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浩波｜论当代先锋诗歌

沈浩波

论当代先锋诗歌——说清楚口语诗运动、下半身写作和新世纪诗典

◎沈浩波

一、下半身诗歌运动与中国诗歌的互联网时代

有学者指出，“盘峰论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催生了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批中国年轻诗人的出场。说的正是我和我的同仁们在2000年所发起的“下半身诗歌运动”。

从1998年到2000年，我在大学毕业前后，陆续结识了一批年轻的天才诗人，他们与我年龄相近，志趣相投，蔑视权威，生机勃勃，等待着一次出场的机会。2000年5月，《下半身》诗歌杂志创刊，又正赶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群年轻的“下半身”诗人聚集于诗人南人创办的“诗江湖”BBS上，通过互联网的快速传播，激进的诗学主张，与以往诗人完全不一样的诗歌写作，在中国诗歌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场名为“下半身诗歌运动”的先锋诗歌潮流向中国诗歌界的所有壁垒和角落发起了冲击，并形成了巨大的争议。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的代表诗人伊沙发表文章《我寻求加入下半身》，8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的代表人物杨黎与何小竹在“诗江湖”BBS联名发表公开信，声称这是“一群天才集体冲上街头”，而更多的诗人和批评家则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的愤怒和无法接受，甚至发出了“诗歌死了”的哀鸣。“盘峰论争”所撕开的秩序裂口被“下半身诗歌”进一步冲击，互联网加速了这种主流秩序的倒塌。沈浩波、尹丽川、朵渔、巫昂、南人、李红旗、盛兴、马非、朱剑等《下半身》杂志的创刊同仁，和在2001年、2002年在《下半身》杂志第二期和“诗江湖”论坛上陆续亮相的“下半身”同仁如轩辕轼轲、李师江、阿斐、春树、水晶珠链等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诗人们成为新世纪前几年中国先锋诗歌的主角。这些年轻的诗人带来的争议、刺激和狂欢般的带有强烈荷尔蒙味道的青春写作氛围，是1989年以来仅见的一道诗歌风景，也由此拉开了中国当代诗歌在互联网时代的帷幕。

“下半身”这个命名来自我和朵渔、李红旗的讨论中，朵渔的一次脱口而出，我和李红旗反复琢磨后，觉得这个词组正好包含了我们想表达各种诗歌美学和诗歌精神的意图。这个词组其实是由两个核心单词组成，“下”和“身”，“下”是指“形而下”、“向下”，“身”是指“身体”。

“下”，从诗意的实现美学的角度说，指的是通过具体的现实、事物和人性来承载诗意和精神，通过“形而下”来抵达“形而上”，而不是从空洞地从“形而上”到“形而上”。这一美学主张，是对90年代后口语诗学所强调的“在场”和“及物”的进一步强调，也是对传统的浪漫主义诗歌通过抒情，通过“诗言志”来承载诗意的进一步否定。抒情、言志作为传统的浪漫主义诗歌方式，早已因其空洞、矫情和虚伪而被现代主义文学质疑，但在农业文明根基深厚，社会主义文学阴影浓重的中国，仍然大行其道；亦是对早期中国现代主义中，通过象征和隐喻来构成诗意的一种定。“下”，意味着一种更直接的诗意，直接面对具体的现实、事物、和人性；甚至也是对现代主义在书面语系统中通过意象来承载诗意的一种否定，通过意象来承载和实现诗意依然显得过于间接，不够直接，“下”所强调的不是意象，而是实像、事像、物像和基于人性的心像，是具象中最直接的部分。通过具体的直接的“形而下”来抵达诗意的“形而上”，从而使诗意和精神变得真实、具体、准确、结实、可被把握。

