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甘氏家族：书香门第春常在 诗书礼义振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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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门第春常在 诗书礼义振家声

甘益哲

兖州甘氏家族，原籍为江西省南昌府丰城县（今丰城市）甘塘里人。在明清易代之际，家居南昌丰城的甘文德公，字元玉，太学生，其叔父及近亲在明代京城为重臣，寓居京城西直门西，至今仍有存名的甘家口、甘石桥、甘家口商场、甘水桥一带。其父因赴京师探望弟兄及家人，病于寓处。

文德公于明崇祯壬午十五年（1642）赴京省父，行至济宁正逢清兵攻破兖州，通路断绝，遂不得往，在济宁寓寄数月。又闻江西老家不靖，乃束装南还，待至故里家室俱被战火化为灰烬，宗族失散，杳无音信，只得复返济宁，因济宁尚有寄存之资，还可资助去京。甲申（1644）明代鼎革，是为顺治之元年。路始通，至京师遍访甘氏故居甘石桥一带及京畿南北内外，则父与叔父及其家人迄无音耗。不得已，痛哭返济。

流寓济宁期间，因常往来兖州郡城，乐此地的风土人情，康衢通达，遂于顺治初年，贯籍兖州（滋阳）城内大街范氏牌坊旁，是为居滋阳甘氏之始祖。文德公居兖后就把原籍的“耕读传世长，诗礼恩泽远”的家风、家训带来了滋阳新家。四个儿子先后均考入当时的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成为太学生。长子霖由郡庠生成康熙十一年（1672）拔贡，经六年一次的朝考录取，出任观城县（今聊城）教谕，大计卓异，擢升江西省崇仁县知县。康熙二十三年（1684），恭遇皇帝封赏，敕授文林郎。遇母陈氏之丧，丁忧回乡，守制三年。制满，复选调四川屏山县知县，时藩将吴三桂引兵反叛，清军相机防剿，进驻屏山。一时军需供给匮乏，霖不忍心加重百姓负担，遂派遣其子棠阴返回滋阳变卖家产，以资应对，待儿子带着钱财回到屏山，霖已因积劳成疾，呕血离世。

川鲁乡民闻之，莫不痛论惋惜！霖生于清顺治五年（1648），卒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享年仅四十五岁。《滋阳县志》（人物列传（下）卷九）载有传记。

还应一提的是文德祖昆弟文焜公，幼嗜读书，崇尚忠义，稍长入国子监，善骑射，累官至云贵总督，兵部右侍郎兼督察院右副都御使。清康熙初，逆藩吴三桂恃功跋扈，起兵云南谋叛。文焜公以有文才武略受圣祖重用，特命率兵讨伐，受命于危难之际，决心慷慨负大义，对加害于民者严惩不贷。携子国城及众将兵一路拼杀，浴血奋战，终因内部出现变节降贼者，终至被围困，弹尽粮绝，父子双双殉难于贵州省镇远县吉祥寺前，时文焜时年甫四十二岁。圣祖康熙闻之，轸悼并赐加赠兵部尚书，进阶荣禄大夫，谥曰：“忠果”。特命其长子宣化府知府国均，次子辰州府知府国培，双赴贵州镇远县扶柩北上返京。柩将至之日，特敕内大臣及诸将恭迎至芦沟桥畔，并赐大官茶酒哭临其丧。赐祭葬于京都西直门外甘氏故居近旁郊原，并立巨碑于墓道，御书“劲节”大字匾额敕赏。重修其尽节之地镇远县吉祥寺，并在贵阳建专祠以示纪典，时在大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事。斗转星移，拂去尘封的记忆，欣逢二〇〇八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传统人文文化兴起，贵州省镇远县政府在古城周大街吉祥寺遗址旁，于十二月树立起清代忠义之臣云贵总督甘文焜公之汉白玉雕像，石像身高三米余，肃然有神，石材取自河北省，由南京市雕塑艺术公司承建，供后人瞻仰。

在《滋阳县志》及《甘氏族谱》中，还记载着恩科举人，知县、知府甘崇敬的事迹：崇敬，字寄山，滋阳甘氏第七代孙，诚恳力学，崇尚气节。崇敬公在学堂读书时，看到本城百姓因为常在泗河岸修堤筑坝，深受其苦，又有居民的小车被强行摊派出夫劳作，为经商运输的百姓所痛恨，崇敬对此更是深恶痛绝，正逢当年大考举行乡试，便趁机诉之于上级派来官员，终于使累罪百姓多年的沉疴疾苦得以废止。

