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病父亲

1966年，父亲27岁那年，刚从来安蚕桑学校毕业就被卷入文革浩劫。就因为死活不给造反派写批斗我伯父（生产队队长）的大字报，父亲被架飞机，游街。红卫兵们将父亲按跪在主席像前，父亲还没跪稳当，旋即又被揪住头发，提起立正，再踹一脚跪下，如是折腾。父亲咬牙切齿，狂笑怒嚎，郁愤疯癫。这是一个邻居以前讲的。父亲疯的那年，我三岁，三弟正好降生。

父病时好时坏，看遍医巫，以药为粮，但没有好转；家贫如洗，有药无粮，抽烟取暖，拾粪驱寒。说来巧合，76年，文革结束。父亲在宿迁精神病医院吃三氟拉氰，居然明显好转，后来，十多年未发。

父亲对该药也产生了依赖，一日不服药，就睡眠不好，就可能发病。90年左右，因此药因含剧毒厂家已不生产，在一般医院很难买到。托人从上海、广州大医院库存药房搜罗。勉强维持，但经常断药， 其他什么药都没那效果。后来，儿女逐渐成家，生活渐渐也有奔头，母亲带着父亲经常到耶酥堂赶礼拜，做见证，把我们孝敬他们的钱大部分奉献给神。边服药，边跟主，赶礼拜，父亲能正常劳动和交际，除睡眠依赖药物，已与常人无异，因为信仰虔诚、儿女都成家立业且很孝顺的缘故，老俩口真是唱着过的。每次回家，常看到老俩口一人一本圣经，虔诚而高调的同声唱着圣歌；在他们看，是求主赐福与儿女，感恩主的恩典。当时，我们什么都不信，但感受到了父母源于信仰和爱孩子的纯真的快乐，如是若干年。每次见我们回家，父亲首先总是憨厚无语地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咯咯笑出声来。眼睛一刻都不离开我们的脸，生怕我们突然被人拐走似的。总是几句话：“昌东来啦！”“不要舍不得吃，一趟两趟还这么瘦呢？”“走拉？下次还不知哪天来了！”走的时候，总是送到村口，有时陪我们到路口上车才回家。总是这样一句：“下次多会来啊！”父亲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客人。对待所有路过的人，父亲都会说，来家坐啊，来家吃啊；就像招呼亲人一样。我想，除了父爱，不断遭受欺凌轻贱的底层草根，那没有散失的朴厚人性，对所有生命、任何人都平等的尊重、厚道地博爱的仁心侠胆，父亲是有的。而这点正遗传给了我。

不发病时，父亲高兴地把我们的三好生奖状贴在堂屋，带我们去请毛主席像，跟我们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发病的时候，他就撕碎满墙的奖状，因为奖状上有毛主席头像；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标语。有一次，他将耙靠山墙上，拿铁锹，将堂屋栋梁上的“红雨随心翻作浪”等盖屋时的标语一点一点地刮下，口中念念有词：“独夫！独夫！”当时，少年懵懂，就知道发病了。记得，他会把换火柴的两个鸡蛋拿在铁勺上点高粱把燎吃了，母亲难过地流泪说父亲“就落披着一张人皮了”。除了看他能把一半黄盆的中药汤一口气喝下肚，我偶尔佩服之外，总是当作他是最坏的人，恨不能划清界线。

我和二弟上大学期间，他还会将祖父东挪西借或者母亲、三弟变卖家什杂物凑的几十元寄我们。我保留一张在苏州大学二年级时父亲汇款70元的留言。在汇款人简短留言栏父亲用笔工整流畅写着：“昌东，家中现在已基本忙清，你要安心学习，不要挂念家中一切。庄永春”字写的比我现在写的字还工整流畅。这倒让我佩服和自豪过。现在，那留言条还珍藏在我大学毕业纪念册里。

小时侯，父亲发病，眼里充满血丝，叹气，走个不停，咬牙切齿，不骂别人，骂独夫民贼，骂焚书坑儒，当时也不知道是骂谁。父亲也从不打任何人，任何活物；从来不打骂家人。他发病，对任何人没有安全威胁；只让家人操心他的安全。对我们兄妹五个，他会胆怯而迷离地看着，默默地端详着；就像猫狗端详它们的孩子一样。不需要言语也会意父亲不会伤害我们。 我知道，小时候，人们都称呼我们是愣子家的。但是，再丢人他也是我们的父亲；别人骂是“愣子”“痴子”。

