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伟国||我的包老师
我的包老师
◎汪伟国
1979年，“文革”结束第三年。我的三个姐姐与我同校读书，都在我们村小，我与三姐后来还同过班，我们有共同的老师。提到共同的老师，自然而然就想到我的恩师——小学一至二年级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包玉兰包老师。
我的父亲兄妹四人。他排行老二，我大伯在荒乱年代外出上海谋生，解放后就在上海嘉定区工作安家。在老家，父亲自然就挑起老大的担子，我的三叔和大姑就在我父亲的“领导下”成长乃至成家的。我的大姑曾在我父亲的介绍下去泗阳中学读书，据说是泗阳中学的优秀学生，由于时代的原因，她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我三叔是全村公认的好人——勤劳，善良，温和，内向，身材魁梧，力气大，能吃苦，也能承受生活的苦难。三叔有什么事情都和我父亲商量，大家庭里许多重活都离不开我三叔。
我父亲是我们家族主事之人。他读过书，是旧时的“完小”毕业。他热情好客，还依稀记得小时候，我经常见到他的同学来我家做客，他的老师也经常到我老家做客。那时，我们当然希望客人们经常光顾我家，呵呵，亲戚来啊，我们就有好吃的了。
我父亲在我们村里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是去过上海的人，因为他经常去上海看望我大伯。1951年志愿军抗美援朝时，他也已穿上军装。据说部队在东北即将开拔前线之时，收到家里我奶奶病危的加急电报，前线虽然没去成，但他作为孝子的美名却一直流传下来。我父亲写一手好字——毛笔字。平时，他会帮村子里人写写家信；过年时，他也会替人家写写对联。据说，他还做过村里会计。
父亲最为出名的就是对子女的严格要求。现在想来，什么叫“严父”？我父亲就是“严父”。他教育我们怎么做人，在那最为困难的时代，姊妹多，吃不饱肚皮的时代，他有一句口头禅叫做：“冻死迎风站，饿死充饱汉”。他教育我们要认真读书，甚至叫我一定要拼命读书。他曾训导我：“学生不学习就是不学好，就是想学做小流氓。”我胆子小，很害怕被揍。所以我对父亲一直“言听计从”，小学一到五年级语文课文全部能背上来。现在想来，那么严的要求我，是否是他们早已深深的感到“读书能改变命运”， 还是为他和我母亲圆他们所未圆的大学梦？
母亲和我父亲是同学，我读初中的时候，他们的共同老师陈一尧老先生及其他们的师母包翠花姨娘也经常到我家做客。母亲是我很佩服的人，她曾经考上了当年的泗洪师范学校，因为我外祖父曾经为国民党政府做过事，录取通知书就眼睁睁的被当时渔沟乡横沟村委会扣了。她也曾在当时的清江牛奶厂上班，为了家庭后来也不去了。她毛笔字写得很秀气，记得有一次，她看我作业多，还曾为我写过作业——帮我临帖毛笔字上交给语文老师。
我当时的语文老师就是包玉兰包老师，她是我的老师，她也是我弟弟的老师，她还是我姐姐们的老师，同时还是我的侄女汪冬梅、汪倪、我的外甥丁中喜的老师。她对我忒好了。记得一天下午，好像课外活动时间，把我叫到老师办公室，问道：“伟国，近来学习怎么样啊？”
我答道：“还可以吧，包老师。”
问道：“你，没弄虚作假吧？”
我答道：“没有啊，包老师。”
问道：“那，昨天的语文作业是你自己写的吗？”
我答道：“是啊，是我自己写的，包老师。”
问道：“你自己写的？我看不像，那你就在这里用我包老师的笔在写一遍！只要笔迹是一样的，这支钢笔就奖励给你。”
我答道：“行，那我写什么字，包老师？”
问道：“你就写‘喜欢’两个字，怎么样？”
我没有钢笔，我们全家也没有一支钢笔，我从来也没用钢笔写过字。我们那时只用铅笔写字，但我还是拿起包老师用来改作业的红水钢笔，答道：“好的。”我小心翼翼的写了“喜欢”二字。“乖乖，伟国字真不错！看来，老师冤枉你了，这支钢笔归你了！”包老师的称赞声引来了同办公室老师的围观。激动的我，连“谢谢”都没说，就冲出了办公室，一路向家跑去。
以上的情景，是38年后今天的回忆，38年过去了，往事仍历历在目。38年前的包老师，一名农村代课教师，为什么对一名学生的作业如此上心？为什么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能舍得把自己心爱的钢笔（恋爱时男朋友送给她的）送给一个真宗的农民子弟？我当时真是不理解！那支钢笔后来丢哪了，说实在的我一点也记不起了。
总之，那支钢笔是我平生拥有的第一支钢笔！
今年1月20日我邀请当年的小学老师们在老家渔钩聚聚，我驾车接送包老师。上午9:30，我在银川路黄河桥按事先约定时间准时接到了包老师。包老师1948年出生，今年已经70虚岁了，但依然满面红光，精神矍铄，走起路来依旧像38年前一样，雄赳赳，气昂昂。
在往渔钩镇的路上，我们聊起了我读小学时的那个不平凡的岁月所经历的件件令人难忘的旧事。
我首先提起她送我钢笔一事，她笑着说“记得，记得”，她又接着说“那，哪能算钢笔啊，是我用了多年的很陈旧的改作业的红笔哦，现在绝对不会再有学生想用那样的笔了！”她紧接着又说“那时，真的实在太穷了，大家都很困难，师生们都没笔没纸！”接着又笑着说：“你学习认真，成绩好，我让你当小组长；你帮我改作业，我用一支破钢笔奖励你，你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也很年轻，教学没什么经验，说不定有许多事情还错怪了你们？”我连忙说“当然，当然！没啊，没啊！那可是我平生拥有的第一支钢笔啊！”呵呵，包老师记忆力真忒好了！包老师仍然像以前一样，待人真诚，为人谦虚，谈吐直率。