“下”从诗歌精神上来说，试图体现一种“向下”的精神，这是对诸如崇高、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道德体系、权威、精英秩序等一切高高在上的“庞然大物”的反抗，也是对诗歌中“人性”价值的确认，以及对“真实”的确认。诗歌需要神性，但神性应该包含在人性之中，神性不应该凌驾于人性之上，真实的人性构成最真实的诗意，真实大于一切虚伪的情感。对“人性”的揭示，对“人性”题材的挖掘，其背后包含的世界观正是对“人性”的尊重。对“人性”这一题材的大规模书写，以及直接、真实的写作风格，是“下半身”诗歌对于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重要开创和贡献。

“身”是指“身体”，伊沙在90年代率先在诗歌领域提出了“身体感”这一概念，后来于坚试图对这个概念加以文化性的阐释，反而南辕北辙。“身体感”的提出，正是对各种文化诗学概念化诗学的反抗，它更强调一种原初的力量，原创的力量，带有强烈的本能感。对“身体”的强调亦是对“形而下”强调的一种更直观的，更性感的表达，亦是代表着对“形而上”的各种庞然大物的反抗。“下半身诗歌”试图将“身体感”的强调，融化入他们对“人性”主题的开掘，融化入他们直接、真实和充满青春荷尔蒙气息的诗歌文本中。可以自己夸自己一下的话，在对“人性”题材的开掘方向上，在真实、直接的诗歌表达力方面，我是中国当代诗人中做得最好的。

另外，“身”还包含着对生命力和生命意志的强调，而“下半身”诗人，也确实重新将被第三代诗人中“莽汉”诗群们曾经激发过，又被他们自己掷若敝屣的带有强烈生命意志的诗学自觉地重新实现了。后来有评论家认为“下半身诗歌”是对“莽汉”诗派的承继，这个论调当然不对。但就对生命意志诗学的开掘而言，在这个美学的局部，确实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

“下半身”这个词组，虽然初衷是由“形而下”、“向下”以及“身体感”这样的美学概念构成，但当我和朵渔、李红旗选择了“下半身”这个完整的词组，这个词组在保守的、禁欲的，被农业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学萦绕的世纪初中国文学秩序中，体现出了巨大的“挑衅性”。我们其实意识到了这个词组所包含的挑衅姿态，也意识到了这个词组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争议，我们对此感到兴奋。当这群急于冲上中国当代诗歌现场的年轻诗人找到了“下半身”这个挑衅意味浓烈的命名时，就意味着传统的诗歌美学将在互联网时代遭遇最大的冲决，而“下半身诗人”群体也将因此遭遇各种围剿和被污名化的诽谤。“下半身”这个命名的确认，也诱惑着这群年轻的，充满荷尔蒙气息的诗人，在撕开中国当代诗歌的“人性”题材区域的同时，也一把撕开了“性”这个对于上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的“道德禁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初的中国，“性”作为一种题材和文学内容，在小说里的存在完全可以被中国人接受，唯独在诗歌中很难被接受，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过于悠久和伟大的诗歌传统的国家，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等同于宗教，他们甚至难以接受任何对“唯美”诗意的挑战，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的发展之路一直艰难曲折地存在于“地下”和“民间”，诗歌界本身和官方诗歌体系以及学院文学体系好不容易才被迫接受了口语诗的挑战，“性”成为所有人捍卫中国诗歌道德尊严的最后一块禁区。当“下半身”诗人一不小心地以某种凶猛的挑衅意味十足的姿态大规模地闯过这片禁区后，构成的贡献在于，从此，中国当代诗歌在题材上再无禁区，现在更年轻的中国诗人涉及“性”题材的诗歌已经被司空见惯；而“下半身诗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进一步将“下半身诗歌”推向了极端的被污名化，直到今天，官方文学体系和学院文学体系提起“下半身诗歌”仍然充满愤怒。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下半身诗歌群体”中的任何一个诗人单独出现时，都被视为是新世纪重要的诗人，但“下半身诗歌”作为一个诗歌流派，至今仍在遭受诽谤和排斥。

