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章六经与六经皆史

一、表章六经

1.表章六经并非独尊儒术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现在一般被说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未见于《四库全书》。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比较晚近的说法。

清末维新变法以后,诸子学兴起,西方的自由观念也逐渐流行。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就被认为是扼杀思想自由和学术繁荣的罪魁祸首。罢黜百家,于是就被认为是独尊儒术的手段

胡适说:“汉兴以后,儒家当道,到汉武帝初年竟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中国哲学史大纲·墨学结论》)胡适的主张,当然是提倡诸子学和学术自由;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也是一种贬义

但自清末民初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也逐渐成为了习说。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显然是排斥异己,也是贬义。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兼容并蓄,正是出于大一统的考量

2.表章六经之大一统

“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董仲舒的主张,确实有排斥异己的倾向。当然,汉武帝的考量,远比这要宏阔得多。“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采用了官师合一之制,完成了大一统

官师合一,是周代的古制。秦始皇采取“以吏为师”,就是实行官师合一。但是,这种“以吏为师”,以法家为主、焚书坑儒,却是采用了排斥异己的方法。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还是实行官师合一。“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设博士以掌经学、任职官以用九流,这是基于表章六经的兼容并蓄

六经与诸子,同源一体。诸子溯其源,概出于王官;而诸子自成一家之言,则各衍其流。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于是能够实现对诸子百家的兼容并蓄。

春秋战国之时,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诸侯异政;汉武帝表章六经,结束了百家异说。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最终完成了大一统

3.表章六经之经学时代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并未独尊。《汉书·艺文志》云,有六艺略,有诸子略;儒仅为诸子九流之一,“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而汉武帝任职官以用九流,“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儒学虽未独尊,却也成为了主流。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崇儒的主张,大量起用儒生;而董仲舒所主张的今文学,也成为了显学。今文学就是“儒家吸取周秦诸子百家之长,却又以孔子思想为中心,加以丰富才发挥出来的”(蒙文通《孔子和今文学》)。董仲舒说《春秋》就结合阴阳家。

在先秦,儒、墨并称显学。“非入汉而墨翟之学失其传,殆墨学之精入于儒……至《礼运》篇,其为儒家之取于墨而又大进墨,义尤显著……斯则儒家之显,正以儒学之日新,能奄有异家之长以为我用。”(蒙文通《儒墨合流与<尸子>》)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经学取代了子学,经学时代也取代了先秦子学时代。子学时代之观念,诸子并立。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经学时代之观念,则多据儒家之标准以评判。《汉书·司马迁传》云:“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子学时代,诸子并立;经学时代,儒学尊崇。后儒甚至据六经为己有,而以儒学为当然。近两千年后,会稽章学诚(1738年-1801年)出,倡“六经皆史”。“六经皆史”,以所以然破当然之观念;而后越百年,子学复兴

二、六经皆史

1.所以然与当然

章学诚,字实斋。实斋之学,如下所示:

道:所以然    -   当然

六经:  六艺     -   六经

孔子:  经世     -  不得已

诸子:明道以救世

实斋之学,必先明道之所以然。“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原道上》)

既明道之所以然,是可究知六经之所以然;六经本为六艺,六艺本为先王政典,六经皆史也。既明六经之所以然,是可究知孔子垂教后世之所以然;孔子将以经世,不得已垂教六艺于后世。既明孔子垂教后世之所以然,是可究知诸子立说之所以然;诸子立说,自成一家之言,明道以救世也。

究其所以然,六经为六艺,孔子将以经世;诸子各得六艺之一端,明道以救世。反之,以六经为当然,以孔子之不得已为当然,则不足以明道以救世

2.六经皆史

孔子有德无位,取先王政典为六艺。“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取周公之典章……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经解上》)

孔子之时,六艺犹不称经,后儒则称六艺为六经。“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经解中》);“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经解下》)。

依据道之所以然,是可究知六经之所以然。六经本为六艺,六艺本为先王政典,六经皆史也。“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浙东学术》)

既知六经皆史,则可知孔子垂教于后世,不得已也。“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经以垂教于万世,孔子之不得已也。”(《与陈鉴亭论学》)既知孔子之不得已,则可知孔子之志,将以经世。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既知孔子将以经世,则可知诸子立说之所以然。服孔子之教者,“儒家者流,乃尊尧舜周孔之道”(《原道下》)。而治道无私,“知体道者,诸家皆可存”(《说林》)。诸子立说,各成一家之言,明道以救世

六经皆史,究其所以然,返于先秦诸子学。返于子学,就是对经学之反动

3.经学之反动

究知六经皆史、孔子将以经世,是有得于道之所以然。反之,以六经为当然、以孔子之不得已为当然,则不足以明道以救世。

以六经为当然,舍器言道,则不足以明道。“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原道中》)

以孔子之不得已为当然,空谈坐论,则不足以救世。“故学孔子者,当学孔子之所学,不当学孔子之不得已……以孔子之不得已而误谓孔子之本志,则虚尊道德文章别为一物,大而经纬宇宙,细而日用伦常,视为粗迹矣。”(《与陈鉴亭论学》)

以六经为当然,舍器言道;以孔子之不得已为当然,空谈坐论。以孔子、六经为当然,正是经学之观念。究明道之所以然,是可破当然之观念;破当然之观念,是可返于先秦诸子学,回归明道以救世。

自汉武帝表章六经,经学取代了子学。实斋以六经皆史,反动经学,返于子学。六经皆史,以所以然破当然之观念,此则中国两千年思想史之一大解放!而回归明道以救世,也就指向了子学之复兴。

实斋云:“学业将以经世也……因其弊而施补救,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天喻》)实斋论学,“为能持世而救偏”(《原学下》);然其际遇,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卓然独立于千古,斯人者,章氏学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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