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淡时光里的43号院和蚊子
王选，1987年生，甘肃天水人。作品见《人民文学》《天涯》等刊。著有长篇散文《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作品集《葵花之远》。获2015年度人民文学新人奖、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等。
邻居（首发）
文 | 王选
虫虫跟媳妇抱着煤炉烤火。煤火跳跃，像鲤鱼。很多隆冬的寒夜，他们都是如此，把煤炉散发的暖意，裁下来裹在身上，取暖。他们刚想张嘴，散漫的说说白天的琐事。隔壁的门开了，哐当，又锁上了。像一句话，掀开嘴皮，钻出来，消失在了炉火的舌尖上。
锁门之后的院子响起了一串尖细的脚步声。有些匆忙，有些魅惑，有些空荡荡。脚步声，下楼梯，过院子，出了大门，便听不见了。
虫虫的邻居上班去了。这是九点半的寒夜，巷子里人影稀疏，灯火凄凉。没有多少人愿意在一场大雪消融之后的夜晚，身裹冷风，带灯夜行。然而虫虫的邻居，描眉涂唇，紧衣提臀，手挽着皮包，挺胸缩脖，上班去了。虫虫打住进那间屋子，隔壁的邻居换了几茬，他都没有记住。只隐隐糊糊能想起他们的背影，在楼梯间上下漂浮。虫虫唯一记住并能准确描述其形貌的邻居，仅此一个，上夜班的姑娘，二十岁冒头。
这并非虫虫选择性遗忘或者见色眼开，而是那姑娘开朗泼辣的生活方式很快让他和他媳妇跟她建立了良好的邻里关系。几次楼道里的寒暄，让他们都解除了双方的戒备，至少，都无害人之心，加之年龄相仿，这些足以让生活在大杂院的人挂上关系。虫虫不能准确记起那姑娘是什么时候进他们屋子来窜门的，他唯一记得大夏天，骚热的正午，那姑娘提着西瓜，掀起门帘进来，要借刀杀瓜。当她气喘咻咻、小脸涨红的杀开瓜后，给虫虫和媳妇放了多一半，并顺势把屁股放在了床沿上。
他们的谈话和熟识，就在这样一个瓜瓤沙红，瓜汁滴答的中午开始的。甚至很多个正午，他们都一直延续着这样的生活方式，然而盛夏的骚热，更多的是一些诸如黑瓜籽、短吊带、瓜皮、笑声、零食的杂乱记忆，盛在昏昏欲睡的黑磁盘里。
姑娘告诉虫虫媳妇，她是西路人，初中毕业就辍学了，一直在外面打工，她有三个妹妹，都上学，她爸还想要个儿子，为了躲计划生育，便一家人都来了市上，不过住在好几处，她一个人生活，自由，无拘束。当她絮絮叨叨给虫虫媳妇袒露家底的时候，她还不忘拿出电话，对着屏幕，剔着牙缝，她涂了唇膏的嘴张着，像刚喝过生血一样。她的黑眼线夹在眼睑上，扯着刷过睫毛膏的睫毛，扑闪扑闪，像一只狗头蜂扑拉着翅膀。虫虫在一旁昏昏欲睡，他对她的言说不感兴趣，他也无法确定这些话里掺着多少水分，只觉得那短到大腿根部的裤衩，让他对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女性充满疑问。
女人之间的谈话是言无不尽的。她们谈到深处时，那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悲戚始终让她们欲罢不能。于是，那姑娘说，她在北道给她干妈看店，当收银员，她干妈对她可好了，她和另外一个姑娘是两班倒，一人白班，一人夜班，换着上。说这些时，她的语气里散发着一丝让人难以捉摸的气味，是优柔寡断，是腾挪躲避，还是孤傲自信，或许都有，只是这些气味在夏末秋初的空气里被巷子卖梨的吆喝声打断了。听到卖梨的声音那姑娘立即吐着嘴角的瓜子皮称梨去了，似乎除了吃穿，她闲暇的时间，别无所好。
虫虫对邻居的所有谈话都保持怀疑。他是一个深谙世事的人。