在路上，包老师还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她自己鲜为人知的故事（最起码我们做学生的应该都不知道的）。她先是代课教师，后来成了民办教师，再后来自己又通过学习参加全国考试转成了公办教师。她曾经在包圩小学、汪庄小学、柿树园小学、沈渡小学等学校任教。她说，无论在哪里教书，教学永远是第一位的，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尽管当时在乡下教书，没有好路可走，上下班都走在秧田埂子上，下雨天，一滑一塌的，但从来没迟到过。在乡统考中，她所教学的一、二年级语文成绩全是全乡前两名，远远超过当时的中心小学。当时的小学老师群体中，大家都知道包老师的大名，但很少人认识她。
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教学成绩突出，经教育局同意，包老师被选拔来到王营镇沈渡小学任教。包老师说：“进城了，但压力忒大了！”“城里的老师都是正规军，都是科班出生的；城里的孩子素质肯定要比农村的强，孩子知道的东西我们乡下老师真的未必都懂啊？但我们刚来的老师不能让同行瞧不起啊，那怎么办呢？”她接着说：“当时就想啊，要想让人瞧得起，要想让领导放心，只有工作更认真，只有对学生更关心，其他没有办法！”那时包老师的两个孩子也都在读中学，丈夫又在医院做领导，早出晚归，有时还有夜班，也是超忙碌的。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王营镇小学低年级统考中，她教学的班级语文成绩仍然遥遥领先。她开创了村小成绩（沈渡小学当时隶属于王营镇沈杜村）超过县直属小学、镇中心小学的先河，她也曾被当时的文教助理王领导多次表扬。
我们到达饭店的时候，我的小学恩师们也陆陆续续赶到，大家见面寒暄，都很开心，都说见面机会真是难得。美术郭老师说，几个老师因身体原因，平时都不喝酒，今天很开心，也都开喝了。但我感到，老师们还是叙旧比喝酒用的时间多，笑声比谈话来得更热烈更欢娱。育清包老师说，当年我父母对我要求很严，还经常找老师们蹲蹲呢。三年级胡正飞老师说，尽管30多年没见面了，但教学我们时的往事仍历历在目。汪永福老师说，我们村上，凡是包老师所教过的学生，对包老师评价都很高，已经做了爷爷奶奶的学生们至今都还经常提到包老师，美誉包老师呢！
饭后我又特地上门拜访了因病未能参加聚会的五年级班主任谈明松老师。“我先到了饭店，看看你们没到，我嫌冷我就回来了。”听了患有梗塞、带有轻度痴呆、五年级临近毕业时经常把我留下义务为我辅导的已经71周岁的谈老师的短短的极为朴实的一句话，我实在受不了了！给我开车的儿子汪年看我情绪不对，催促我赶紧返程。
在返程的路上，我问了包老师这一辈子，取得了哪些荣誉。包老师说，不好意思啊，最高级别就是乡级，其他全是学校发的奖状。她说，那个年头我没有刻意去追求过荣誉，我只是想把学生带好，希望寒门子弟长大后能摆脱贫困。当时也没有什么教育理念与教育梦想，只是希望我们老师的阳光能照到每个学生，不以成绩好坏论英雄。听了她的话，我就想：近年来，媒体喜欢用“最美”二字来褒奖老师。而我的包老师既没有获得过“最美教师”的称号，也不是什么级别的“劳模”，但她显然用不着靠堆叠的证书来证明自己的“优秀”，她的全部荣光与尊严，已经深深印刻在她所教过的学生温馨的记忆里——
我与包老师所教过的其他的所有学生都可以证明：无论外貌还是内涵，先后在吴集镇包圩小学、渔沟镇汪庄小学、渔钩镇柿树园小学、王营镇沈渡小学等学校执教的包玉兰老师，是中国最美丽、最优秀也是最幸福的老师！
前排左起：相开军老师，周正恒老师，包玉兰老师，胡正飞老师，汪永福老师。
后排左起：汪永忠老师，包育青老师，郭效义老师，汪厚元老师，汪玉国，汪伟国
【作者简介】汪伟国，1970年生。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8年破格晋升中级职称，2004年破格晋升高级职称。1992年工作至今，一直担任中学语文老师。现执教于江苏省淮阴中等专业学校（淮阴区开放大学）。长期致力于应用文的写作教学和省教改重点课题“量化班级管理提高学生群体素质”“网络环境下，三位一体中职德育模式构建研究”的研究。在《江苏教育》《德育天地》《教师教育》《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盐城师范学院学报》《考试周刊》《成才之路》《淮安日报》《宿迁日报》《盐阜大众报》等报刊上公开发表有《中学生逆反心理的成因及思考》《中学生礼貌状况调查》《高中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与思考》《班主任工作的新要求》《新时期，中学软实力提升的现状与思考》《五严后，中学群团工作面临的挑战与思考》《中职学校留守学生问题应该治本》等80余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