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 “文人”瞿秋白——谨以此文纪念瞿秋白诞生120周年
福建长汀试院内的那间小屋，曾经囚禁过一个高贵的灵魂。我轻轻地坐到那把普通的木椅上，想象着当年瞿秋白伏案书写的情形——他凝神而思，应该不是奋笔疾书，而是从容不迫地书写着，这是他全部笔墨生涯中最特殊的一次书写，当然，也是最后一次。他要字斟句酌，绕开可能泄密的内容；他要保护自己的同志，因此，那些他最思念最不舍的人和事，都必须小心规避只字不提。他知道这篇文字必定会留在青史，供后人评点，或褒或贬，由他去吧！此时此刻，他只想真实准确地倾诉自己的心曲，这些心曲在脑海中已回旋了许久，如今是最后的机会，再不写出来就会带进九泉，他不肯留下这个遗憾。他要刀锋向内，把自己从里到外剖析给世人看，这是他向这个世界所作的最后告白……
这篇文章就是《多余的话》。
把压抑多年的心曲倾诉过后，他感到一身轻松，无比痛快。几天后，他神态自若、甚至带着几分潇洒，走向了刑场。在途经中山公园凉亭时，他昔日的学生、今日的“对手”宋希濂备下酒菜，想最后一次劝诱瞿秋白“回头”。瞿秋白淡淡地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只见他气定神闲地自斟自饮。饮罢，走到一处坡地，环顾四围，说道：“此地甚好！”遂背靠一块青石，盘腿而坐，饮弹就义。
2019年早春时节，我在料峭春寒中来到了这片坡地，抚青石而感喟，沿小径而徘徊。是的，此地甚好，此地因秋白而甚好——旁边，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成为“此地甚好”的标志，也昭示着这个高贵的灵魂以一个完整的、无矫无饰的文人形象，走进了共和国的英烈碑廊。
▲此地甚好——瞿秋白烈士就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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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红色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而在当年的红色史册上，瞿秋白并不是一个“高大全”的正面形象，相反，有些灰白有些晦暗。教科书告诉我们，党史上曾经发生过“十次重大路线斗争”，其中就有一次归在瞿秋白名下。历次路线斗争的“头面人物”都是不可饶恕的“反面教员”，瞿秋白自然也不例外。
在我的少年时代，听到读到的都是对瞿秋白的“无情批判”，不光要清算他的路线错误，还要清算他的“革命立场不坚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摇摆性”，更要批判他“对革命事业失去信心”“用一封长信向反动派摇尾乞怜”“成为可耻的叛徒和可怜虫”……
而所有这些谴责和唾弃，均源自于他的那篇《多余的话》。私下里，我曾听到长辈们扼腕叹息：“这个瞿秋白，干嘛要在临死前写这个《多余的话》？真是太多余了！”“不写就是英雄，这一写就成了狗熊——唉，文人呐，除了会写文章，啥也干不成！”
我周围的长辈们大多没什么文化，且都是立场坚定的产业工人，他们提起“文人”这个字眼，似乎怀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屑。这当然是彼时流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世风使然，但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却留下深深的烙印。后来又听说瞿秋白的坟墓被小将们捣毁了，世面上还流传着专门批判瞿秋白的传单，我还亲眼看到有人把瞿秋白的著作当街烧毁……
瞿秋白这个名字就这样走进了我的记忆。
大概是在刚上初中的时候，我偶然在一个同学家里，看到一本厚书：《瞿秋白文集（四）》。这个书名让正当求知欲旺盛期的我眼前一亮，立即捧在手里读了起来。
这一册的前面附有两张瞿秋白的照片，一张是椭圆形人像，注明是“一九三五年在福建长汀狱中的作者”；另一张是全身照，瞿秋白上身穿深色衣服，下身穿白色半长裤子和黑色及膝长袜，面容静如秋水，神态无丝毫畏惧和倦怠。照片的说明文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作者就义前在福建汀州中山公园高唱《国际歌》《红军歌》。”还有一张图片是令我惊异的：那是两本精装厚书，图下注明这是“鲁迅编印的作者遗译《海上述林》”。这张书影之所以让我惊异，是因为鲁迅先生是大名鼎鼎的“革命主将”，他怎么能跟一个“反面教员”联系到一起呢？以一个十多岁少年的肤浅认识，鲁迅是绝对的“好人”，鲁迅所帮之人，应该也是“好人”，那瞿秋白是“好人”么？
从此，我成了那位同学家的常客，每次一到他家，立即翻看那本厚书。这一卷是瞿秋白的译文专集，我读到了其中收录的高尔基文艺评论、普希金的长诗《茨冈》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坷德》……同学的母亲是一位非常慈祥的中学语文教师，见我如此喜欢这本书，就说：“这书你可以拿回家去读，只是不要让旁人看见。”我一听顿时兴奋起来，竟有些得寸进尺地说：“那我能不能请您，不是借给我，就请您，送给我，行吗？”老伯母笑着答应了。当我用报纸把书裹好揣进怀里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砰砰乱跳。
