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中企改革发展研究会2021发展论坛（网易、新浪、凤凰、和讯直播）上的发言（2021,1.16）
长盛好，大家好！我首先要感谢会议的邀请，得到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下面我会抓紧时间谈一下自己的认识，请各位来批评指正。发言所谈是个“命题作文”，题目就是“新消费趋势下的机遇与策略”。首先我谈谈自己对于新消费趋势“新在哪里”的理解。总体的发展过程中，就中国推进现代化来说，对我国居民收入的上升趋势是要给予肯定的，就是总体上老百姓的人均收入指标上是节节上升的，几十年统计数据看下来，这是伴随我们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使综合国力上升、也使老百姓收入和消费水平上升的一个基本的、值得肯定的趋势。那么合乎逻辑，经济学界所讨论的恩格尔系数，在中国是逐步下降的——这个系数表明的就是居民收入里用于基本生活保障的部分（首先就是用于食品消费支出的部分，也有人把它扩展到还有一些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部分）所占的比重下降。这一系数在低收入阶段上比较高，转向中等收入、高收入的这个过程中，它就表现为一个下降过程。那么，在直观的形态上说，我们老百姓的消费趋势，总体来看是从比较低的使温饱得到满足状态，向更高的、需求在升级状态下由供给回应来给予满足的状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走。我初步总结，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改革开放之初，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相当大规模社会成员的温饱问题，那么当时最突出的消费组成部分，是要以支出来解决“吃、穿、用”这样的现实需要，是比较基本的生存层面的需要。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从吃穿用，上升了一个大台阶，可以说保证吃穿用、有了一个基本的小康温饱以后，还要推进到全面小康，对广大社会成员来说，越来越多的支出会去满足“住、行、学”——住要有更好的条件，出行、旅游要能得到这方面的配套条件，还有就是要学习、提升自己而追求更好的精神生活的充实、知识方面更明显的健全化。再往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年，很明显地又在上一个大台阶，展现在社会成员面前的是吃穿用、住行学之后，还有“医、养、育”，就是大家越来越看重疾病的治疗，医疗条件要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这方面升级的需要；还有就是养生养老，越来越被社会成员看重，老龄化社会在中国已经到来，与之伴随的养生养老的需求表现引出供需的互动，越来越多这方面的新消费，就体现在养生和养老相关的经济供需互动之中；还有就是娱乐，从年轻人到中老年，都有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的娱乐方面的诉求。这样的消费升级，是由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创新过程支撑起来的，这个消费新趋势，第一个视角上的不断升级，满足的是社会科学已经揭示的人的需求永无止境，它总是要有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从比较低端，向中端、高端上升的这样一种演变过程。第二个视角，论及“新消费趋势”概念时，还应该注意到我国居民消费的有效购买力，又受到了现实生活中总体收入指标虽然提高、但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甚至可以称为收入分配悬殊这样一个格局的制约。对这方面的问题，就更多地要求我们比较直率地指出它的负面效应了：在去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很直率地说到了中国现在还有六亿人左右每月可支配收入水平也就是一千块钱出头（有关专家可提供更细致的量化测算），可知中国社会中相当大规模低中收入阶层的消费，显然受到了自己收入水平的制约。这样一个基本局面提醒我们，在中国虽然看着前面所说到的居民收入水平有上升趋势，总体来看有不断上台阶的表现，但是我们要特别关心低中收入阶层他们的感受，研讨怎样让他们更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现实问题。如果说比这六亿人更高一些的中国收入阶层，是什么呢？那我们可以看看人们这些年议论的四亿人左右的中产阶层。对“中产阶层”没有非常严谨的定义，一般来说就是要有稳定的、能够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而且能够有房子、有自己的机动车等等这样有关消费的财富条件。