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习班没了，家长哭了
01.
被困在当下的家长
开头提到的这篇指导文章里给出的建议，认为“有担当”的家长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把负面情绪传给孩子；也要学会和孩子沟通，“愿意用心倾听，愿意换位思考，愿意改变自己…当我们真正把孩子的需要放心中，就会拉近彼此距离”。
这听起来是很好的建议。过去我们也谈论过，心理学的依恋理论认为，从小培养的安全感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着长远的影响，而孩子安全感的培养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家长对孩子情感需求的理解和满足。
虽然这些研究很重要，但是如果只把它变成谴责和施压家长的利器，那么它们又失去其真正的意义，因为对家长的施压和苛责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家长不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共情自己的孩子？
要知道，家长对孩子的理解、共情、耐心是高强度的情绪劳动，这不仅对家长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它的效果还取决于家长的状态。大多数“科学育儿”的文章忽略的是，当家长自己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或者抑郁的时候，他们对孩子情绪的理解和满足能力就会严重下降（Bernard et al., 2018）。
糟糕的生活环境对家长育儿能力当然也有很重要的影响，贫困、家暴、拥挤的生活环境、不稳定的工作等风险因素会让家长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水平升高，使得他们理解孩子需求的敏感度下降，不能很好地满足孩子的需求(Finegood et al., 2016)。
其实任何人承受高压、面临危机或者抑郁的时候，都很难能够很好地照顾他人，只是当这个角色是家长时，人们就忘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
家长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社会角色，他们也有工作、过往、有各种情感需求、面临各种困境，而家长所处的环境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理解和满足孩子需求的能力。
《冬冬的假期》
这一点在对母亲的要求上尤为明显。一个女人只要生了孩子，社会就几乎把母亲变成了她唯一的身份，要求她为了孩子，把一切其它的需求和情感都搁置。更重要的是，这种对母亲的高要求并非只是“善意的期待”，而是对女性没有选择的现实压迫。
从进入职场开始，女性就面临着被怀孕和育儿限制发展机会。这种不公是因为社会要求女性承担最主要的养育责任，但同时也通过给予男性在职场的优势，巩固了父亲不需要承担太多育儿责任的现实。可是，女性在家庭中被索取和压榨劳动的同时，却得不到社会价值的肯定，也得不到法律的合理保护。
任何人在长期的不公待遇下，都可能变得焦躁、抑郁。但是由于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对母亲的要求，她们的情绪波动更容易被指责和无视，社会把她们的压力消解为“荷尔蒙失调”“更年期”，或者直接贴上无理取闹的标签。
在这种社会和家庭全方位的压迫和无视之下，女性还被要求做一个可以耐心地倾听、理解和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的母亲，合理吗？
人的情绪劳动能力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如果社会不能倾听、理解和满足家长的需求，减轻家长的压力，而只是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施压和责备，那么看起来以孩子利益为中心的家长教育，将会是给孩子成长增加的另一层风险。
02.
家长，也被困在过去
“科学育儿”的风潮创造了一条分割线，把一些育儿方式划分为为现代、进步的，一些划为传统、落后的。仿佛“落后”的家长只要相信“科学育儿”，就可以和孩子一同进入“现代”的时空，按照这个时代的设置进行养育。
但是，当社会要求家长以现代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以实现更好的未来的时候，却忽略了那些被迫不及待地抛弃的过去为何，又会怎样会在家长身上重现。
《过春天》
加博尔·马特（Gabor Maté）是一名非常成功的医生及心理学科普书籍作家。十几年来，他写作了多本畅销且先锋的心理学科普书。他反复在书和演讲里告诉人们，如果孩子不被理解和满足情感需求，会留下依恋关系创伤(attachment trauma) ，对未来的身心健康有长期的影响。
在人们的想象中，一个生活在发达国家、事业成功的白人男性，有着健康的身体，富足的生活，最“先进”的育儿知识，并且对人性充满关爱和悲悯，如果他都不是“好家长”，谁又可以是呢？
但是加博尔承认，他与孩子的交流甚少，并不够温暖，也不能给孩子安全感和满足孩子情感需求，给孩子带去了很多伤害。根据“科学育儿”的理念，他一点都不“现代”“进步”，甚至还非常“不合格”。很明显，这并不是因为加博尔知识不足或者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自己的童年创伤。
加博尔在幼年时曾被父母“抛弃”，团聚后也总感到父母是抽离、冷漠的，这不仅使得他没有安全感，还发展出了注意力缺陷(ADD) ，并且成年后也长期受到抑郁症的折磨。
由于童年经历，他从小就觉得自己不被爱、不被需要、没有价值，于是他长大后选择学医，并且长期服务临终病人，因为这让他感到被需要，能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但即使已经收获了很多赞许，他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仍然被无尽的寂寞感和痛苦包围，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所以他只有继续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中，让自己觉得可以活下去。
创伤驱动的行为和一般的热爱不同，他在工作中寻找价值变成了一种强迫行为，使他对工作成瘾(workaholic) 。加博尔沉迷工作是对自己童年创伤的安抚，可是这却让他也成为了一个缺席、疏离、冷淡的父亲，他的孩子也会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没有价值。于是，他的孩子也成为了加博尔父母育儿方式的“受害者”——这就是代际创伤的传递。