这本紫色布面精装的《瞿秋白文集（四）》，成为我所有藏书中，最早也最厚重的一册“藏品”——在那个非常年代，这本“禁书”一直被我小心翼翼地珍藏在最隐秘的地方，连家里的长辈都没发现。
改革开放后，许多“禁书”被解禁了。我先是在南开图书馆里看到这套文集的前三卷，后来又设法购回了这三本旧书。但是翻看一过，却不免有些失望：这套出版于1954年的《瞿秋白文集》，并没有收录那篇《多余的话》。
▲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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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到《多余的话》已经很晚了，那是在1996年，我购得一册《中国20世纪散文精品·瞿秋白卷》，书中第一篇就是这篇饱蘸心血、也饱受诟病的长文。我一口气读罢，掩卷而思，不由得心情沉重，迷思难解——这样一篇内容庞杂且内含隐秘、充满生命感叹和深刻自省的临终绝笔，显然不是草草一读就能理解其底蕴和深旨的。真正领悟，需要时间，需要阅历，需要对瞿秋白其人其事有更深入的体察，也需要对他所处的时代有更全面的认知……
瞿秋白就义时只有36岁，而我初读《多余的话》时，刚好37岁。作为同龄人，我读他，一会儿如对高山峻岭、激流险滩；一会儿仿佛暗夜独行，曲径逶迤；一会儿如临深渊大壑，深不可测；一会儿又似徐行于竹林幽谷，暗香袭人……这种阅读感觉，只能说明我当时的阅读尚嫌浅薄和感性。这篇文字虽被归入“散文”一类，但其绝对不是文学作品，你用读美文的心态，又怎能洞悉其字里行间的那份自剖之狠和切肤之痛呢？
如今，又是二十多年逝去了，我以花甲之年才有机会踏上瞿秋白当年走过的小径，亲临囚禁他的斗室，瞻仰他就义的遗址，此时，对这位出生于120年前的革命先辈似乎有了更为真切也更深一层的理解。重读他的遗文，竟有了一种茅塞顿开的豁然之感。我逐渐理出了文中的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他的那番“夫子自道”——
“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中的一种。”
是的，此次重读时我才留意到，在《多余的话》中，他用了整整一个章节，专门来讲“文人”（第六节的标题就是“文人”），确切地说，他是用严苛得近乎斧凿刀刻的文字，来解剖自己这一个“文人”的灵魂——
他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
瞿秋白以异常的清醒和冷静，剖析自己的“文人”痼疾和种种不足，他条分缕析地写下自己种种不会做、不善做、不敢做的事情，也写下了自己种种没做到、没做好、没做成的事情——他说自己像是“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这段自我剖白，再真实不过地揭示出瞿秋白作为一介书生的内心感受。只有设身处地站在彼时彼刻的历史环境中，才能真切地理解一个年方而立的年轻人，在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中的苦闷与煎熬。
这个年轻的文人，可以把马克思列宁著作翻译得“信达雅”，可以把《国际歌》率先介绍到自己的祖国，可以在理论上为新生的共产党提供丰富而锐利的思想武器，可以主编《新青年》《前锋》《向导》《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
这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文人，可以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焚膏继晷，可以出生入死赴汤蹈火舍生取义，也可以临危受命勇于担当忍辱负重……
然而，他的肩膀毕竟有些柔弱，气质又过于儒雅，性格中虽不乏坚毅却略逊刚烈；他有足够的睿智和胆识，却缺乏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他有清醒的头脑和超凡的识见，却缺乏驰骋三军的胆魄与抽刀立断的铁血……
这些话原本不用我说，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说得远比我此刻所说要更尖锐、更无情、更深刻。他是一个清醒的智者，他完全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然而，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向革命志士们举起屠刀，白色恐怖骤然袭来之时，当泰山崩于眼前、浊流逼于身后的危急时刻，当革命航船跌入谷底、急需有人站出来拉起纤绳的关口，这个文人被推上了潮头，革命需要他登高一呼，需要他波峰弄潮，需要他领航掌舵——他退缩了吗？惧怕了吗？惊慌失措了吗？都没有！他或许明知自己力难胜任，也明知这是一个危机四伏困难重重极有可能令他粉身碎骨的岗位，但他却勇敢地挺身而出，拼将一己之微力，欲挽狂澜于既倒——
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我党举行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那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首次“亮剑”；在1927年8月7日，他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决定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代之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勇敢地高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委派去组织秋收暴动……