如上文所揭示的，发生在世纪初（2000年到2004年）的这场“下半身诗歌运动”，其美学追求和文学世界观可被具体描述为：以生命意志为基础，以自由和反抗为根本价值观，以一种更直接和真实的口语语言和文学态度，在现实、事物和人性的基础上构建诗意，反对构建在任何“庞然大物”基础上的诗歌写作方式，无视基于道德禁忌的题材禁区，在“人性”这一文学主题上进行深刻挖掘。

“下半身诗歌运动”的兴起，是建立在盘峰论争后，90年代建立起来的学院诗歌铁幕被推倒，新世纪的中国诗歌呼唤新的声音和新的活力，互联网时代正在来临，诗歌发表的门槛被互联网取消，传统的秩序和标准不再有效，年轻的70后和80后诗人纷纷涌现的全新氛围上。这样的氛围与“下半身诗歌群体”所展现出来的新鲜、刺激和激进正好互相匹配。但必须更客观地看到，“下半身诗歌运动”仍然是80年代以来，以口语化为基本标志的，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发展的成果。“下半身诗歌”无论从其诗人同仁的构成，还是从他们的诗歌作品所展现的美学特点，都至少包含着这样几个方面的积累：

一是对90年代后口语诗歌成就的汲取和承继，特别是对后口语写作对在场感、及物感和身体感的强调。

二是对80年代中国早期口语诗歌运动中，建立在口语语感基础上的语言诗意的承继，并在此基础上更为凸显个人语言的生命气质。

三是对第三代诗歌运动以来，中国地下先锋诗歌的精神底色——反文化、反崇高的反抗式先锋价值观的承继。

四是对早期莽汉派诗人的荷尔蒙式生命意志诗学的重新挖掘和彰显。

五是明显吸收了西方摇滚音乐直到朋克音乐以及更多当代艺术领域的营养。这让“下半身诗歌”拥有了某种迥异于过去中国诗歌的艺术气质和当代都市气质。

事实上，中国当代先锋诗歌一直有着明显的发展线索，从第三代的80年代，到伊沙在90年代继续扛起先锋诗歌的旗帜，放大并深入了萌芽自第三代的先锋价值观，再到“下半身诗歌”在新世纪再次树立的先锋形象，这是一条完整的脉络，是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衍进的主线。

“下半身诗歌”既是一个完整的流派，亦是由写作特点完全不同的一群诗人组成。比较完整并典型地地体现了以上所说的美学特征和世界观的，是沈浩波和尹丽川，以及在更晚的时间成长起来的出生于80年代的诗人春树，这三位诗人在“下半身诗歌”群体中具有更强烈的先锋意志；与尹丽川一起成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最重要女诗人的巫昂，则为这种写作风格增加了幽深和神秘的女性感，甚至是某种黑暗、深沉的部分；南人则为这种风格注入了更多的戏谑、幽默和某种荒诞、快乐的因素；朵渔在下半身诗歌运动中，扮演着更为沉稳的角色，他在语言上保留了口语的直接，又增添进书面语的典雅，他并不是一个坚决的“下半身主义”者，但“下半身诗歌”的美学追求为他的写作注入了足够的生命强度，他后来更多地成为了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盛兴和李红旗拥有天才般的诗歌感觉和气质，尤其是在语言诗学的层面，“下半身诗歌”的基因令他们的诗歌比80年代的口语先驱们拥有更结实的身体感；马非和朱剑是伊沙在90年代倡导之“后口语”诗歌美学的坚定拥护者，也因此是“下半身诗歌”群体中在“口语”这一语言方式上浸淫最深的诗人，成为后口语诗歌在新世纪的发扬光大者；轩辕轼轲创造了一种奇特的诗歌景观，他的诗歌核心建立在两种超强的能力上，一是超强的狂欢式的语言繁殖能力，这令他的诗歌往往像一辆失控的火车，二是奇崛的超现实主义想象力，他这一部分的诗歌则更像一架精致的飞行器，他是新世纪中国当代诗歌中特点最鲜明的诗人之一。