说到这里，大家也许会责怪加博尔的父母，或者好奇他的祖父母是否也这样养育孩子？那得追溯到多少代才能找到那个“罪魁祸首”？
如果只把育儿看成是家长个人的行为模式和问题，我们就总会想找到有问题的个人，对他进行谴责和改造。但是正如上文所说，家长是被社会塑造的人，在谴责家长之前，不要忘了去看他们生活在怎样的社会环境里，再去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育儿。
加博尔的父母为什么抛弃他？因为加博尔出生于1944年的一个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犹太家庭里。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纳粹就占领了布达佩斯。面对纳粹对犹太人的抓捕，他的母亲必须把他交给其他人，以保护他的安全。
战争结束后，为什么他仍觉得父母很疏离？因为战后他的父母不堪忍受长期的社会动荡，带着希望举家移民到加拿大，但是在加拿大他们却连生活来源都成问题，他的母亲长期以泪洗面，在生育了加博尔的弟弟后还陷入了严重的产后抑郁。
所以，在加博尔的童年里，即使他的父母已经竭尽全力去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安全、更适宜成长的环境，但他们的焦虑、恐惧和抑郁还是传递到了加博尔的身上。
毕竟，孩子的敏感程度是远超大人们想象的——加博尔出生后母亲向儿科医生求助，说孩子一直在哭，但医生说他接触到的所有犹太婴儿都在哭，这当然不是因为婴儿知道纳粹来了，而是因为他们敏感地捕捉到父母的恐惧和焦虑，所以婴儿也同样感到了恐惧和焦虑。
《天空之城》
所以，阻碍家长成为“现代”好父母的并不仅仅是当下的困境，还有那些被丢弃在历史中，却印记在身体里的伤痕。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到达未来的样子，其实反映着我们对过往的憎恶和逃避。
但是那些被视为落后、传统、糟粕的行为，带着多少过往未被治愈的创伤，我们越想粉碎、遗忘这些创伤，它就越是鲜活地在在我们身上重演着，一代又一代，直至我们能够直视它，接受它，治愈它。
03.
家长需要具体的帮助，而不是架空的理想
在众多真真假假的科普之下，人们似乎已经勾勒出了“好家长”的轮廓——能够帮助和激励孩子学习但又不给孩子太大的压力，能给孩子最好的资源同时又有时间和耐心陪孩子玩耍谈心，要管得住孩子的各种行为但是又不能过于严厉，以孩子为中心但是又有很好地经营着婚姻、工作和友谊……
同时，市面上还有各种教家长如何培养孩子独立性、如何与孩子沟通、如何提高孩子情商、如何培养孩子习惯等等的书籍和教程，手把手地教家长如何成为那个“好家长”。
但是，好像答案越清晰，对“合格”的要求就越高，人们的压力也越大。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局面——如果“科学育儿”的理念如此正确又先进，那为什么它又好像并没有减轻家长的焦虑和负担，甚至反而还增加了他们的压力呢？“科学育儿”理念下创造出的“好家长”到底是什么，对现在社会环境又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名心理学研究者，在我看来，“科学育儿”创造出的“好家长”是一个架空的理想，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幻想。
虽然“科学育儿”理念是现代心理学发展的结果，但是大多数人在运用心理学理论和研究结果的时候，忽略了现代心理学的学科特点——以西方哲学为基础，以经典力学原则为实验纲领，以个人主义为中心，以欧美中高产阶层白人为主要样本，以量化统计为主导研究手段。
如果不能理解这些特点和缺陷，不加甄别地利用它来拼凑“科学育儿”的图景，那么这个图景里只能呈现出脱离历史背景，悬浮于当下社会状况，如机器人一般的诡异亲子互动。
所以我认为，做不到“科学育儿”理念下的“好家长”是正常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不应拿“科学育儿”的想象来一味要求和谴责家长。相比于施压和改造家长，社会更需要从各个角度理解家长真正面临的困境，为他们提供具体、实际的帮助。
而要理解家长的困境，我们得看到他们家长角色之外的困境，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建议和帮助才有可能是可行、有意义的。
例如，前一阵子，报道《未成年人沉迷手机网络游戏现象调研报告》的文章中描述了一些孩子是如何沉迷游戏，表现出各种失控的行为，与家长“反目成仇”。面对这种现象，很多人认为主要是家长的错，因为他们不管孩子，不会和孩子沟通，所以孩子才会有这么多时间玩游戏的。所以，与其管控游戏，不如更多对家长进行教育和改造。
但是，报道忽略了这个报告的样本中大多数家庭都是家长进城务工，孩子在农村留守的状况。看起来，这些家长不管孩子是事实，但同时，这也是农民工孩子因为户口问题而难以在城市上学的事实，是社会底层打工者的工作条件和收入无法让他们有更多时间与孩子互动的事实。
是城乡教育资源分配都极度不均衡导致农民工家长自身文化程度不高，所以无法进行“更有质量”的教育的事实，是长期重男轻女的历史导致家长对男孩骄纵溺爱、疏于管教的事实。
家长的生命经验会在孩子身上延续、重现，所以，忽略和掩盖那些阻碍家长在社会里有尊严、有余地、有安全感地生活的困境和伤痛，只用架空的理想和悬浮的指导手册来给家长施压。
恐怕即使我们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忍受了当下的痛苦，也很难到达理想中美好、崭新的未来。
参考文献：
Finegood, E. D., Blair, C., Granger, D. A., Hibel, L. C., Mills-Koonce, R., & The Family Life Project Key Investigators. (2016). Psychobiological influences on maternal sensi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advers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2(7), 1073–1087.
Bernard, K., Nissim, G., Vaccaro, S., Harris, J. L., & Lindhiem, O. (2018). Association between maternal depression and maternal sensitivity from birth to 12 months: a meta-analysis.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20(6), 578-599
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1/2021_zl53/mtgc/202109/t20210906_5595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