没有这些重要的决议和起义，中国革命的历史或许会被改写。而瞿秋白这个文人，却在危急关头以柔弱之肩膀，担荷起中国革命的光荣伟业。或许，我们对他个人在这个重要历史转折期的作用，不能高估也无需高估，但是对他临危不惧、毕力前行的精神，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却不能不给予尊敬和钦佩——由此，我不禁想起了两千年前孟子所说的一句话：“道之所存，虽千万人，吾往矣！”
▲ 福建长汀瞿秋白囚室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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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瞿秋白终究是一个文人——这是他在临终之时对自己一生的“定位”。我特别留意到，他在《多余的话》中虽历数自己一生的种种可笑可叹可悲乃至可恨之事，却对自己以“文人”之心、司“文人”之事，表示出几分自许甚至几分欣慰——
他自述年轻时的梦想：“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他还谈到，“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么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
他回顾刚当上“中央委员”时的心态：“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即便是在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之后，在紧张繁忙的政治斗争之余，他还不舍自己的“文学之恋”，他写道：“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空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事实上，在瞿秋白最紧张最繁忙的岁月，他依然会分出精力去研究和思考文学问题——“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
而当他在政治上受到挫折，被撤销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后，他写道：“再回头来干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零到一九三零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气力也已经衰惫了。”
瞿秋白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后，曾一度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教育委员，他对这件文化事业非常上心，他写道：“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这也就意味着，他终于部分地实现了自己当教员、办教育的梦想。对此，他颇为欣悦地写道，“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在苏区的短暂平静时期，瞿秋白又重新拾起对文学的爱好，“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者'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然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不过，当他走笔至此，却猛然记起自己已然身陷囹圄，于是，笔锋一转，怅问：“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的用力。书是乱七八糟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趣味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他为此而感叹，“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 '读者’。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智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文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在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
