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知而不愠”的伟大智慧
最近我们国学馆有一现象,五岁孩子读《大学》《中庸》,很容易背下来。上周读《孝经》很吃力,三十多遍还背不了。而大人教读五六遍就烂熟了。
《大学》《中庸》更古奥,但幼儿不觉其难,这事情太奇妙了。
也许其中一个原因,四书是整体,是原生态的经典,而《孝经》原文明显被汉儒增改,增加了“忠君”的内容。
儿童的心灵很敏感,经典就像生态食品,加了农药化肥的骗不了孩子。
言归正传,今天我们讲习《论语·学而第一》第一章: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以明德,静存动察
“学”的繁体如下:
这是象形会意字。下面是一个小孩,两只手抓着两个算筹,两根爻,他想弄明白道理。
当然,这是在模仿大人。
所以,“学”在古汉语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觉,一个是效。
“学而时习之”的学,同时有两个意思。
学,是自觉不知,而要仿效,即“多识前言往行”,吸收前辈的经验。所以说,学,不是指读书。
觉一个什么呢?这就要“以经解经”,《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至于止善。”
人要觉悟的即是“明德”。明德是人的先天,是天理,人的善根,即《尚书》所讲的“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衷”,通俗讲即“天理良心”,天良,是人内心的良知光明,中国人骂人最狠的是“丧尽天良”。
天良每个人都有。《尚书》称之曰“降衷”,《易经》称之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孝经》显示为“父子天性”,《中庸》称之曰“天命之谓性”。
回顾历史,“明明德”这个词,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西方文明,让欧洲从中世纪的蒙昧走向了人文主义启蒙。
启蒙的英文是enlighten,当年,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把四书五经译成拉丁文后,英语、法语就有了“启蒙”这个词。其中light的拉丁语词根是照亮之意。Enlighten,意
思是“使……光明”,使自己内心光明,即“明明德”。
虽然,到了公元1773年,耶稣会被罗马天主教廷解散,传教士受到迫害,但文明的火种因为印刷术的普及,使西方从神权社会走向了人文社会。
佛教也有类似的说法,称之曰“开光”。但善男信女一般都理解错了,不是说一尊佛像被开了光,或者佛珠被开了光,可卖多少钱,这都是迷信。真正的“开光”,是开启自己内心的光明、慈悲。
觉悟到这个天理后,修行次第则是《大学》“知止而后有定……”,这是一套“静存动察”的功夫。动察:一有善念即扩充之,一有恶念即斩断之。最终是要上达圣人境界:静必一念不起为仁,动必事事合理为义。
所以,“学”,不是读书,“而”也不是而且。而,是能的意思。
《战国策》里,秦昭王的使臣给齐王送来一个玉连环,问:“齐多智,而解此环不?”,能解开这个环不。
“时习之”的“时”,首先是四时:春夏秋冬。《礼记》言: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学了,还能“时习之”。“时”除了四季之外,还有引伸义,时机。所学的内容,到了特定的时间就派上用场,学以致用,温故而知新,“温故”是“学”,“知新”是“时习之”的效用。
又所谓“博文约礼”。“博文”是“温故”,“约礼”就是“知新”。
习的繁体是“習”,《说文解字》曰:从羽从白,鸟数飞也。
鸟为什么数飞,因为鸟儿一见人的神色不对,就会飞起盘旋,进退避凶,飞到更安全的地方。
孔子在《论语·乡党篇》的最后,称赞山坡上的野鸡:“时哉!时哉!”就是说鸟儿懂得趋利避害,懂得进退存亡。《大学》里“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人要向鸟儿学习,知道进退攻守。《诗经》里也有“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儿童的学习,最紧要的是什么,是安全,知进退。
“不亦悦乎”的“悦”,就是开心。这句话表明,已经学有所得,应用后而有收获,才会“不亦说乎”。