这种中等收入阶层，大概在中国是四亿人上下了，这是被称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中产阶层群体（因为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它的中产阶层是相当有规模的，但它总人口规模也就是3.3亿，它的中产阶层充其量超不过三亿人，而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是四亿人了）。但是绝对规模大，并不能够使我们随之说中国培育中产阶层的这个过程可以令人满意了——中国整个人口基数是多大呢？是14亿人，4亿中产阶层只是整个人口规模中的一个零头。如果说要形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化的社会，内在要求是要能越来越多地把低中收入阶层托起来，让他们成为中产阶层，使这个中产阶层在我们中国的总人口中占大头，形成所谓的“橄榄型的社会”，或者按中国自己也有表述的所谓“枣核型的社会”，就是中间大、两头小，最低收入阶层比重，要尽可能低，特别富裕的阶层比重（是金字塔的尖顶，或者说枣核的另外一个尖)，也不能特别大，而最主要的,就是有恒产有恒心、能够有稳定收入来源支撑过体面生活的中产阶层，他们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稳定的力量。中国的消费新趋势，一定要伴随这样一个使老百姓总体收入增长、而且中产阶层不断壮大的过程。那么这里面要处理好的相关问题，就是除了提高收入之外，还要使中产阶层的焦虑感降低。许多人说，虽然我有房子有车，但我怎么在生活中这么焦虑呢？这样很多中产人士实际的表现，就是有了当期的收入，但是边际储蓄倾向很高，换句话说，即边际消费倾向很低，许多的当期收入形成了“预防性储蓄”，很多人是沿用过去低收入阶段精打细算的生活习惯，担心的是以后会出现自己养老方面的、家庭成员患病以后要治疗方面的高支出，要预做这方面的准备，还有对子女都希望他们“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以后的教育费用可能是超出一般支出增长的前景，一定要准备好子女能接受更好教育的支持资金，等等。这些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现在强调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里面就有所谓“堵点”了。所形成的中产阶层的这个当期收入，不能够在比较大的比重上形成当期的消费支出。怎样提高这个边际消费倾向？这就不能忽视我们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水平的提高。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这样一种预防性的储蓄，实际上也波及了低中收入阶层——他们虽然收入水平比较低，但是也要想方设法勒紧裤带留点儿钱，实际影响到他们的消费，甚至不惜以消费的降级（这当然在总体来说是局部的情况），来形成这种储蓄。所以必须给低中收入阶层更可靠的、以后有情况时可依靠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扶助体系，以他们解除后顾之忧这样的制度建设，来消除这些社会群体于消费环节之前形成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在中国社会成员14亿人中这样一来，低端的所谓消费市场的长尾和中产阶层中以后越来越多成为消费主力的中产者的消费需求，结合在一起，会支持我们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对高收入阶层，在消费方面也必须承认，如果说是他们自己由于种种努力的原因和一些客观的机遇的原因形成的合法收入，用于消费是消费者主权的实现，他们的一些高端消费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必然是多样化社会里的组成部分。当然，我们要引导他们不要过多沉迷于那种炫耀型的消费。这些都是在消费形成有效购买力和使购买潜力释放方面，我们要考虑的顺应创新过程、新消费的升级过程，要处理好的不同阶层复杂地组合在社会中的系统工程式的一套问题。第三个视角，我认为新的消费趋势必然要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而且其意义和作用十分重大。我们要特别看重数字经济这个“新经济”，已经使消费有可能在大家感受到的一般有效供给方面，形成个性化、定制化、小批量化、在特定场景之下更好满足消费者需要的这样一些可能性，有不断推出来的新的消费模式，而且这种数字经济支撑的消费模式，可能首先是更好适应了新生代的偏好，当然也势必要顺应人口老龄化趋势里中老年的一些需要。