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章六经与六经皆史
一、表章六经
1.表章六经并非独尊儒术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现在一般被说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未见于《四库全书》。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比较晚近的说法。
清末维新变法以后，诸子学兴起，西方的自由观念也逐渐流行。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就被认为是扼杀思想自由和学术繁荣的罪魁祸首。罢黜百家，于是就被认为是独尊儒术的手段。
胡适说：“汉兴以后，儒家当道，到汉武帝初年竟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中国哲学史大纲·墨学结论》）胡适的主张，当然是提倡诸子学和学术自由；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也是一种贬义。
但自清末民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也逐渐成为了习说。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显然是排斥异己，也是贬义。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兼容并蓄，正是出于大一统的考量。
2.表章六经之大一统
“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董仲舒的主张，确实有排斥异己的倾向。当然，汉武帝的考量，远比这要宏阔得多。“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采用了官师合一之制，完成了大一统。
官师合一，是周代的古制。秦始皇采取“以吏为师”，就是实行官师合一。但是，这种“以吏为师”，以法家为主、焚书坑儒，却是采用了排斥异己的方法。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还是实行官师合一。“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设博士以掌经学、任职官以用九流，这是基于表章六经的兼容并蓄。
六经与诸子，同源一体。诸子溯其源，概出于王官；而诸子自成一家之言，则各衍其流。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于是能够实现对诸子百家的兼容并蓄。
春秋战国之时，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诸侯异政；汉武帝表章六经，结束了百家异说。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最终完成了大一统。
3.表章六经之经学时代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并未独尊。《汉书·艺文志》云，有六艺略，有诸子略；儒仅为诸子九流之一，“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而汉武帝任职官以用九流，“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儒学虽未独尊，却也成为了主流。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崇儒的主张，大量起用儒生；而董仲舒所主张的今文学，也成为了显学。今文学就是“儒家吸取周秦诸子百家之长，却又以孔子思想为中心，加以丰富才发挥出来的”（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董仲舒说《春秋》就结合阴阳家。
在先秦，儒、墨并称显学。“非入汉而墨翟之学失其传，殆墨学之精入于儒……至《礼运》篇，其为儒家之取于墨而又大进墨，义尤显著……斯则儒家之显，正以儒学之日新，能奄有异家之长以为我用。”（蒙文通《儒墨合流与<尸子>》）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经学取代了子学，经学时代也取代了先秦子学时代。子学时代之观念，诸子并立。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经学时代之观念，则多据儒家之标准以评判。《汉书·司马迁传》云：“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子学时代，诸子并立；经学时代，儒学尊崇。后儒甚至据六经为己有，而以儒学为当然。近两千年后，会稽章学诚（1738年-1801年）出，倡“六经皆史”。“六经皆史”，以所以然破当然之观念；而后越百年，子学复兴。
二、六经皆史
1.所以然与当然
章学诚，字实斋。实斋之学，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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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所以然 - 当然 六经： 六艺 - 六经 孔子： 经世 - 不得已 诸子：明道以救世 |
实斋之学，必先明道之所以然。“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原道上》）
既明道之所以然，是可究知六经之所以然；六经本为六艺，六艺本为先王政典，六经皆史也。既明六经之所以然，是可究知孔子垂教后世之所以然；孔子将以经世，不得已垂教六艺于后世。既明孔子垂教后世之所以然，是可究知诸子立说之所以然；诸子立说，自成一家之言，明道以救世也。
究其所以然，六经为六艺，孔子将以经世；诸子各得六艺之一端，明道以救世。反之，以六经为当然，以孔子之不得已为当然，则不足以明道以救世。
2.六经皆史
孔子有德无位，取先王政典为六艺。“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取周公之典章……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经解上》）
孔子之时，六艺犹不称经，后儒则称六艺为六经。“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经解中》）；“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经解下》）。
依据道之所以然，是可究知六经之所以然。六经本为六艺，六艺本为先王政典，六经皆史也。“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浙东学术》）
既知六经皆史，则可知孔子垂教于后世，不得已也。“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经以垂教于万世，孔子之不得已也。”（《与陈鉴亭论学》）既知孔子之不得已，则可知孔子之志，将以经世。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既知孔子将以经世，则可知诸子立说之所以然。服孔子之教者，“儒家者流，乃尊尧舜周孔之道”（《原道下》）。而治道无私，“知体道者，诸家皆可存”（《说林》）。诸子立说，各成一家之言，明道以救世。
六经皆史，究其所以然，返于先秦诸子学。返于子学，就是对经学之反动。
3.经学之反动
究知六经皆史、孔子将以经世，是有得于道之所以然。反之，以六经为当然、以孔子之不得已为当然，则不足以明道以救世。
以六经为当然，舍器言道，则不足以明道。“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原道中》）
以孔子之不得已为当然，空谈坐论，则不足以救世。“故学孔子者，当学孔子之所学，不当学孔子之不得已……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误谓孔子之本志，则虚尊道德文章别为一物，大而经纬宇宙，细而日用伦常，视为粗迹矣。”（《与陈鉴亭论学》）
以六经为当然，舍器言道；以孔子之不得已为当然，空谈坐论。以孔子、六经为当然，正是经学之观念。究明道之所以然，是可破当然之观念；破当然之观念，是可返于先秦诸子学，回归明道以救世。
自汉武帝表章六经，经学取代了子学。实斋以六经皆史，反动经学，返于子学。六经皆史，以所以然破当然之观念，此则中国两千年思想史之一大解放！而回归明道以救世，也就指向了子学之复兴。
实斋云：“学业将以经世也……因其弊而施补救，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天喻》）实斋论学，“为能持世而救偏”（《原学下》）；然其际遇，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卓然独立于千古，斯人者，章氏学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