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兵书中探寻制胜之道
中国自古为兵学昌盛之国，在数千年血与火的战争实践中，历代兵家贤哲对“国之大事”慎之思之，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兵学著述。中国古代兵书蕴含着先哲们独特的思维方式、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卓越的战争智慧，是中华文明、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遗产。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兵学文化对于历代国防和军队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理论引领和思想支撑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大力弘扬和借鉴古代兵学智慧，为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实现“强国梦”和“强军梦”提供宝贵理论支持。
创新军事理论——以道制胜。自古以来，每一次军事理论的创新都催生和促进军事实践的重大变革。《孙子兵法》的诞生，改变了春秋以前重礼信、轻诡诈为主要特征的战争理念，提出了“道天地将法”的制胜理论。战国时期出现的《吴起》《六韬》《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军事著作，引发了对世卿世禄制度，选将用将方式，募兵制度以及步兵、骑兵作战样式等一系列军事变革，明确指出“达于道”是制胜的最高要求。明代提出的海防理论，对于筹建强大的水师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军事实践的深入发展，军事理论的更新周期越来越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军事理论平均每5年更新一次。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几乎两年更新一次。当前，我军正处于新军事变革关键时期，全军上下都在为实现强军目标而奋力拼搏。在生机勃发的军事实践中，我们只有不断创新军事理论，才能充分发挥军事理论的先导作用，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牢牢把握未来战争的主动权，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跨越式发展。
增强综合国力——以强制胜。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民众组织等诸因素的集中反映。加强国防力量建设，离不开国家经济的发展。不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比拼的都是综合国力。中国古代兵家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把富国强兵作为传统的国防政策，把“富国”看做“强兵”之本。孙膑在与齐威王讨论“强兵”问题时，否定了“政教”“散粮”等主张，认为这些都非“强兵之急”，明确提出“富国”是“强兵之急”的正确主张。现代战争中，购买一架战机动辄需要几千万美元，各种侦察预警情报分析系统的建设和运转更需巨额资金投入，所有这些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不可想象，正如中国古代兵家所言：“兵弱于敌，国贫于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坚持军民一体——以民制胜。中国古代一些进步军事家、政治家，无不具有重民、贵民思想，都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们从“民本”思想出发，阐明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道理，认为顺民意即为正义的战争。《三略》在论证“英雄”与“庶民”各自在国家所处的地位时指出：“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吴子》指出：“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淮南子》认为：“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又说：“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民众力量是关系国家存亡、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在未来战争中，无论技术多么先进，无论战场设置何方，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战争的思想，发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作用。
锻造军官队伍——以将制胜。古代兵书关于将帅的修养和自控问题，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和启示。《孙子兵法·计篇》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这五个方面，也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中论述将帅素质最早和最为全面的理论观点。关于将帅的素质、地位作用，《吴子·论将》亦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得之国强，去之国亡。”为将者，“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见利不贪，见美不淫”等等“将控之能”，然后才能履行好使命。直到今天，许多古代军事思想仍然是军人素质修养的遵循依据。21世纪国防实力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要想把我军建设成为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强大军队，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培养和锻造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
强化实战训练——以练制胜。古人对于练兵十分重视，《吴子》提出“教戒为先”；《司马法》也说，“士不先教，不可用也”。这些都是主张把教育训练放在治军的重要地位。未经训练的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打起仗来就如同把士兵白白送给敌人，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在冷兵器时代，技术战术问题集中地表现为练武习阵。练武就是练习使用各种兵器，习阵就是演练各种阵形。正如吴起所说“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技术决定战术，训练决定战斗力。美军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军事战争，实际上一直进行着“实战训练”。相比美军，我军久经和平年代，未经战火淬炼，仗怎么打，兵如何练，只能靠课堂、训练场模拟演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有加强实战化训练，提升部队的作战能力，才能摸准战争的脉搏，扼住敌人的咽喉，克服我方的弱点。
重视依法治军——以治制胜。中国古代对“治军”高度重视，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易经》就认为，“师出以律，失律凶也。”著名军事家吴起则把“以治为胜”作为治军主张提出来，强调军队令行禁止，进退有节，赏罚严明，内部团结，并以之作为基本的管理原则和方法。吴起认为，军队要靠善于严格治理而取胜，“……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他又从反面指出其利害，“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现代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没有严明的军纪，就无法保证有效的行动。在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加大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力度，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治军带兵的特点规律，进一步完善军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系，推进军队建设法制化和规范化。
中国古代兵学是一座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宝库，它所体现出的中华民族战争价值观、军队建设和战争制胜的丰富智慧，是炎黄子孙应当珍视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借鉴其思想精华，对加强和推进国防与军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汤 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