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头条:王维和陶渊明的诗 谁更优秀 苏轼给出了一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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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陶渊明,一个活在晋宋,一个生在唐代,其间隔了三百三十多年。他们的关系——王维是陶渊明在唐代的学生。

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字摩诘。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自幼聪颖,饱读诗书,九岁便能作诗写文章,十七岁就写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那样的诗。又工草书隶书,擅长绘画,熟谙丝竹音律,多才多艺。参禅悟理,精通佛学,有“诗佛”和“一代文宗”的美称;是盛唐诗坛上极负盛名的山水田园派的代表诗人。现存诗约400首,描绘山水田园和歌咏隐居生活;将诗歌、绘画、音乐相互沟通。佳作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相思》《终南山》《汉江临泛》《山居秋暝》《过香积寺》《使至塞上》《观猎》等等。

为什么说王维是陶渊明在唐代的学生?

因为文学史家都认为,王维学了陶渊明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才成就了自己。

沈德潜《说诗晬语》为唐代山水田园诗人“寻根”时说:陶诗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这里说五位写山水田园诗的唐代诗人,各得陶诗的好处,第一个就说了王维。王维得到陶渊明的“清腴”。“清腴”就是清新美丽的意思。

也难怪沈德潜说,王维自己也有诗为证。这就是他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馀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我们知道,“接舆”是春秋时代楚国著名的隐士,时人称为楚狂。孔子适楚,楚狂接舆迎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孔子想和他说话,他都趋而避之。而“五柳”则是另一个人,就是我们说的陶渊明。陶渊明写了《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五柳”遂成为陶渊明的代称。这首诗以接舆比裴迪,以陶渊明比自己;明白无误地说自己像陶渊明一样,是一个隐居者;并且,在思想、行为和在诗歌的意境上,都有学习和向陶渊明靠近的意思。

清代卢麰、王溥辑《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载陈德公说:“此篇声格与上诸作迥别,淡逸清高,自然绝俗。右丞有此二致,朝殿则绅黻雍容,山林则瓢衲自得,惟其称也。评:三四绝不作意,品高气逸,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同一格。五六亦是直置语,淡然高老,无假胭脂。绮隽之外,又须知有此种,盖关乎性情,本之元亮,不从沈、宋袭得,独为千古。”指出王维的这部分诗歌学的是陶渊明体——因此,两个人值得比较。

他们都隐居:一个“富隐”,一个“穷隐”

他们同样是隐者,但王维少年得志,中了状元以后,太乐丞的官也做得好好的,就是因为署中伶人舞黄狮子犯禁,谪为济州司法参军;受到一些挫折,就想隐居了。但他并不死心,通过给张九龄写信,后来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天宝年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安史之乱”以后,仍然被“责授”太子中允。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而陶渊明当的都是“参军”、“县令”一类小官,是做人幕僚和地方性的官员。王维一生做的最小的官是“参军”;陶渊明一生做的最大的官是“参军”。

做着官的王维,隐居在长安南蓝田山麓的辋川别墅;那是初唐诗人宋之问的别墅;里面有山有谷,有湖有溪,林木幽深,参差馆舍。《旧唐书·文苑传》记载:王维“晚年长斋,不衣文彩。得宋之问蓝田别墅”,“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而陶渊明隐居在自己的家乡,搬过两次家,一次搬到“颇多素心人”的“南村”。

王维很长时间是“半官半隐”;是“带薪隐居”。是没有过过苦日子,也过不了苦日子的人。与王维不同的是,陶渊明的常态是隐居;做官则是因为“亲老家贫”、“母老子幼”,家里太穷,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当一点小官,挣一点生活费;一旦形势险恶,立马就回归田园。而王维“挂职”朝廷,回归山林主要是潜心修佛,修身养性;与在贫困线上挣扎的陶渊明完全不是同一种人。如果说王维是“贵族诗人”、“精英诗人”,那么,陶渊明就是“乡村诗人”和“草根诗人”。

同样是隐居,他们之间不仅有“贫隐”、“富隐”的差别,而且,隐居的原因、背景、思想,包括两个人的性格、生活习惯、爱好和关注点都是不同的。

譬如外出,疲乏了,要坐下休息,有“洁癖”的王维是一定要坐在“清泉”洗过的白石上才能休息的;而陶渊明却可以在林边,在田埂上坐坐,因为陶渊明热爱自己家乡有“温度”的泥土。

王维有时在《终南别业》里“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在《终南山》里“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其实都是陶渊明《归园田居》中遇到“采薪者”的格式。

比起王维有裴秀才等朋友;陶渊明在南村的“素心人”朋友更多。《移居》诗中:“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尤其是“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没有什么比这种在诗文上的互相欣赏,在疑难时一起分析更好的朋友们了。除此之外,陶渊明还有真正的农民朋友,他们“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这是很不容易的。