礼有来学 义无往教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的关键在“有”,《易经》有“大有卦”。“有”是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眼目,中国的朝代一般加上“有”字:有虞一朝,有唐一代,有宋一代……有情众生,有识之士,有道之人等。儒释道三家,儒家重有,道家重无,佛家重空。有,是对人世的肯定。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谈到父亲司马谈时写道:“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非常自豪,说自己可继承父亲的志业写《史记》了。
“有”是肯定的意思,一定有,只要学有所成,一定有同道中人会来,所谓“德不孤,必有邻”。
朋,“同门曰朋”,同道中人从远方来。这个“来”字很关键,不是自己主动“去”,是别人“来”。
这就是“礼有来学,义无往教”的古礼。有道之人,不会主动去传播学问,传播文明。必须别人来,自己主动去传播,不自然。
马一浮先生是一代儒宗,1912年民国教育部成立,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请他去北京任文科教学长,马一浮回复了这八个字以拒绝,表示不可能到北京“往教”,很多人解读为他有迂腐的一面,后来蔡元培请了陈独秀,于是有了马列主义的传播。
其实早在1903年,马一浮20岁时,因外文好,被清政府聘任美国世博会中国展馆的秘书工作,他买了英文、德文版《资本论》带回国,译成中文出版。“乐”是快乐,比上一句的“悦”更进一步。
“有朋自远方来”,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是同样的意思,要靠自身的德性来吸引求学者。
译成拉丁文的《论语》,并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成为西方人文主义发展的推动力之一
判教语:人不知而不愠“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先解释“人”,这个字在古代有特指义。《尚书·尧典》开篇:“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从九族到百姓,再到黎民,这是逐步扩展。春秋时期的“人”,不是指黎民、庶民,而是指有一定有职位的人。简单说,是有姓氏的百官,简称为百姓,这才是人。
庶民没有姓氏,只有名,孔子的弟子漆雕开、原宪,孔子的老朋友原壤,没有姓,只有名。
这句话是说,有一定地位的人不知道我,不懊恼,不生气。
这是《论语》第一次出现“君子”。君,《说文解字》解释为“善群也”,子,是指大丈夫。君子,一是德性达到一定境界的人,二是有地位的人。
庄子在《逍遥游》里也有同样的讲法:“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全天下的人都称赞我,我也不感到受鼓励;全天下的人都诋毁我,我也不觉得沮丧。
庄子说得很险峻,孔子说很平易,这就是诸子与圣
人的差距。
这句话的意义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对我来讲,大街上的人不了解我,一点没有关系。难的是,至亲的人都不了解你,妻子、丈夫、儿女不了解你,上司不了解你,还能“不知而不愠”,这就很难做到,这需要一定的境界。
“人不知而不愠”,这是彻上彻下、通天彻地的判教语。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先讲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记载于禅宗公案《五灯会元》里,故事发生的地点在成都的双流、新津一带:
有一天早上,向大官人做梦:“向预梦神人报曰:明日接相公。”(《五灯会元》卷十八)。
大户人家有女儿的,尤其这女儿美丽贤惠,父母都会有心事,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向大官人就做了这个梦。于是,他一大早真的就在路边“接相公”。
果然,一个秀才赶考路过此地,这就是后来官居丞相的张商英。《宋史》这样描写他:“长身伟岸,姿采如峙玉。”
这样的美男子,向大官人当然有想法。他把书生接到了家里,好酒好肉地款待,再让小姐见过客人,张生可能脸红了。于是向大官人对张生说:“秀才未娶,当以女奉洒扫。”
