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是人对归属和爱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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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过年主要想两件事情——吃和穿。
现在想想那时候也没什么吃的，烀一锅肉是东北人必不可少的，总体上说是为了那一口油水。
说起来好像是挺远的事儿了，其实普通中国人从那种寡淡的日子里走出来没几天，1990年代前大部分中国家庭都是如此。
我爷爷不知道从哪学来的手艺，会炸麻花，每到过年都会亲自己上手，每年也只做这一次。后来，我爸爸也学会了，每年也炸一次。因为做麻花太麻烦，顺便也炸些小方块、小条条。
这些油炸的东西年前都要准备好，一般都是在腊月二十九这天完成。这些油炸的小方块、小条条成了我们向屯里其他孩子炫耀的资本。
穿新衣服有时比吃还重要，因为吃的东西一吃就没了，能看到的人不多，能炫耀的时间太短。穿新衣服不一样，穿上身上谁都看得见，能炫耀的时间长。衣服、鞋都是家里做的，好处是各不相同。即使面料相同，样子大同小异，但也绝对找不出完全一样的两件衣服。
对于现在的孩子吃和穿都不是问题，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有过年才吃，更没孩子拿一件新衣服当回事。好像连炫耀的资本也没有了。
我昨天问了几个小孩子，小学一二年级大的。
我说，过年高兴吗？
他们说，高兴啊！
我说，为什么高兴？
他们说，可以玩。
我说，你们哪天不玩啊？
他们说，平时玩不好，要写作业、要补习，过年就不用了。
过年可以顺便玩对于大人来说也很重要，可对于生在1970年代前的人来说，小时候过年玩远没有吃和穿重要。
那时候的孩子天天玩，反之，到了过年玩得却不那么顺便了。家家有家家的规矩，平时没规矩过年要有规矩。
每年到了腊月二十九我都越发地紧张，因为我家的规矩特别多。
那时候的孩子过年不能开心地玩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穿上了一身新衣服。
每个孩子到了过年都会变得小心翼翼，生怕弄脏了新衣服，突然间大家都文明了许多。
我们屯里有一家最穷的人家姓陈，穷的原因是孩子多，陈家的老大和我是同学。
他每年都没有新衣服穿，冬天就是一身带着补丁的棉袄、棉裤，到了过年已经油光见亮了。而每年过年他玩得最疯，地上滚，雪里爬，为所欲为。当时看着他肆意妄为的样子，许多孩都羡慕不已，有孩子回家要脱掉新衣服，换上旧衣服，结果招致了父母的一顿打。
大概是1980年左右的一个春节，那时他已经十三四岁了，个子长得也同成人一样高。过年的时候他到我家找我玩，却不进屋，在我家院外喊我的名字。
我出去一看，他穿了一件新做的劳动布上衣，衣服很大，上衣的下摆快到了膝盖，很难看。
他看着我不说话，我说，你穿新衣服了。
他很不好意思，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脸红红的，像个姑娘。
也就是那年的夏天，他意外地夭折了。但每到过年，我都能想起他穿着新衣服腼腆的样子。
我后来走出了家门，上学读书，知道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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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年，我常在这个道理面前困惑。因为“仓廪实”了，人们并没有知礼仪，人们的语言却越来越粗俗了；因为“衣食足”了，人却为了已有的满足越来越不要脸了。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出自司马迁的《史记·管晏列传》，这句话在管仲所写的《管子·牧民》中却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司马迁把“则”改成了“而”。
后来有学者认为：
或许是太史公司马迁敏锐洞察到了“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才把管仲的“则”改为了“而”。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仓廪实、衣食足”是“知礼节、知荣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仓廪实、衣食足”只是前提和基础。
或许管仲当时也没有把这句话说得那么绝对，只是后人一叶障目、断章取义、妄自揣度，未能准确理解先人微言大义罢了，而且在那个诸侯蠢蠢欲动的年代，适用、管用的就是最好的，抑或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的管仲先生就是这样精准地抓住了关键。
总的来说，从人类曲折的文明发展历程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的发展衍生文明的进步，文明的进步依仗经济的发展，是大趋势、大规律、大方向，从宏观上讲二者水涨船高、相生相随的关系无可争议，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上讲先贤的至理名言依然对现实有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指导作用，永远会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今所用，适可而止，乃为上策。
而这一段论述并没有讲清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关系，是把话说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特点。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从个人层面上讲，人的需求可划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其中底部的四种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为缺乏型需要，只有在满足了这些需要，个体才能感到基本上舒适。
顶部的需要是自我实现需要，是成长型需要。
一般来说，这五种需要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低一层次的需要获得满足后，就会向高一层次的需要发展，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有足够的活力驱动行为。
从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需求来看，中国人只不过满足了第一个生理需要和部分的安全需要，还处在一个很低级的需要水平上。
过年是对归属和爱的需要的集中释放而已。
无论管仲还是司马迁，在讲“仓廪实、衣食足”与“知礼节、知荣辱”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定的条件——熟人社会。而城市化使人生活在了一个生人社会之中，这种社会环境的转变才使这句话显得不那么有道理。
过年恰恰是从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的一次回归，所以，我们过年常为面子上的事儿而奔忙，这不是坏事儿，是人向更高的需求迈进的过程。
中国人虽然富了（数字和理论上的），但我们还生活在底部需要之中，我们把物质财富的拥有当成了自我实现，也只不过是把人们对物质的渴求当成了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