王维、陶渊明的诗谁更好?“超级裁判”苏轼的评判很重要

王维和陶渊明虽然都写五言诗,但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大家公认的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陶渊明用的五言,是五言刚诞生不久,五言诗的写法像陶渊明一样不富裕;许多平仄、对仗、语言技巧都是陶渊明以后齐梁诗人集体创造的。而到了王维的时代,五言诗已经成熟了。运用成熟的五言形式,前人许多精美的意象、巧思可供借鉴,写起来自然不同;好像一个划的是小舟,一个乘的是画舫。

当然,诗人的创造性、理想和感情有时会突破形式;因为我们都不在写诗,我们都在写我们自己;自己的精神、人格、天赋和艺术技巧,会决定诗歌的高度。

陶诗的风格特点,其实不是我们所误解的“平淡”,而是渊深朴茂、清腴闲远、清新醇厚,是“低调”的“奢华”;因为具有震撼力和超越时代而不被认识。尤其那些表达知识分子、读书人“精神定力”的诗篇,其人格力量和艺术力量像长虹一样高悬在中国诗学的天际。

你可以把诗写成音乐,写成图画,写成精美的珠玑,但你不可能把诗里的树木,诗里的飞鸟,诗里的桑麻,都写成“有温度”的自己。陶渊明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归园田居》其二),都是今天仍然活着的具有人性的象征。

那么,王维与陶渊明究竟谁的诗更好?宋代有一个“超级裁判”——那就是苏轼。

在众多诗人中,苏轼评价过陶渊明和王维。细绎苏轼对他们的评价,我觉得里面很有深意。

苏轼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四:五柳先生下),这里的“曹”,应该指曹植;“刘”,应该指刘桢;“鲍”,应该指鲍照;“谢”,应该指谢灵运;到了唐代,“李”,应该指李白;“杜”,应该指杜甫。要注意的是,除了李、杜以外,苏轼只说:“诸人”,一笔带过,“皆莫及也”的唐人名单里,没有提到王维。这是苏轼无意的呢?还是有意的?我以为是有意的,因为苏轼对王维同样热爱。

沈德潜说王维学到陶渊明的“清腴”,其中的“腴”,应该和苏轼说陶诗“癯而实腴”有一定的关联。

同時,苏轼赞美王维的诗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审美融合的愉悦效果。由此我们知道,苏轼对陶渊明和王维是同时欣赏的。在苏轼看来,陶渊明和王维都不可缺少。苏轼《伯时所画维摩诘》说王维:“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可以证明这一点。

深一步想,苏轼对陶渊明和王维的肯定,都和他自己有关。喜欢陶渊明,是到了历经磨难的晚年,诗学炉火纯青;在论陶渊明的时候,确立自己诗歌美学的界碑;而在诗、词、文、赋、书法以及“红烧肉”的味觉审美方面,在北宋都处在一流或最高的水平的他,喜欢文人画和各种艺术的融合;喜欢陶渊明和王维处,正是苏轼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王维与陶渊明其实不是一类人

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最后说再也找不到洞口,让最美的社会定格在理想的层面上。

王维也写过《桃源行》,从开头“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最后结尾写到“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只是利用陶渊明诗歌并序的资源,敷衍陶渊明当年讲过的故事。和陶渊明的原诗及序一比,新奇、寄托、象征和巨大的创造力都没有了,只能算是一首非常优秀的练笔诗。因为那时王维只有十九岁,十九岁的陶渊明也许写不出这样的诗,只有天才的王维写得出。

陶渊明写《桃花源诗》,是因为现实不是桃花源。农民难当,土地难种。遇到灾年、荒年,天灾人祸,不免挨饿;房子失火,住的地方也没有。作为老农民的陶渊明越来越穷困。这使向陶渊明学习的王维,对陶渊明的思想和遭遇,抱有警惕的同情,不愿走陶渊明的道路,反映出他在思想、哲学和人格内心的层面,和陶渊明不是一类人。

王维有一首《偶然作》,诗中对陶渊明先生进行了一番调侃:

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

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

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

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

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

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

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负。

兀傲迷东西,蓑笠不能守。

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

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

王维的意思是,追求个人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时候,一定要有物质基础作保障,同时,你不是一个人孤独地活着的;你还有妻儿父母,还有肩上的责任。

王维这些话说错了吗?没有说错。

但这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整个唐代对陶渊明,都有从不理解——半理解——到宋代慢慢理解的过程。许多诗人都在“拒斥”和“有条件”地接受陶渊明,杜甫也是。

杜甫一方面用陶诗的方法和角度写自己身处的乡村,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诗歌;同時觉得陶诗有点“枯槁”,儿子教育不好;说陶渊明的《责子》是“责怪”儿子的诗。

和杜甫一样,王维在接受陶渊明的过程中,同样也有“拒斥”的心里。杜甫都觉得他过不了陶渊明那种贫苦的生活;王维就更不用说了。北宋哲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里,说唐代的一些人喜欢“富贵”的牡丹,不喜欢陶渊明谈的菊花,不知道是不是就指这些思想观念的不同。