“公谦辞再三”。他说不行不行,你家千金小姐我配不上。向某马上给他吃了定心丸,说:“此行若不了当,亦不爽前约”,你这一次考不中,也把女儿嫁你。
张商英23岁中进士,“后果及第,乃娶之”,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才子佳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故事完了吗,不,刚刚开始。
张商英中进士一年后,初任主簿,低级官员,相当于县委办公室主任。“因入僧寺,见藏经梵夹,金字齐整,乃怫然曰:吾孔圣之书,不如胡人之教为人所仰重。”
他看见佛经比孔子的书更贵重,很不开心,于是他:
夜坐书房,研墨吮笔,凭夜长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无佛论》。”向氏应声曰:“既是无佛,何论之有?当须著《有佛论》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
夫妻俩的文化水平相当,张商英把想法告诉了娘子,说我要卫道,要写《无佛论》。但是,这在逻辑上有一个悖论,没有的东西去驳它,反而坐实了。娘子说得他一愣,只好算了。
又过了几年,张商英“访一同列”。意谓着他升官了,同列家的书房也有一本佛经。他问“此何书也?”。同列曰:《维摩诘经》。他信手翻开,读到“此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
意思是说,生病有它的物质性因素,也有非物质性的因素。张商英感慨:胡人也说得这么好。于是把经书借回家。
晚上娘子看见了,就问:看何书?公曰:《维摩诘经》。向氏曰:“可熟读此经,然后著《无佛论》、”接下来,《五灯会元》写道:“公悚然异其言。”
毛骨悚然,以佛教的观念,毛骨悚然是善根的发现。孔子讲仁,反面是麻木不仁,没有感应。熊十力先生说,人的可贵是有感触,感触大者为大人,感触小者为小人。张商英根器好,感应大,听了夫人的话,毛骨悚然。
现在可以来说一说这位向氏娘子了。很显然,她本人早已对佛经很熟悉了,而且,她是读得进去,还出得来。但她恪守“人不知而不愠”。结婚这么多年,她没有主动劝丈夫亲近佛法,在家里也没烧香礼佛,搞形式主义那一套,如果搞了这一套,再劝老公信佛,这一场婚姻很可能就崩溃了。
因为,此时的张商英,虽说中了进士,但孔子的学问未必通透,他进得去,还出不来,有太多的“我执”和“法执”,有分别心,所以他才会生气,孔子主张的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无可无不可”。此时的张商英,正像《史记》里他那位著名的祖先张良,张子房。
年轻时代的张良,在遇上黄石公之前,也是一个拘泥的儒生,其先祖世代相韩,应是出自孔门七十子之徒门下。但张良在挨了黄石公那一击闷棒后,才真正谦卑下来,倒空自己,才有生命的翻转,才足以开创汉家四百年天下。
在日本能剧里,广受欢迎的剧目是《张良学艺》。日本武士道认为,这个故事包含了修习至上武功的秘诀。
张商英是唐末避乱入蜀的张九龄的弟弟张如皋的后人。同样,他被娘子点拨之后,最后成为临济宗承前启后的传灯人。《宋史》里,其传记仅三百字,他与蔡京同朝为相,碌碌无为。而在《五灯会元》里有一卷,这就是说,在出世间法层面,张商英对文明的贡献很大。
钱穆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得可贵处,在其宗教热枕中,仍不失清明之理智,我们若读一读西方宗教史,尤其马丁·路德以下,一段不容忍的长期大流血,回头看中国,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宗教大革命,只在寂天寞地中轻松滑溜地进行,那是何等伟大的成绩。
佛教的中国化是巨大的宗教改革,原始佛教的很多教义大变,比如“女人不能成佛”“一阐提(低种姓的人)不能成佛”,而某些宗教的小改革也会大流血。
钱穆先生说,唐宋的禅门高僧,如慧能、张商英等人,个个是豪杰,若没有他们,下半部中国史必然走样。同样,没有留下名字的向氏夫人,更是女中豪杰,让今天的我们思之不尽。
最近,网上有文章分析义和团当年的心理动机,为什么对洋教不习惯。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人是接纳和尊重的,与佛教一样,但所谓“礼有来学,义无往教”。古代的佛教、道教都在深山修寺庙和道观,大城市里的道场,都是后来善男信女捐资修的。
