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铁看生活垃圾

高铁是我国的一张名片，是广大人民群众出行的一种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方式，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幸福安全，让500公里范围成为通勤圈，成为人民骄傲、国家进步的标志。

中国高铁营业里程，2008年只有671.5公里，2018年2.9万公里，2020年达到3.8万公里；中国高铁地理网络密度，2008年0.7公里/万平方公里，2018年31公里/万平方公里；中国高铁客流网络密度，2008年200万人公里/公里，2018年2300万人公里/公里。

从2008年到2018年的十年间，中国高铁客运量从734万人次爆发式增长到20.5亿人次，高铁客运周转量从15.6亿人公里增长到6872亿人公里，高铁旅客的平均旅行距离从212公里提升到335公里，高铁客运量在全客运市场的份额从不到1%提升到11.5%，高铁客运周转量从不到1%提升到近20%。

高铁的价值远不止这些，其最大价值在于建设运营高铁的溢出效应。主要溢出效应如：

1）拓建经济链环。我国高铁每1亿元投资拉动产值在10亿元以上，创造就业岗位600多个；设计复兴号高速列车零部件的核心企业超过100家，紧密层企业达500余家，覆盖20多个省市；

2）促进区域融合发展。500公里范围成为通勤圈，1000公里范围当日往返，2000公里范围朝发夕至，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尤其是198个县跨入高铁时代，促进乡村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

3）推动技术进步。高铁建设营运推动冶金、机加工、建设施工、牵引控制技术、节能减排技术、数字技术等相关专业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提升国家电气化水平（国家铁路电气化率达到74.9%），节约土地（高铁完成单位运输量占地仅为4车道高速公路的10%），减少能耗（高铁每人百公里能耗仅为飞机的18%和大客车的50%），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高铁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飞机的6%、汽车的11%），提升标准建设水平。我国主持9项、参与31项国际标准化组织铁路应用技术委员会开展的40项标准；主持13项、参与48项国际电工委员会开展的99项标准；主持26项、参与21项国际铁路联盟（UIC）开展的606项标准；与俄罗斯等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标准化互认合作协议。

4）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国家铁路燃油年消耗量已从最高峰的1985年583万吨下降到231万吨，降幅达60%，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256万吨；2012—2019年高铁增加的客运周转量与公路完成同样客运周转量相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320万吨。

5）示范弹性定价机制。根据国家发改委2015年12月发布的《关于改革完善高铁动车组旅客票价政策的通知》，高铁票价施行“管住大众需求票价，放开特权需求票价；管住央企定价，放开社会企业定价”机制，既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又保障高铁票价具备弹性空间。

可以这样讲，我国高铁的真正价值在于其溢出的外部正价值，高铁的建设运营为具有外部性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起到了示范作用。从高铁看生活垃圾，两者都具有外部正经济性，两者的外部溢出范围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并非一些特权阶层，两者的外部溢出价值都高于本身价值，生活垃圾治理不仅仅为了及时处理生活垃圾，维护社区环境卫生，更是为了保护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平正义和保障生产生活秩序，即两者具有基本的共性，是有得比较的。

但生活垃圾治理的外部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根本没法与高铁的溢出效应相比较。生活垃圾治理不能满足于保障社区环境卫生的起码要求，要进一步完善生活垃圾治理的规章制度、标准规范、补贴等公共政策，树立良俗公序，强化社会自治，健全垃圾治理体系和垃圾处理体系，在跨域合作、技术进步、生态环境保护和弹性定价等方面加大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