读着这些散落在全篇各处的文字，我只能感到一丝淡淡的怅惘和悲凉。一个文人无法将自己的精力和才华用在自己真正喜爱的领域，直到生命临终之际，还念之在兹地回溯着、牵挂着、期冀着、梦想着，还在幻想着“回过去再生活一遍”，你不难想象，瞿秋白的内心世界是何等的遗憾何等的不甘！
此时此刻，他一定会想到他的文学知己鲁迅先生，但他却不能写下这个名字，因为他知道鲁迅先生已经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曾受党的委派，与鲁迅先生一道谋划和领导“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这或许就是他暗指的那六年的“文字因缘”吧——那是他在政治上“失意”却在文学上“得意”的宝贵时光。他们之间虽年龄差距甚大，但却心心相印无话不谈。就在他返回苏区之前，一直是在鲁迅先生家里躲避着敌人的追捕，朝夕相处半年时光——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时光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先生写给他的对联——我在汀州的瞿秋白纪念馆里见到了这幅对联的真迹，这才发现鲁迅写的上下款都用了笔名——人生知己，斯世同怀，这是同为革命家的两个文人，惺惺相惜、肝胆相照的最深沉最真挚的心灵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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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每每提到“文人”这个字眼，都加上了引号。这说明他对这个字眼是有特指的。在《“文人”》一节中，他还写下一段解释性文字：“'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就没有这种智识分子了。”这种自我批判自我贬损自我否定的笔法，固然是《多余的话》全文的主调，但由此也透露出一丝消息，即，他所特指的“文人”，乃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文人——他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这样的“文人”群体中的一员。
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饱读诗书，浸润家学，加之天资聪颖，勤苦力学，很早就对传统文人所必须掌握的诸多文化修养和艺术技能，几乎是无所不能且无一不精——
瞿秋白善诗词，虽传世作品不多，但一出手就是大手笔。他在汀州囚室曾给前来治病的医生陈炎冰题赠了三首诗词，那是他在非常境遇下的自抒自叹，真是低回宛转，九曲回肠。我们不妨抄录于此，由此窥测一下瞿秋白在彼时彼刻的所思所想——
廿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
——浣溪沙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卜算子
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梦绕云山。
——七绝
诗句明白晓畅，诗意清丽澄明。你能看出这是三首《绝命词》么？诗词中没有任何“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所有的只是他一贯的从容澹定、清隽婉转。然细细品读，却会从诗句的缝隙中，读出这位诗人告别人间的惆怅和“留香”后世的自信。真正的好诗都是耐得住反复咀嚼的，当我反复咀嚼他的这些诗句，想象着这位视死如归的诗人，其胸襟和气度要何等超逸，才能以如此冷峻的诗句与世诀别啊！
瞿秋白擅书法。从他这三首诗的书写中，可以看出他的笔力劲挺，结体清秀。他还有两件题赠给鲁迅先生的书作流传至今，一幅是1931年12月7日书录他早年诗作《雪意》，另一幅是1932年12月8日，瞿秋白读《申报·自由谈》后，有感而作的一首七绝。这两件书作写得更加潇洒灵动，可以看出是典型的“王赵书风”，并加入一些文征明董其昌的笔意。一个文人信笔挥洒，就能达致如此高的书法水平，恐怕是当今众多专业书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
瞿秋白擅绘画。1916年春，瞿秋白离家赴武汉前夕，曾绘一横幅山水《江声云树图》，这是赠给他的姑表姐金君怡的。这幅画江景寥廓，树绕云间，构图奇谲，境界开阔。可见其绘画禀赋之卓异，当时他才17岁。1919年春，他曾绘制一幅《松风琴韵图》赠给好友李子宽。画上题跋曰：“松风自度曲，我琴不须弹。胸中具此潇洒，腕下自有出尘之慨，何必苦索解人耶？”署名为“秋白瞿爽”。此画一派南宗气象，皴擦点染，笔墨娴熟，近松远岫，静气怡人。作此画时，瞿秋白不足20岁，倘若一路画下来，真不知会不会成为中国画的一代翘楚！
瞿秋白擅篆刻。上述两幅画作上的名章皆为其自刻。留存至今的瞿秋白印迹，还有在其藏书上的“铁梅珍藏”白文印、他为彭湃所刻的“得趣书室”白文印以及他为纪念早逝的爱人王剑虹所刻的朱白对印“梦可”“宿心”等。从瞿秋白仅存的篆刻作品可以看出，他以汉印为宗，并参以近代浙皖两派篆法，具有鲜明的民国印风。有些著作出版时无法署真名，他就刻一方笔名印章代替，譬如他翻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以“萧参”的笔名出版，他刻了一方浑厚苍雄的隶书印，成为“印中别格”。由瞿秋白编辑的《鲁迅杂感选集》，在版权页上无法署瞿秋白之名，他便刻了一枚“何凝”（瞿秋白笔名）的印章，加盖在版权页上。这枚牛角印章，一直由鲁迅先生珍藏，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杂感选集》再版，依旧加盖他的这枚“遗作”，以志纪念。
