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刊 ·卷首】鲁迅与国民教育

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是鲁迅逝世80周年，诞辰135周年。在中国历史上，鲁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出现，与清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相关。

在世界历史的大格局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倘不足百年，国际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仍在加剧。正在走向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中国，依然有着重新理解西方文明的必要，也有着重新认识自己的必要。

所谓“百年未可话渔樵”，如果进一步预想，三百年之后呢，也许汉语世界的很多作家已不再被人提及，而中国人可能还会纪念鲁迅，尽管那时候的认识与今天已有些不同。

鲁迅对新文化的的贡献是在1918年《狂人日记》里喊出了“吃人的礼教”。

“从来如此，便对么？”传统道德正确性的源头，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后来，中年鲁迅更进一步提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但是，鲁迅的一生与传统有着难以摆脱的渊源。其青年时代的绝句“我以我血荐轩辕”言犹在耳。此外，鲁迅有一段被经常引用的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对传统是有继承的。所以，在“打倒孔家店”后的中国，钱穆称得上‘孤臣孽子’，而钱先生晚年对弟子们说，知识分子非常重要的要能“振衰起弊”，鲁迅说尽了旧社会的中国。他的目的不是中国的毁灭，而是为求中国的再起。鲁迅全面否定儒教，他所有的关怀，是一个新儒家的再现……

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界应当全面、变通地认识鲁迅关于国民性改造的价值。所谓“温故而知新”，新者，何也，达于时务也，即，能应对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才是知新。

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当下，我们以为，需要提倡一种“恰当的民族自豪感”，恰当，即中庸的意义。五四时期，知识精英认为中华传统文明坏透了，***，无可救药。其实，鲁迅先生若活到今天，也不会再这样认为。世界上，很难有一个民族如此糟蹋自己的祖先。

客观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杀人盈野的残暴、尤其“五胡乱华”时期的吃人并不少见，但大多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儒释道各家学说一律强烈谴责此类野蛮行径。不把人当人、奴役他人的奴隶制从来没有在中华文明的典章里有过一席之地。

我们需要清楚区分两种性质的野蛮：作为文明价值观的野蛮，和文明解体导致的野蛮。比照近现代西方一些国家的历史，中国从来没有种族主义；对于“蛮夷”、“化外之民”，汉族的态度是“怀柔远人”、“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中国也从没有殖民主义的传统，提倡的是“兴其教，不改其宜，齐其政，不改其俗”。

而不恰当的民族自豪感，则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国粹派，这在当前的国学界已有一些苗头，认为中华文明过去、现在、未来都优越，不需要再向外学习。

对传统文化保持恰当的、中庸的态度，也应该是当下国民教育的任务。

《时代教育▪教育家》

报道这个时代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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