当时县里有个姓张的青年，被衙役欺辱告之于县官，官袒护衙役而不问曲直。张闻崇敬公为人仗义执言，乞请为之主持公道，公便带着青年去见官，与官进行辩论。

官大怒，要关押张，还企图加罪于公，崇敬于是带着张去京城告御状，这件事终得大白于天下，污吏被惩，由此仗义执言的颂声传诵京城内外。

崇敬公于嘉庆癸酉十八年（1813）入选拔贡，戊寅二十三年（1818）为恩科举人，初选授河北省正定府获鹿县知县，兼署理藁城，曲阳等四县知县事。公性情刚毅豪迈，急人之难不避汤火，忠恕直言，深得民意。解甲归田后，热衷于家乡的文教发展事业，改扩建紧临府河的甘氏故居为二层书楼，底层供学子学习之用，二层供藏书、写作、休憩之用，楼南厅房为接待亲友处理事务之处。楼旁有寓室小院一处，有便门可下河汲水，院内外多植珍花异卉。大门外即是商店林立，行人如织的东大街（也称东门里大街，民国年改称中山东路。）这期间崇敬公积极参予重修本县志撰写辑录工作，与江西广昌县知县（乙丑年进士）袁汝虔，共同担任重修《滋阳县志》的总校职责。在书楼内，烛灯长明，广览藏书，鉴古可以证今，博采古今，彰往可以察来。通才卓别，史笔精严，终于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完成了志书的重修重任，并终得使志书文稿得以保存流传下来。另外崇敬公自撰的部分珍贵文稿，在《滋阳县志》一书中也得以留存下来，一县延续了一百余年之久的文献史稿，和他重修的甘氏故居书楼一起，终得流传于今，功不可没，书之以告慰来者。也许终因厌烦城市街道的喧嚣，也许文化人贪慕雅静的性格使然，崇敬公把书楼让给了胞弟岁贡生延宗专职办学，自己避居泗水河畔的黄家村生活，院内房舍井然，花木葱茏，并修甘氏林园一处，内广植松柏。

时清朝时局动荡不已，列强入侵，外侮内患，绑匪流寇横行。家人劝引去远乡避贼，不应。劝入城，又不可。挥散家人离去，正襟稳坐在堂屋正中，临危不惧，处世泰然。

不久，土匪果然蜂入而至，闯奔进屋，以为在外多年为宦，向其索要巨金，被断然拒绝，便在庭院中点燃起火堆以示吓之。崇敬公愤然怒起，呵斥道：“强盗！我真愧为官一任，没能把祸害百姓的匪贼消灭，如若怕死何敢在此坐等？！”贼大怒，把他绑在庭树上，堆柴焚烧致死。公生时崇德向善，静以修身，死则成仁取义，炳烈千秋。《滋阳县志》在人物列传（下）忠义栏内为之列传纪。

甘延宗：字寿平，咸丰甲寅（1854 年）岁贡生，崇敬之季弟。品行刚正，一向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被闾里人称赞。父患疾瘫痪，卧床十余年，延宗日夜细心照料，掏屎擦尿，始终无倦意。崇敬为生活计外出设塾，忽然患上瘟疫危及生命。延宗听说，严格限定时日前去探视。延宗本来腿脚有奌跛，于是赶了头毛驴匆促上路，风尘仆仆颠簸千余里，臀部被硌破血流至鞋内，途径月余才抵达兄长的寓所。而崇敬的病此时已好了许多，兄弟乍见，想持痛哭不已。遂又一起进见歇息处所的主人贺耦庚先生，贺为当地的长官，对于延宗的行为深感敬重和不寻常。临近回乡，贺先生取出价值倍于寻常的二百精金做为临别赠送之礼，延宗却推迟不受。到崇敬出仕去河北获鹿当县令，兄弟们已析箸，延宗靠当塾师生活自给，崇敬赠送他钱财，他推迟并回书说：“小弟不敢像战国时齐人陈仲子那样，在楚国国王想叫他出仕为相，不就，反而与妻逃走去为人浇园，那样高风亮节。但也不想当富家翁，舌耕自给足矣。”乡民评赏他这种高风亮节的德行。延宗悟性聪明，理解力强，九岁既通读儒家的易经、尚书等多部经典。

后因腿疾暂弃学业，到十九岁拄着拐杖开始当塾师。年少时经府学考试为诸生，又因成绩优等，成为廪生，食宿得由供应。一生教书，兴学教风严谨，后以岁贡生卒于家。

甘永清（1751 年—1819 年）字澄远，由武生入伍，官至兖州镇标中营千总，候推守备，恭遇覃恩（帝王封赠的恩惠）敕授武略骑尉。甘雨（1782 年—1852 年）字喜亭，由武生入伍，官至兖州镇标右营千总，候推守备，敕授武略骑尉。甘师善（1858—1928）岁贡生，候选训导，在兖州府学任教读及管理职务。家训有方，家教有成，子孙多有建树。