中国的古礼是“不问而告谓之傲,闻一告二谓之囋”。意思是说,别人没问就告诉别人,是骄傲;问一件事告诉别人二件事,是多嘴多舌。
20年前,蒋庆先生阐明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出版《公羊学引论》一书后,马上辞去公职,远离深圳,到贵州修文县的深山里建“阳明精舍”,隐居避世。这即是遵守古礼。当然,这些年来,成千上万的学者、教授、官员千里迢迢到修文县求学问道,蒋庆先生都热情接待,但他不会应邀到大学任教职。
这一句之所以是判教语,就在判“经教”和“子教”,经教统摄子教,经教不需要“往教”,不用主动传播。
这是因为,中国的至上神是上帝,民间所谓的“老天爷”,是不说话的。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诗经》:“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老天爷,上帝,只有各种表现,从不发言。比如“天行健”,再如“诚者,天之道”,君子,则要学天,默而识之,下学而上达,尽心知性知天。
其它一些宗教的神是要说话的,比如中东地区。而且,神对先知们说出的内容还不一样,于是,宗教战争持续了一千多年,至今战火不断。
经教即六艺之教:《诗》《书》《礼》《乐》《易》《春秋》,包含了整全的智慧。当然,子教,也包含了很多真理和智慧,但并不整全,所以强调传播。《论语》则是六经的研习报告,古代称《圣经》,六艺统摄了诸子,也可以统摄佛教、道教等子教。
比如,墨家是从《尚书》里出来的,把大禹精神极端化,而中世纪的天主教等,则是墨家的极端化。很多修道院里的修女终生不洗澡,身上爬满了虱子,教会认为虱子是“上帝的明珠”,身体越肮脏,灵魂越圣洁。
再比如,名家是从《春秋》里出来,阴阳家出于《易经》。现代诸子也一样,上世纪初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其实就是许行的农家,农家是从《诗经》《尚书》里出来的。
台湾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有一句话说得极好,他说:“所谓佛教,就是穿袈裟的儒家。”
张商英后人舍宅为寺——新津观音寺
行仁义,还是“由仁义行”
最后谈谈“人不知而不愠”在家庭教育中的运用。
蓝剑集团老总郭一民先生谈起他的家庭教育,父母都是很好的人,但没有多少文化。郭先生小学时成绩还不错,但父母从来不表扬,还总是冷嘲热讽地打击。初中时他更努力,很少被老师批评,父母仍不表扬,这使得他曾经怀疑,父母是不是爱他。直到在啤酒厂上了班,做重大决定时,有一天父亲对他说,父母没有很高的文化,不懂教育,对他的教育只有一招,从戏剧里学来的,这就是激将法。
天下哪有不爱孩子的父母,郭先生的父母,并不像提倡西化的爸爸妈妈,不是秀出对孩子的爱,而是深藏自己的爱,做到了孟子所说的“由仁义行”,而不是“行仁义”。
爱孩子,对孩子“行仁义”,哪一个家长不会呢?这太容易了。但是,隐藏自己的爱,“由仁义行”。意思是,孩子,因为爱你,所以我要这样做,要激发你,要规范你。更重要的是,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孩子不理解父母心,也不愠,不懊恼。这样的父母,就已经进入修行境界,与上文的向家娘子一样,丈夫不知道她,她也“不知而不愠”。
另外,《弟子规》里的“号泣随,挞无怨”,这是对孩子也提出了同样要求,要做到“不知而不愠”,哪怕父母冤枉了你,也要像舜帝对待他父母一样。
在这个角度上,传统中国的家庭生活即是一种修行,家庭就是教堂,到了这个境界的父母,哪里还需要到庙子里烧香。所以,中国人说“佛在家中坐,何必烧远香”。
为什么“礼有来学,义无往教”是古礼,是经教?《尚书·洪范》所讲“敬用五事”,即:貌、言、视、听、思。这对应于佛法的“五蕴皆空”。
“貌作恭,恭作肃”,君子不重则不威,要有气质,先要庄敬。
“言曰从,从作义”,言辞不能主动,要有根据,不能自作主张。我们观察娱乐界优秀的主持人,如汪涵、窦文涛,他们在镜头面前做到了“言曰从”,根据场景、时机说话,不会自作主张。做新闻的标准也要“言曰从”,根据事实来说话,不能凭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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