直到某一天一个傍晚，他的狐朋狗友全都聚到他的屋子来祸害。前提是，虫虫媳妇回娘家了，否则这群土匪是不敢登门造次的。他们吃烟喝酒说着下流的黄色笑话，光着膀子，像一头头野兽。这时，隔壁的姑娘揭起棉纱门帘进来了，她笑着，穿着艳俗的衣物，扫了一圈屋子的男人，在虫虫的招呼下坐了。当虫虫尚未来得及互相介绍时，那姑娘已经跟一群男人搭上了，像熟识很久的样子。他们侃着，扯着，围绕着男女情爱之事各抒己见，甚至夹杂着一半句男欢女爱。虫虫很郁闷，很郁闷，他无法理解一个二十岁的女人竟然在男人堆里胆大泼辣，如鱼得水，还有一缕低到胸上的无所顾忌。当虫虫环比自己，二十岁时尚未动过女生手指，就觉得无比汗颜，甚至冒着冷汗。所有人围着那姑娘聊得甚是火爆，直至午夜他们才相继离开。那姑娘带着微微肿胀的眼皮，打着招呼，一脸满足，走了。这一夜，那姑娘没去上夜班，这一夜，那些狐朋狗友嘴角挂着淫荡的笑，在嘴皮上翻滚出来，膨胀在了空气紧闭下来的屋里。
这一夜远未结束。
从那以后的好几个晚上，有一个一直跟虫虫少有来往的朋友，却三天两头来他屋子扯淡，这让虫虫很迷糊，甚至担心他是不图谋不轨，或有非分之想。然而这些想法，是经得起推敲的。一个十一点已过的夜晚。那朋友起身告辞，但明显身姿扭捏，似有按耐不住之意。他要走，虫虫未送。虫虫听见他轰隆轰隆下了楼梯，走了。虫虫关灯上床，躺下，五分钟之后。他听见了一个鬼鬼祟祟的脚步声，蹑手蹑脚，上楼了，隔壁的门开了，进去了，安静了。虫虫知道这个人是谁，他熟悉这个脚步声，他知道那个朋友出去呆了几分钟，又折回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六点，那个朋友就敲他的门，他骂骂咧咧打开，他煞有介事，说来找钥匙，不知道是不是昨晚落下了。虫虫朝着他，嘿嘿一笑。那朋友，绷着一张虚黄打褶的脸，挤着眼角的眼屎，似有尴尬，也嘿嘿一笑。
虫虫一直没有搞清那朋友仅仅来了一次，就能跟女邻居勾搭上，真神速，他惊叹，艳羡。
那姑娘还是断断续续的上着夜班，但虫虫已经可以肯定她是从事那种工作的，他和媳妇为此还争辩过，但事实胜于雄辩。白班休息时那姑娘剔除完睡眠之后，就是购物，买化妆品，挑衣服，吃零食。她已经收拾的没有任何农村的痕迹，但她花哨的穿着和城里的姑娘比，似乎总缺一点什么，虫虫说不来，到底缺什么，他媳妇也说不来。当那姑娘坐在沙发上满脸悠闲的说，我挣钱不花给谁用啊，给儿子，儿子还没转世哩。虫虫媳妇眨巴着眼听着，似懂不懂，她在为买韭菜还是芫荽犹豫不决。她继续说，女人把自己不收拾的像样一点，走到哪男人都看不起。虫虫媳妇木木的点点头，她想她比她大五六岁都没有资格谈论女人，可人家似乎在风尘中混熟了，熟的有一点裂开了。她还在继续说，姐姐，我觉得现在变坏了，变得，很坏。虫虫媳妇记不起她是什么时候叫她姐姐了，但这一句话，足以让她心惊肉跳。爬在床上的虫虫，翻阅着某一个垃圾派诗人的诗集，诗集里塞满了肮脏的词语，而当那姑娘一句自我反省的话出口时，他觉得生活中，垃圾派原本可以写的更高尚一些，至少把目光，从下半身往上挪一点，哪怕一点。虫虫想，当她说自己变坏了时，她已经走上了回头路，她已经变好了。
是这样吗？
直到另一个深夜，隔壁房子传来打斗叫骂的声音时，事实给了现实一巴掌。隔壁屋子两个男人天翻地覆的折腾着，像提刀的屠夫，困住的狮子，他们把雄性激素发挥到了极点，拳头雨点般落在对方身上，还好，没有短兵相接，要不又是命案。他们能把屋顶都掀翻的打斗里，还混着那个姑娘猫一样的尖叫，让整个院子的人毛骨悚然。
事后虫虫得知真相。那天晚上，一个男人来找那姑娘，亲热时，发现没有安全套，就下楼进巷子去买了。这时，很巧，另一个男人进了那姑娘的门，也欲亲热。第一个男人回来了。掀开门，发现床上坐着另一个男人。一切可想而知，一切不必赘述。
自那次打架之后，那姑娘就深居简出了。没有人知道她上不上班了。
一直到有一天，姑娘打电话，请虫虫和他媳妇吃饭，他在酒桌上才知道，这一次，她终于找到了爱情，她有一个固定的男朋友了，虽然胡子拉碴，年龄大些，但似乎对她很好。夹菜，喂酒，咬耳朵。虫虫也喝了，喝的有点高，他第一次竟然为另外一个女的喝的有点高，不为别的，就为她安分一点，有个像样的生活。他举着啤酒杯子，摇摇晃晃，说，来，碰一个，再怎么说我们都是邻居，远亲不如近邻，来，喝。啤酒沫子扑簌簌冒出了杯沿，滴在桌上，一个泡，一个泡，破碎着，破碎着。虫虫还答应第二天帮她搬房子呢。一想到搬，那姑娘有些伤感，红着眼圈，又叫着姐姐，拉拉杂杂跟虫虫媳妇说了一阵，喝了几个满杯。散场了，那姑娘跟着那个胡子拉碴的男人走了。