如此文艺全才，随便拿出哪样本领出道立世，均可出类拔萃，名标艺史。退一步说，无论是做个诗人、书画家乃至篆刻家，还是以他专擅的俄文、拿手的文艺评论乃至令他成为上海大学教授的社会学研究，都足以使他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快快乐乐地过上体面的上流生活。然而，他没有选择安逸和体面，也拒绝了唾手可得的富贵荣华——在国家危亡、民族奋起的历史大变局中，毅然决然地选择投身革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面前，他义无反顾地走向刑场，将自己的满腹经纶一腔热血，无私奉献给他所挚爱的党和人民——这样的一个文人，绝对当得起古代圣贤对文人设定的最高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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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这个概念，自古以来内涵就十分复杂，褒贬不一，众说纷纭。文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曾经很受尊敬，也曾因某些“无行文人”的劣迹而饱受责难。有人列举出很多事例来论述古代文人之不堪，也有人罗列诸多丑闻来证明当今文人之堕落。这些可能都是事实，但有一个疑问一直困扰着我：那些劣迹斑斑的所谓“文人”，是真文人还是假文人？是真君子还是伪君子？是为文所化的智者还是以文欺世的骗子？
其实，论辩这些并无实际意义，也并非本文之要旨。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就有一套对真正文人的衡量标准，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是深爱故国，行吟泽畔，不惜以命殉之的屈原；是当皇帝震怒群臣钳口之时，挺身而出犯颜直谏，以致身遭腐刑，忍辱含垢，著述《史记》的司马迁；是不肯与世沉浮、不与浊流为伍，纵酒放达，悠游林下的“竹林七贤”；是不肯为不斗米折腰、甘愿归田园居的陶渊明；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仙李白；是甘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却希望得广厦千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圣杜甫；是屡遭贬谪而不改其性，诗酒旷达，随缘自适，以“满肚子不合时宜”，挥洒满世界笔墨华章的苏东坡；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力尽被擒，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
这样的文人，如同在中华民族漫漫历史征程中，高高树立在一个个人生关口的辉煌路标，引领着一代代后来者循路而行，一步步踏上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峰。鲁迅先生说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把这样的人称作“中国的脊梁”。而在这些“脊梁”中，又有几多傲骨属“文人”！
瞿秋白自认是这样一个“文人”，他也甘愿做一个这样的“文人”。尽管他明明知道，自己本可以成为一个后人敬仰的英烈，以一个完美无瑕的光辉形象步入青史，但他不屑于这样做——在《多余的话》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绝不多余的话：“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 在临终之际，他宁可把自己所有的缺点毛病错误乃至他自称的“罪过”，统统剖开给世人看，也不愿“枉抛心力作英雄”——他说：“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
我读到这段文字，心尖顿时发紧，心弦几乎绷断——从古至今，有谁曾在诀别生命之时，写下过如此襟怀坦荡、无虚无矫的文字？有谁能做到如此地真诚地袒露自己心中的隐秘？又有谁能如此毫无惧色、无遮无掩、赤裸裸地把自己的灵魂呈交给历史的祭坛，听任时人、世人和后人的评判？
当一个人将世间荣辱彻底抛却，将尘世功名统统摆脱，将常人看得很重的物质的乃至精神的负累悉数卸去，他的人生境界便会超拔于群伦之上——何谓超越？何谓解脱？何谓离迷得悟？何谓超凡入圣？何谓“拔去万累云间翔”？何谓“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瞿秋白用自己的生命，对此作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回答——这就是文人的品节，这才叫文人的风骨！
瞿秋白，亘古一“文人”，天地“大丈夫”！
2019年9月19-24日
于北京寄荃斋中
主编：周玉娴 | 编辑：袁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