这种新式的有效供给，在数字经济支撑之下的潜力非常值得看重，中国必须在我们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认识新消费趋势这方面，使一个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过程插上数字经济“第一生产力”式的支持腾飞的翅膀，整个消费市场和供需的互动，和必然要支撑消费的有效投融资合在一起，都得到数字经济更好的支持，也必须有在我们有效投融资环节上，特别看重的作为数字经济硬件的新基建，以及新基建和传统老基建之间的相互呼应和配合。在上面谈的有关趋势的三大视角之后，下面想顺理成章谈一下在新的消费趋势之下，我们怎么样把握机遇，掌握好相关增加有效供给的对策。这方面我也提出三个视角。第一个，我们必须强调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下，所有服务于老百姓美好生活需要、去满足消费的有效供给，可以提炼后聚焦于一句企业家们愿意说的关键词表述——这个关健词就是“用户体验”。用户（即消费者）方面他们的满意，带有最关键的决定着供给是否有效的判别意义：用户是上帝，用户体验为王，这决定了市场竞争中间什么样的生产经营主体的产品和服务，能够适应客观的需要，形成所谓的有效供给。那么在具体的工作方面，我们要掌握的生产经营的战略和策略，一定要特别看重适应需要的供给创新。我理解，这些年老百姓最基本的“怎么吃”这方面，越来越多去依靠外卖，就形成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的以数字经济支撑的、便捷的、有线上线下结合很大规模的供应体系。这种外卖所形成的老百姓实际生活中的便利化，解决最基本的“民以食为天”方面的实际消费模式创新，使公众（用户）的满意度提高，它是功不可没的。顺便说一下，前一段时间大家在讨论已经成了巨头的电商平台，他们的社区团购应怎样认识、会不会有垄断问题？这方面我想说的是，要有两分法，全面看待，不能简单一概否定所谓社区团购。我的理解，这就是由数字经济支撑的在武汉封城情况下逼出来的唯一选择：没有别的传统的手段，能解决被隔离、被封闭的小区和这个城市里百姓过日子的需要和社会生活基本运转的需要，这时候使线上线下结合、供需联通的电商平台，实际上对于这些区域能提供出来以创新支撑的供应模式，就是社区团购。在疫情得到控制以后，社区团购的正面的效应，给人的启发，当然就延续出来以后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积极运用这种方式的考虑。有些人就担心了：这种社区团购把过去所存在的很多小商小贩、小市场都排挤掉了，怎么办？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还得从历史长河来看：在过去人们都用马车的时候，汽车出现了，大家担心汽车把马车排挤掉后，那些赶马车的人怎么过日子，怎么就业？你现在也得这么考虑，在社区团购的必要功能得到保持和继续发挥它应对现实需求的适应性的同时，是要防范它在发展阶段上一些可能表现为过快排挤小商小贩和小超市等等这样的作用（这是一个需要弹性掌握的过程），但到以后的未来社会（我们可能还无法一下子设想说20年以后怎么样，但至少可能设想五年、八年以后怎样），这个社区团购的市场份额还是会扩大的，很多的小商小贩便需要有另外的就业门路，以后整个供应链从田头通过冷链一直通到餐馆和家庭成员的餐桌上，这方面社区团购的生命力更强，还是这些小商小贩小超市的生命力更强？现在似乎从发展逻辑上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所以，一定要全面看待，以人为本，用户体验为上——我们要通盘考虑，怎么样既保护创新，又要限制创新过程中可能的一些副作用和一些过大的冲击。线上线下结合的一些新的卖场，还在实验，比如在北京，我去亦庄看过两大电商巨头都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做的生鲜物品的卖场，我觉得很有吸引力。他们可能是在烧钱，在培育这个市场，这时候老百姓是实实在在得到实惠的。当然现在的送货，还不得不以三公里半径为限，我的想法是希望他们以后越做越多，让更多地方的老百姓更得实惠。这里面要说，会不会形成一些什么新的局部垄断的问题、寡头垄断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密切关注，在创新中跟上必要的规范。它的新机制，是看起来供应生鲜产品的大卖场，有现场体验后离场下单定制的机制——你在现场体验满意以后，只要在三公里的半径之内，在线上或者电话里，可以非常定制化地按照私人偏好让卖场形成有效供给，半小时内送至指定地点。对老百姓来说，这不是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更好满足的一种机制吗？这方面，我们要在增加有效供给方面的所谓战略策略组合上，肯定这种创新的大潮流，当然也要注意加强相关的规范监管，防范一些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第二个视角上，我是强调要在中国顺应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做好政策的调整，来抓住新的市场机遇，支持老百姓的一些新式消费潜力的释放。