境随时迁，自辛亥革命以来，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新的教育理念，教育体制和方法代替了沿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在这个伟大的转折与变革中，甘氏后人更是激流勇进，勤恳苦学，做时代的弄潮儿。甘氏书楼在社会大变中仍坚持教书育人，把族内及周边的愿学童子教其读书做人，直至日寇占领兖州被迫停办。其中甘世恩公长子益豫，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三子益鄂晋升为部队兽医专家，定居北京东城区南湾子胡同。世重公长子益三，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后在交通大学任教授。三子益华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晋升为高级医生。益衡东北粮校毕业后，任大连市粮食局干部。

益中、益宇分别任中学教师和高校教师。古代童蒙教育中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的《三字经》一书中，曾表扬“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族中的甘世重公，六个儿子，均教有所成，业有所立，家有所安，岂不让人更钦哉？！世舜公济南军校毕业后，戎马倥惚，投入了伟大的解放战争，累官至正团级。后生益秋，少壮有担当，在 1984 年中越自卫反击战中，英勇斗敌，为国捐躯，年仅 21 岁，《兖州县谷村乡志》纪有传记，追为烈士。“国家、民族的振兴要靠教育，家族家庭的振兴发展更离不开教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风好了，族风才会好，民族才会好，国家才会好。”

这些发人深省、启人奋进的教诲都激励着甘氏家族成员不忘初心，努力奋斗。

这当中，既有为人民教育辛劳一生的世元、世周、世波公，也有人民公仆党的好干部世根、世旺、世阳、世平公。住在汉马河畔、泗水之滨的甘氏后贤们，在新时期良好的家风家训文明教育与实践活动中，为感悟家乡美好风光的魅力，珍爱宜人的幸福生活环境，正撸起袖子加油学，埋头干。

说起在大拆大建中，为保留和发扬传承古老兖郡文化，政府保护了一批古老民居房舍，甘氏故居及书楼即列入其中，充分体现了政府的远见卓识，给居民留下了乡愁，也蕴涵着至理名言“德厚流芳”“时和世泰”耐人体味的哲理和遐想。二百多年的古民居，在战火风雨飘扬中终于挺了过来，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奇迹，一种慰籍，一份担当，一份守望。关于故居的兴建及存留史，已由杜心广仁弟在《兖州春秋》（第七辑）第401 页 -414 页“兖州老城区明清古建筑及其家族概况”著文介绍了，不再赘述。建国初期，中山东路甘氏故居被县人民银行当做金库使用。想补叙的是已尘封世远，鲜为人知的一件事，1962 年左右，大学毕业后，我正在泰安一中任教，一位同乡告知我，兖州的老银行金库被盗。老兖州人差不多都知道，解放之后由于处于繁华地段，加之建筑牢固封闭又好的中山东路的甘氏故居，被银行部门选中，成为金库。故家乡人又多称它为“老银行。”流窜大盗刘贵昌闻之这一情况，几经踩点蹲守，瞅机开锁破门，窃取了三麻袋人民币，还有的传说因钱钞太重，还丢在皇城园农田里一麻袋，窃走了两麻袋，价值约六万元。（那时还没有大面额钱币）成为全国为之震动的特大案件。

刘贵昌逃至东北一小城胡同内，包养着情妇，隐匿起来。据传他好吸烟，到胡同口一小烟店内购烟，从不让女店主找回零钱，女店主生疑，便报了案，该案遂告破，刘贵昌被缉拿归案，1964 年冬，在兖州被判处死刑。之后不久，该人民银行金库迁建新址，原建筑转为镇供销社所用，城市越古老，琐闻轶事也越多。

甘家大院、书院紧邻古代称之为泗水的府河，背靠诗圣杜甫登临赋诗的少陵台，兖州人称其为“土山”。千百年以来，少陵台泗水旁留下了很多历代文人们颂扬这一带风光的著名诗篇。真可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有了诗坛泰斗们的引领赞颂和妙笔写真，给这儿的山和水带来了福音和灵气。附近一带成了古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数百年来，这一带世家林立，鲁风儒韵浓厚，诗书礼乐相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初期，有民谣相传“袁家的田，姚家的钱，甘家书楼，汤家厅院，卫家旗杆大门前站，范家大石坊立在街中间，郑家的围子盖在了嵫山。”直至上世纪末，这儿仍是大众剧院、人民影院、百货公司、新华书店、糖茶站、东桥饭店等楼台馆所萃聚之处，热闹非凡。历史给兖州五十多万民众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丰厚的人文传统文化和久久的乡思乡愁，并将永远挥之不去。

——选自《兖州春秋》年刊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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