隔壁的房子一直空着，虫虫不知道下一个邻居会是什么样的，他偶尔还会想起那个姑娘。他跟媳妇抱着煤炉烤火。煤火跳跃，像鲤鱼。他们甚至还说起了那些过去的岁月，那个不安分不懂人生有些糜烂的姑娘，过得怎么样了，他们说着，旺旺的炉火起伏着，映衬着他们安逸宁静的小日子。
当他们偶尔念叨那个早已搬走的邻居时，虫虫在巷子口遇见了她，她说，她被那个男人的女人从家里赶出来了。
浅淡时光里的43号院和蚊子
蚊子住43号院。一直在巷子顶头，黑咕隆咚，一走三拐脚。
我去蚊子房里主要有两件事，蹭吃，蹭喝。如果有一天中午我厌腻了餐馆的饭，加之有洗锅恐惧症，我就在QQ上吆喝蚊子道，求午饭。他便爽然答应，不管背后他是否有怨言，但至少面子上倒是乐意我蹭的。
我们提着一把菠菜、半斤豆芽、两颗糖蒜、几根葱、三元钱的面条，穿过人流荡漾、烟火渐旺的巷子，钻进43号院，上三楼，到他一月200元房租的屋子。他要做陕西油泼面，几天前他就买了两本手掌一般大的面食菜谱，想练练厨艺，为将来成为一个模范家庭煮夫打基础。在买菜谱之前，他就到处吹嘘，自己的厨艺是何等高超，甚至还嘲笑我把面条从锅里捞不进碗，更把有一次我将熟油倒进塑料盆后盆烂了油淌了作为笑料随处给人宣扬。但无所谓，这并不影响我蹭饭的决心，谁让他大嘴，是我学弟，还是一个半拉子诗人呢。
烧水，洗菜，熟油。把葱切末，豆芽、菠菜开水里稍煮待七分熟，捞出来。下面，面熟了，捞碗里，放上菠菜豆芽、葱末、一勺甘谷辣椒面，然后泼上冒气的热油，呲啦一声，香气四溢，涎水倒流。蚊子把一顿油泼面做的像模像样，我曾一度想，蚊子的女人真有福，至少有口福。饭后，他拿出从什么地方捣鼓来的酒，温在炉子上。他总是不缺酒，什么蓝瓷瓶的郎酒，什么娘娘坝的“明光光”，一一藏在堆满杂物的床下。我甚至开玩笑说，这是你拿着街道公章敲诈人，受贿得来的，但他矢口否认。
待酒温热，一人一杯，碰着喝。两碗面填进胃，再二两白酒下肚，顿时便飘飘然，只觉岁月恍惚，光阴清浅，人生大幸不就是酒足饭饱无所事事吗，还有什么比这更实在。
借着三分酒意，我喜欢在他的门口遛遛，一个在低处的光阴里生活惯了的人，总喜欢在高处，走走，看看。他住三楼，顶层，出门是二楼楼顶，一个不太宽敞的平台堆积着枯花死草，破瓦罐，烂瓷盆，显得杂乱。不过到夏天，就好了，花草复活，菊花叶茂，夹竹桃高挑，绣球花艳，海棠白，一目望去，满眼郁葱，倒有世外人家的意趣。
三楼住着蚊子，一个上夜班的姑娘，房东老婆，还有一间空房子。看过了乱七八槽的杂物，一转身，一个女人，坐在墙根，夹一支烟吸着，晒太阳。女人化了淡妆，青眼圈，衣领低，半个胸上沾满了阳光。女人吸烟，烟灰落在丝袜上，幽蓝的烟雾徐徐升腾，在明晃晃的阳光里，化作虚无。女人半眯着眼，眼睛里一片空白，空的你都可以从里面扫出尘埃。这女人我听蚊子说过，二十八九，平南人，好像在夜店上班，不太正经。没有结婚，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男朋友，三天两头领来一个，换的比衣服勤。还跟房东儿子关系不一般，大夏天，房东儿子引一帮人，在她屋子喝啤酒，喝的天昏地暗，女人喜欢谁就把谁留下过夜了。
蚊子说，她住了一年多，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我假装看远处，又瞟了一眼她，还是披着头发，青眼圈，低胸漏乳，被一团阳光包裹着，显得毛茸茸，只是眼睛里空的更厉害了。
蚊子让我给他到院子提水。吃人嘴短，我提着塑料桶哐当哐当下楼去。有人租房，一男一女，四十多岁，女人矮胖，又圆实，屁股和胸气球一样，似乎要把衣服马上胀爆了。女人问，有房没？我答，不知道，你问房东。男人给女人甩了一个眼色，两人走了，走得有点不对劲。