父亲发病就写大字报批斗伯父。夜里跑到生产队，把大字报偷偷贴在挂着生铁犁做为上工铃的大柳树上。有一次父亲失踪好几天，奶奶和老太奶奶就哭了好几天。祖父请队里多少人分头找，在几十里外的一家找到。他扛着铁锹，一身黑衣裤，全身湿透了。他说自己去扒河的。听大人说，他告诉他们是去找红卫兵一起游行的。

在八十年代末，国家落实政策，他有同学来找过，但父亲找不到毕业证书和毕业照，没赶上那班车。至今，除了一张二级残疾证和身份证，我们连低保证也没申请办，自己儿女供养父亲才天经地义。

父亲的生命就像一张白纸，无字无画，只有被世人唾弃的痰迹。

他被一场政治旋风莫名其妙地卷入了火坑，还将莫名其妙地化为灰烬；不会留下岁月的痕迹。一粒微贱到显微镜都难以看清的细尘，在一个时代的暴风雨洗礼后，完全迷失了自己。现在，他已经搞不清自己是皇帝还是疯子，但他宁愿以为自己是皇帝。也搞不清自己是在南朝，还是现代；他身体里似乎有几个生命争夺他，折磨着他，强制他在时间里来回痛苦的穿越；他一本正经的介绍自己是南朝的皇帝，救过朱德和毛泽东的命，可是连他最亲近的老伴和孩子都不相信；能够想像，孤独和不被人理解与接纳是何等的痛苦！而被一个时代愚弄又被另一个时代遗忘的思想者，该是何等悲哀！可怜的父亲啊！

父亲此生如一粒被蛀空的稗谷，微尘一般，对于历史，对于中国，对于生命，没有意义；他只是历史长河和政治狼烟里被无辜烧死的一只生病的蚜虫。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他就决定和改变了我们五兄妹的生命轨迹；重要的是，他赐予我们生命，我们延续了他的生命，所以，父亲的生命同样尊贵。并且，这种无为的尊贵，因为子孙的善业，希望能彻底了消前世的孽债！

曾几何时，老实说，我嫌弃我父亲。这种可耻的嫌弃感，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做了关于我父亲的第一个梦，特别是两年前父亲失踪而找到的经历，才渐渐改变。

从我记忆起，父亲就是让家里花钱买药和发病，给家里全是麻烦和痛苦。他不能养活我们，简直是家里的负担和累赘。我与父亲也没什么交流，总认为他是精神病人；常以生在这样的家庭为羞耻。就算成家立业了，也仅是想，让他吃饱了，睡好了，穿好了，不发病了，有个善终就行了。其实夫子早就说过没有恭敬感恩而只在物质上养活父母不是孝；喂养动物，能算孝顺吗？

这次父亲发病，是因为一个意外刺激。他脖子上淋巴发炎，就对二弟说，要开刀。二弟就带到泗阳医院开刀。一切都很顺利，就在拆线准备回家的那个夜里。他的病房来一个车祸病人。吵闹惊醒了父亲，伤者血淋淋的模样吓着了他。他像一个惊弓之鸟，躲在厕所怎么也不敢出来。淋巴好了，精神病就这样被刺激重发了。

在宿迁住院一段时间后好转，就近在我家里调养一个多月。因发病时破坏窗框，随地大小便，母亲非要将他带回老家。就只好随他们了，母亲一个人照顾父亲。父亲因吃药，走路脚没跟，经常跌跤；母亲总是寸步不离。父亲吃饭手发抖，筷子拿不住，母亲就如喂小孩一样，在父亲脖子下围一小兜，一口一口喂。为了一起照顾父亲，三弟主动要求父母住他宅上，由弟媳协同照料。

后来几次回家，看父亲能认识我和儿子了。我高兴得眼泪满眼转。我就对妈妈说，人家70的老人还有老年痴呆的，您就只当为你的儿孙们再服侍他几年吧；现在他能自己吃饭走路睡觉洗脸，我们都知足了，你也就不要太奢望了。妈妈说，我就是看你们这些小孩子的，要不，四五十年，我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能挨到今天啊？妈妈说的是啊！妈妈真是可怜而可敬，值得儿孙景仰的坚强、善良的伟大女性！母亲，您给后代的精神财富，任何东西无可替代！您的儿女后代都将这么敬重孝顺您，这就是你隐忍坚守的价值！

前年腊月，父亲失踪过一天。我们兄弟三个发动乡亲找遍方圆几十里；动用乡领导通知各村用广播发布寻人启事。我们开几辆车找了一天，问了看到的所有的大爷大娘。当时，我心里想，父亲呀，你一定要好好的！什么忠孝难全，以后我就是辞职也要把你养在身边，不让你离开半步了！

