版书的制作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出版社亦是费尽心思,屡出高招。如中国人事出版社就在其出版的职称外语等级考试用书中加入防伪标识及防伪码,购书者按照书中所给的防伪标识鉴别方法说明进行操作即可鉴别非正,按防伪码登录其网站亦能查询真伪并可获得网站提供的增值服务;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其出版的《冒险小虎队》中附有一张解密卡,解密卡在解决书中所设计故事谜团的同时,也起到了鉴别真伪、防止盗版的作用等等。[10]违禁书的辨识除了常用的装帧、纸张、印刷等方面的滥漏、低劣、粗糙、错讹及内容上违反国家出版规定外,蔺德生先生更归纳出了看出版单位的真伪有无、版权页的完全残缺、书名作者的滥造冒替、书号内容的正确与否的书体结构鉴别法及查考发行单位的书写是否规范、发行范围是否合法的发行状况鉴别法,都可以作为我们鉴别违禁书的参考指南。[11]
对于伪书,我们在收藏和学术研究中要辩证分析、合理对待。古籍和革命伪装书无论是内容伪还是版本伪,本身已具有历史文物价值,所以在收藏上是难得的珍本。但是在学术研究中,内容伪的古籍除了文献学及其相关文化的研究外,一般不作为专业学术文化研究的征引文献;版本伪的古籍及革命伪装书则可以在鉴定其正确版本的基础上,作为参考文献使用。盗版书和违禁书是书中的粗制滥造品,一些致力于研究其形态并提供社会治理方案的学者对其进行收藏和利用是无可厚非的,但它们不宜成为追求藏书品质及高深学术文化研究者的插架之物和阅读文献。
三、版本信息的分析和著录
无论是阅藏图书的选择鉴别还是学术研究的文献摘引,图书的版本信息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项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说,藏阅及撰著论文所征引文献的版本信息昭示了所藏阅及引用图书的质量层次,亦显示出藏阅者文化水平的高低专泛和学术研究者学养的深厚浅薄。
作为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古籍的版本信息多分布在牌记、序跋、版心、卷首卷端或卷末书末。仔细分析辨读这些项目,再结合版本鉴定常用的版式、字体、刀法、避讳等就可以确定相应的制作机构、成书年代、刻印地点及刻本、抄本、活字本、影印本、套印本、点评本等版本形式信息。在对典藏古籍进行编目著录时就要尽可能对分辨到的版本信息作详细著录,以求在以后检索和使用时有全面的了解;而在学术研究的参考文献著录时则依据版本形式、地点、刊刻人及刻书堂号、刊刻年代的信息做综合概括记录。如道光年间涿州卢坤所刻五家六色套印点评本《杜工部集》一书,典藏编目著录时除详细记录刻印时间(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地点(涿州)、人物(卢坤)、堂号(芸叶盫)、形式(六色套印本)外,最好亦将牌记中的王世贞等五位点评人及所用颜色加以记录;作为学术研究参考文献著录时则可概括记录为: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卢坤芸叶盫刊六色套印本。
近现代图书的版本信息一般分布在版权页、题名页、出版说明及序言等部分。全面考查这些信息源,就可以确定书籍是初版、再版、修订版以及丛书分册等。20世纪90年代图书再版编目数据的使用让我们对新书的版本确认变得简洁而便捷。借助其对版本项的确定及版权页、出版说明、序言等相关信息源,就可以做好图书的筛选著录事宜。大型的藏书机构版本信息编目著录,利用机读目录格式,按照文献著录规则并借鉴一些交流经验的论文,就可以很好地完成;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新书版本信息著录,现多要求注明出版社、出版地、出版年,而对图书的版次不做要求,这是因为文献征引版本信息的著录更多的体现了一种版权性质及文献出处的说明。
此外,我们在治学中要留意学界及编辑出版界的共识,根据掌握的版本信息,注意引用同一文献的最新版本或最佳版本,引用一次文献,不引二次、三次文献,引全本,不引节本。如《毛泽东选集》就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秀民所著《中国印刷史》一书,最早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12]2006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经他外甥韩琦增补的增订本[13]。这两个版本孔夫子旧书网都有销售,经过仔细比对网上所传两版书的出版说明、版权页、目录内容等版本信息,得知增订本除了在正文内容上与初版本相同外,又附录了2006年以前中国印刷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张秀民先生的撰著目录、自传、印刷史研究、系年等众多资料,而且还在插页中加进了张先生的许多个人和手稿照片,在正文中也加进了与文字相关的书影资料。对于旨在掌握印刷史及其相关研究状况,利用该书作学术研究来说,当然增订本要比初版本资料全面实用,是学术研究者的首选。研究文学史时,对于20世纪一些随政治环境不断修改的文学作品,就要利用最能反映作者创作时思想状况的初印本。这些初印本就是与研究密切相关的最佳版本,而其后的修改本则不具备这种优势,所以不应是首选之籍。