除了这首诗,王维还有一篇能证明这种分歧的书信。信是写给魏征后人“魏居士”的。王维劝这位“魏居士”不要隐居,他说:

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受其后之累也。

王维以为,陶渊明弃官而去的做法太过轻率,而且迂腐;并坚持以为,陶渊明应该委曲求全,要与世沉浮,“忍一忍”。这样,就可以“安食公田数顷”,不会穷到要乞食的地步。

这就是沈约在《宋书·隐逸·陶潜传》记载的,陶渊明在任彭泽县令时,“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的事,梁代沈约和萧统记载这件事时,用的是肯定态度,赞扬的口吻,觉得,这就是具有人格理想的陶渊明,写出来,可以作为后世楷模;但王维觉得不可取。

王维说陶渊明“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是指陶渊明的《乞食》诗。所谓“乞食”,其实是向人借贷。向谁借?我考察下来,应该是向好朋友庞参军借的。此诗与另一首写给庞参军的诗在口吻、感情和氛围上完全一致;而且,在那种荒年,家中有粮食一定是任职的庞参军。这次借贷事件,也成了会会老朋友一次愉快的旅行。

陶渊明喜欢用幽默的口吻写自己的穷困。如房子失火,住在破船里;责怪儿子读书不用功;这首《乞食》诗也一样。一开始,陶渊明就为自己画了一幅漫画:“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用“黑色幽默”开篇,再接主人的幽默:“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主人不说“借”而说“赠”,还说“我怎么能让你白跑一趟呢。”然后便是“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一个“谐”字、“欢”字,定一篇基调。并没有像王维说得那么可怜。

还有,王维说陶渊明“屡乞”,陶诗中,陶渊明的乞食只有这一次,没有“屡乞”;“多惭”也是王维自己的想象。我理解这是一种调侃,也许“魏居士”是魏征的后人,王维太想说服这位“魏居士”了,所以把陶渊明的情况说得严重一点,以便矫枉过正。

旭谓:自从陶渊明“乞食”以后,后世士大夫不再以“乞”为耻。唐杜甫《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乞米烦佳客,钞诗听小胥。”同为盛唐气象的代表,他的政治对头大书法家颜真卿也向唐中兴名将李光弼(太保)“乞过米”。其《乞米帖》云:“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磬竭,只益忧煎,辄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实济艰辛,仍恕干烦也,真卿状。”

其实,颜真卿与王维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官做得不小;但“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财政空虚,他在荒年靠朝廷“死工资”的日子也不好过。《乞米帖》中说的“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磬竭。”都和陶诗中的句子类似,但颜真卿并不觉得丢人。我做过相关研究,颜真卿的家谱一直追溯到孔子时代的颜回,正是陶渊明的榜样,他们的思想倾向类似;但这不是主要的。

王维和陶渊明在思想人格上不是一类人,主要表现在对待压迫他们的政治强人和军事强人的态度上;区别是:一个——“忍”;一个——“不忍”。在《与魏居士书》中,王维说“一惭之不忍”,而“终身”之“惭”;强调“忍”,批评陶渊明对督邮“不忍”,是“忘大守小”。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史之乱”爆发,叛军陷潼关,攻入长安,得到消息的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仓皇逃往四川;王维和朝廷其他官员在睡梦中来不及逃走,被叛军俘虏。王维被俘后,不肯屈从安禄山,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但瞒不过安禄山的耳目。因为王维诗名很大,安禄山将他囚禁于洛阳菩提寺,对他威逼利诱。

就因为王维有“忍”的思想,无奈之下当了安禄山的“给事中”;虽然是“被迫”的,但客观上仍然做了安禄山的“伪官”。被回到长安秋后算账的唐肃宗作为叛国的典型。要不是沦陷期间,安禄山在凝碧池逼使梨园弟子为他奏乐,其中有一位乐人雷海清,思念玄宗,欷嘘泣下,掷弃乐器、向西方失声恸哭,安禄山下令,将雷海清肢解于试马殿,在场目睹的王维写了《凝碧池》诗(一称《菩提寺私成口号》),因为是暗中当场写的,所以称“口号”(口占):“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抒发思念朝廷的感情,并传到行在,让唐肃宗读到;同时,弟弟王缙要求免除自己的官职来为兄长赎罪,使王维得到从宽处理,还不知道结局会怎样。研究王维的人,应该注意到他这篇文章中的“忍”,并和陶渊明的“不忍”作对比。

幸运的是,王维的“忍”和陶渊明的“不忍”,都使他们对社会作了以退为进的反弹,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走向,从而有更多创作的时间和空间,成就了两位顶级的大诗人。

但是,现在如果要我们选择,做王维,还是做陶渊明?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做王维,因为陶渊明太难做了。

伟大的人,就伟大在难做。

同样难做的,还有屈原和杜甫。所以朱光潜说,陶渊明在中国诗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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