幸运的是十小时后，在一家厕所里找到父亲。他躲在人家油菜地趴着，被人家撵走，他就藏在厕所里。他很认真的告诉我，队长带人来抓他的，红卫兵来找他麻烦了。我问，你跑恁远，干嘛啊，躲自己屋里不就安全了吗。他说，嘘！——小昌东，小声！小心！家里不安全了！我只有到小舅家躲起来。——不然，你们看，要出人命啦！快，快走，他们来抓你了！

感受到这么羸弱苍老的父亲依然用他莫名其妙的没有边际的爱心，莫名其妙的没有边际的语言，莫名其妙的没有边际的并不宽厚的翅膀，保护着我们，真的感到幸福！父亲，即使精神有病，父爱一样天高海深！父亲像一只受到惊吓和重创的老鼠，多少年来无时无刻不在仓皇而可笑逃跑，逃避现实，躲避恶人，无时无刻不在煞有介事地保护着他的一窝小老鼠！ 我姑爷大字不识一个，但我记住他的一句名言：“父母爱子女，连容身之空都没有。”父亲病得如此狼狈不堪，让人哭笑不得；但他对于子女的操心、担心和爱心一刻也没空着；即使躲在厕所里，在他的孩子为他安全担心寻找他回家的一天里，幻听幻觉的父亲又该是何等为他的孩子们操心啊！他又是怎样焦灼地找他的孩子啊！怎样地为不能强有力地庇佑自己的孩子而难过啊！

能感念人间亲情是幸运的，而这一切正是父亲所赐啊。

几十年来，就算他人格分裂，情感却一直健康。他认得亲人，善待亲人以及一切同类；一辈子从来不去恶意恶言对待任何一个人。无论是病了还是醒了，除了发病是混淆了时代，错乱了张冠李戴，其他世间一切忠厚、正义、朴真、仁善，都能从父亲偶然脱口而出的诗词、“古经”和待人接物的神态、行为里自然流露。

父亲从来都没恶言恶语对待我们，从来都是厚道温良地看着我们，从来没间断为他的孩子操心，甚至比正常人还操心！操心到正常人都难以理解、可以忽略不去理会的程度！比如，看到我们伤害小动物。父亲会一本正经地喝道：咄！“扫地恐伤蝼蚁命”，不要伤害它的性命！小时候，我到邻居家玩，玩伴的哥哥从南京当兵回来，带来一支玉米造型的钢笔。晚上，我摩挲把玩，爱不释手，不由自主就拿回家来。父亲说：“从小偷针，长大偷天，走，送给人家。”就带着我送回去了。到人家，玩伴说，喜欢就送你吧，我还有；父亲说：“不告而取为偷，无功受碌有愧。”。那年我14岁，初二。正是学好也可以学坏的年龄。

那年，还有一事，出于懵懂好奇，一蒋姓男孩带她堂妹到我家玩。我在院子里，玩什么忘记了；结果，那男孩在屋里把小女孩生殖器弄出血了。小女孩正是队长家的。后来才知道，队长原是造反派小头子。事发我家，人家又是堂兄妹，家长就找上门来。我记得，当时，我辩解说，不是我弄的。母亲柳条抽我，父亲连忙拉走我，说，走，有错，改了就不犯错了；没错，赔礼也不吃亏。记得父亲没有打骂，带我登门赔礼。此事，至少给我教训有三个：绝不能交往那些不正派的人；你和是非在一起，就不会清白；再难为情，只要理亏心就亏，就要赔礼，人家错是人家的，我不能错。

吃饭时， 父亲犯病了，会沉思，有时嘴歪起来，叹气，吹气，不停地叹气，吹气；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他清醒时候，吃饭时间，父亲总和母亲讲些故事，笑话，还有比方让人家的孩子来说事，给我们听。记忆中“餐桌教育”最多的是：“人穷志不穷”“人心要实，火心要空”“穷瞒不得，丑遮不得”“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从小偷针，长大偷天”“忍事饶人不为痴” “吃亏就是占便宜”等等。在那个政治宗教化、狂热化、勒紧裤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巴油稀饭巴油饼”的艰苦岁月和灰暗童年里，这些零星的启蒙语录，积淀成为滋养我们成长的精神营养，后来逐步形成了我们的观念和作风。坚守节操，诚实做人，与人为善，与世无争，问心无愧，自然乐天。

父亲，被那个病态的世界和病态的人整出精神变态，在他眼里，这世界一定是乱七八糟的，是非颠倒的；胡言乱语了一辈子，连自己身体都不能主宰，精神痛苦地分裂着。但是，对于子女的疼爱和教育，对于人世法则和真理的坚持，却没有因为自己的精神病变而扭曲，我们兄妹在这样的家庭中走出来，居然比当时很多正常富贵的家庭子女，拥有了更健康、正常和高贵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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