四、版本目录的价值及利用
版本目录是记录图书版本信息或揭示图书版刻源流的目录或目录学著作统称。版本学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通过它来展示自己的功用价值,故而又有版本学即版本目录学的说法。[14]作为目录学和版本学密切关联的直接反映和有效结合,版本目录具有一般目录学因书究学、即类求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价值及版本学分辨真伪、比较优劣的图书藏阅指导意义,是藏书治学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古籍版本目录的形式主要有古今各公私藏书机构编撰的藏书目录中著有版本信息的读书志、藏书志、解题、知见书目、题跋记、善本书目等。比较有名的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明范钦《范氏东明书目》、清黄丕烈《士礼居题跋记》、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四库全书总目》及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借助这些版本目录,我们不但可以轻松地了解哪些古籍是孤本秘籍、善本精刻,从而合理地选藏利用;而且可以有效地判断所用古籍的刊刻时代、版本源流、收藏历史等相关蹟义,并进而完成版本信息的正确著录和学术研究的广泛开展。如在全国古籍普查工作中,笔者即利用所在图书馆编制的古籍目录筛选出《西山读书记》等书申报珍贵古籍名录。并结合记载有该书题名卷数、版式行款、刻印掌故、藏章钤印等版本信息的南宋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明代李廷相撰《李蒲汀家藏书目》及清代缪荃孙所作《嘉业堂藏书志》等版本目录考证其版刻源流和收藏历史,撰写《刘承干家藏本〈西山读书记〉钩沉》一文,判定该书确曾为刘承干所藏之物,实践了版本目录在版本鉴定和学术研究中的具体运用。[15]
近现代图书的各种目录往往同时著有版本信息,所以它们亦可以被当作版本目录来使用。这些书目主要有各藏书机构的藏书目录、记录全国一年出版图书整体状况的《全国总书目》、各出版社及书店、书商提供的书单书目,以及《光明日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的推荐新书目等。由于近现代图书历时不久,数量繁多,刻印源流简单易晓,所以近现代图书版本目录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藏用文献的鉴别筛选指导意义上。在藏书治学中我们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有时碰到一本未曾谋面的新书,我们会有购买或阅读的好奇心,一旦买回来阅读完,或憾悔质量的伪劣,或痛惜内容的浅薄,或百读而不解其意,或一读而兴味索然;有时写文章查阅参考文献,看到某书有自己需要的资料就不加选择地直接引用,尔后在不同出版社所出的同一部书里发现所引文献的不同表述。要避免这些情景的发生,就要重视并留意版本目录相关信息,利用这些目录和信息了解图书出版状况和态势,把握学术发展动向,准确判断藏阅目标,实现藏书质量的优化配置和参考文献的正确引用。
此外一些书评亦充当了解专题性质的版本目录,对我们鉴定和藏用近现代图书起着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我们也要学会善加利用。如《中国人的理想藏书》这部书对古今中外1467部文史哲为主的作品分34个专题予以介绍评论,并推荐最佳版本,不但帮助我们“打造精品藏书的黄金构架”,还可以帮助我们“掌握相关学科的发展脉络,了解该学科最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16],是现代人藏书治学的一部很好的版本指导书。
五、结语
古代文人藏书治学,版本学是重要的技能和常识。借助版本学知识,学者们在典藏图书、学术研究及校勘、目录等专业文献学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近现代新式印刷技术传入和使用后,学术界无形中降低了对图书文献版本的重视程度,版本学变得愈益学科化和专业化,成为编辑出版及其相关领域的专门业务知识或收藏界的业余雅好,与古代文人群体普遍通晓版本学知识的局面大相径庭。其实版本学之于学术,如虎添翼、如锦添花。精深的学术造诣以版本学为依托,会更加严谨而深刻;广博的知识体系以版本学为根基,会更加客观而全面。所以,我们在选购藏阅图书、进行学术研究时,就要充分重视并关注版本学相关知识,培养深厚的文献功底,增强文献筛查利用技能,做新时代藏书治学的行家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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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2)3)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