水哗啦啦往桶里淌时，我抬起头看43号院，拥拥挤挤四面房子，围成口字，口字中间，用钢筋焊着三层楼梯，朝上看，一根根钢筋密密麻麻，鸟笼一般，锁住了院子里唯一从口字里落下来的一堆光，于是一楼就显得阴暗潮湿。上楼走钢筋楼梯，整个院子会轰隆作响。我提一桶水上，走的心惊胆战，生怕失脚摔个粉身碎骨。蚊子说，就吓死了，我们女领导穿一指长的高跟鞋都能上来。我说，不怕鞋跟卡在钢筋缝里。蚊子站在楼顶，笑着说，大不了把鞋一脱，光脚走。
我到三楼时，房东老头蹲在一个破铁脸盆前，盆里装满了土，他用铲子挖个坑，把一棵蔫珊瑚栽进去，又培上土，用铲子拍了拍。如此这样，沿着铁盆边，栽了三棵。他抬起头，给我说，根活着哩，和人一样，心不死，就能活下去。老头有七十了，退休干部，一天倒是清闲，练练字，打打太极，作务一阵花草，一天就结束了。两个儿子是混混，吃喝嫖赌，他管不了，也懒得管。这些年，他一直跟老婆分开住，他住二楼，老婆住三楼。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蚊子也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锅碗瓢盆，收拾完毕，蚊子点一支烟，坐床沿吸，吸得那么惬意，似乎生活简单到了饭后一支烟。当然，除了吃喝，蚊子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
在43号院，除了他的女人，或许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是诗人。他读诗，评诗，自然还要写诗，虽然多少年了他依旧没有写出一首像样的好诗，但这并不影响他像一只鸟一样，轻盈的栖息在城中村的破民房里。很多个冬天的夜晚，女人抱着被，半躺在床上，听他谈诗，听他读自己不太拙劣的村庄系列，听他说什么保罗策兰、布考斯基、海子、顾城，这些遥远的只有几个字跟他们两有点瓜葛的人。那时候，雪在窗外，人声渐熄，老民房里，装着心跳。或者某个冬天的夜晚，趁着他的女人不在，我们把寒冷拒之门外，在他的煤炉上熬几根排骨，煮一把挂面，围炉把酒谈诗。尽兴处，他翻出自己的诗歌操一口散发着麦草味道的普通话，忘我的朗诵了一段，那一刻，炉火通红，火光映红了他长满麻子状青春痘的脸，那一刻，肉在水里翻滚，锅里咕噜咕噜的冒着热气，似乎也在朗诵，那一刻，世界突然变小，小的只有几颗汉字，跳跃在嘴皮上。那些买不起的房，养不起的老，结不起的婚，伤不起的心，死不起的人，统统，统统全忘了。
今年秋天，蚊子要结婚了。去年腊月定的。
蚊子最近开始忙着到处找房子，他准备租一套楼房，先结婚用，他的房子跟我一样，依旧没有眉目，只是一个梦境。蚊子腊月去订婚，拿了四万元彩礼，女方父母一份没收，分成两拨，给他和他女人一人两万。说租房结婚，家人也没反对，女人也无怨言。有时候想，这世道，蚊子能有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真让人羡慕。谁说没有房子不能结婚，你看看，穷诗人，还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蚊子终究还是要搬开43号院的，没有新房，他至少要给女人一个像样的婚房，这，作为一个男人，是责任和义务。似乎南城根的人，都会走掉，去寻找另一种方式的生活，蚊子也不例外。那些生活掉的日子，不过是暂时寄存在这里的年月罢了，而当再次想起，回头来取时，早已物是人非，光阴不在，只有一些念想了。走掉的人，终是剪短了一缕往事如烟，空了的房，也终是掏空了一颗年少的心。
于是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有些悲伤，我在想，没有蚊子的43号院，我还会去吗？那油泼在辣椒上的清香还会弥漫在屋子吗？那些温热的酒还会被举起吗？那些沾满青春光芒的诗篇还会被朗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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