比如说到低端，我觉得可以先举出一个例子：这几年精准扶贫，一个典型的形式是什么呢？有些认准了的必须实施异地搬迁扶贫的社会成员，别无选择，就是再高的成本，也必须让他们脱贫，否则就没有全面小康。所以，以这些异地搬迁扶贫方案实施以后，社会政策托底形成的新的消费，是不是值得肯定？与我们整个一套制度和规则的进步结合，才能达到精准扶贫异地搬迁后，扶贫意愿中的理想目标。在城市区域低端，也有一个相关的例子，就是棚户区改造。多少年前都认为，那是令人头疼的难题，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东北区域说有从原来伪满洲国遗留下来的）棚户区历史问题，这几年我们依靠有改革开放形成的综合国力，终于对这个问题在相当有成效地加以解决，现在还要继续扫尾，彻底解决棚户区改造的问题，那么带来的，一定是相关的一套投融资制度的创新和消费潜力挖掘释放以后，老百姓生活得到更好的有效供给，满足在低端我们应特别看重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再说得更开阔一点，比如养老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能忽视的是除了养老院等机构养老之外，还要有“社区养老”，而社区养老是什么样的一种增加百姓消费的有效供给呢？我理解那就是除了原来大家都认可的社区的托儿所、幼儿园，现在还可以增加一种托老所，是老人得到社区养老有效供给的具体场景了。这样一些我们要做的创新，就是增加有效供给适应消费新变化新趋势。相关的市场主体，是不是就应该认识到这是一种带有产业机遇性质的创新领域？而政府，就要给予必要的规划指导和政策扶持，等等。很多的融资，既要有商业性金融支持，更要匹配上适当的政策性金融，来加力赋能，这些又都应纳入一个配套改革。所以现在所说到的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和需求侧改革相呼应，形成更好的系统论指导之下的全套的创新设计，才能解决好新的问题。还有要说的第三个视角，除了增加有效供给这方面，中央现在表述的需求侧管理与改革，很多人在讨论，总体来说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是在中央表述需求侧改革之后紧跟上的“消除堵点”。需求侧的管理，主要是总量型的管理，管理是用既成的制度环境和已经明确的规则来加以执行，形成在实际生活中的可持续运行。而需求侧“管理”旁边的“改革”是什么呢？是要优化相关的这套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和规则。改革概念在制度供给这个含义上，又对接了供给侧改革所说的有效制度供给，这就打通了这两侧，所以合在一起，又是一个配套改革的系统论。这样，我们在新消费趋势下把握机遇、掌握好战略策略，一定要深刻理解中央系统论的思维。大系统中消除堵点的改革，一个例子是针对我们前面所说到的，老百姓消费潜力释放要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那会涉及相关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必须动真格的：基本养老全社会统筹这个机制说了十多年了，现在又再次写入了“十四五”建议，能不能真正把它尽快落实？这就是啃硬骨头、破除既得利益阻碍的问题。又比如，我们需求侧的很多堵点，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前面所说的虽然老百姓人均收入提高，但是很多低端成员收入仍不足，那就得优化收入再分配，而优化收入再分配又有一些如何啃硬骨头的问题。长盛主持之下我们过去讨论过房地产方面的基础性制度建设，除了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投融资制度之外，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中央所说的房地产税改革——说起来很多朋友听了以后会皱眉头，大家都不喜欢这个税，但是中国建立现代国家必须形成现代税制，能回避中央说的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吗？能跳过去房地产税改革这个命题吗？这些都是要从全局、从长远考虑来看怎么消除堵点，怎样更好理顺我们整个的供需体系所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理论联系实际，今天这个讨论中我说的这些看法，也是希望能引起大家更多思考，来共同探讨怎么适应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新消费趋势，而提供人民美好生活所需要的更好的有效供给。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