尤其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诗人南人，他不仅仅是“下半身诗歌运动”的核心创建者和重要诗人，更为中国诗歌的互联网时代提供了长达十年的舞台——“诗江湖”BBS。南人创建了这个BBS，我和南人共同主持这个BBS。在新世纪头十年，“诗江湖”就是中国先锋诗歌最重要的现场，几乎所有重要的诗歌事件都发生于此，几乎所有重要的先锋诗歌流派和诗人都曾经活跃于此。最初，“诗江湖”更像是“下半身诗歌运动”的互联网诗歌阵地，但在“盘峰论争”在2000年和2001年尚在继续的情况下，盘峰论争中“民间立场”一方的重要诗人也都将“诗江湖”作为他们在互联网时代发表诗歌和言论的阵地，尤其是于坚、伊沙、徐江、侯马、杨黎、何小竹、谢有顺等，他们与沈浩波、尹丽川、朵渔、巫昂等出生于70年代的诗人，以及更多的，正在涌现的出生于80年代的诗人一起，活跃在这个论坛。直到2001年，我和韩东在“诗江湖”论坛发生了一场意外的争吵，40多位知名的诗人和作家都被卷进这场争吵，第三代诗歌中“他们”诗派和“非非”诗派的元老们（除了于坚）都站在了韩东那一边，而下半身诗歌的同仁们和90年代后口语写作的核心诗人如伊沙、侯马等则站在了我这一边，双方足足吵了7天7夜，最后完全变成了公开的骂街。这也是互联网时代BBS的一个特点，大家在同一个广场上，拥挤而嘈杂，距离太近容易擦枪走火，诗人又是热爱吵架的好斗动物，这种吵吵闹闹在“诗江湖”BBS几乎贯穿了整整十年。正是由于这场争吵，韩东离开了“诗江湖”，带领除了于坚之外的“他们”诗派的重要成员创办了“他们”BBS，杨黎、何小竹、竖、乌青等则创办了“橡皮”BBS。从此，诗江湖论坛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孵化器，很多诗人带着自己的诗学理念来到诗江湖论坛，在这里找到更多志趣相投的诗人，形成了某种更为独立和强烈的声音，然后再创建一个完全忠实于自身诗歌理念的个人性或群体性的BBS，比如伊沙和黄海创办的“唐”BBS，武汉诗人张执浩和小引创办的“或者”BBS ；90年代出现的一位重要的语言实验诗人余怒创办的“不解”BBS；徐江所创办的“葵”BBS，广西诗人刘春创办的“扬子鳄”BBS；宋晓贤和阿斐等诗人在广州创办的“白诗歌”BBS;年轻的80后诗人们也希望拥有自己的舞台，西安的一群大学生诗人创建了“解放”BBS，这个群体中后来涌现了后口语的重要诗人西毒何殇和艾蒿；中国北方的一群年轻诗人创建“秦”BBS,其中的两位女诗人旋覆和鬼鬼，在80后一代中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但“诗江湖”因为更像一个热闹的广场，也继续成为这些不同诗歌群落和不同诗人共同的舞台。

杨黎、何小竹、吉木狼格等第三代时期“非非”诗派的代表诗人，正是在这个BBS时代，形成了他们在新世纪的重要诗学理念——“废话诗学”，并在更年轻的70后年轻诗人中，找到了这一诗学理念的完美继承者和实践者，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竖和乌青。他们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废话诗歌”。“废话诗派”将80年代“非非诗派”的核心理念直接与“语言”，并且仅仅与“语言”挂钩，并进一步彻底化和极端化。杨黎试图建立一种“语言乌托邦”式的诗学，即在诗歌中取消一切价值和意义，仅仅用“语言”本身构成诗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取消语言的及物性，不主张语言具备明确的所指，这几乎构成了“语言的玄学”。杨黎们的“废话主义”与“后口语诗歌”和“下半身写作”一样，都建立在口语的基础上，但废话的不及物和无所指，与“后口语诗歌”及“下半身写作”所强调的及物性、身体性以及生命意志诗学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在新世纪的头5年，“废话诗派”是唯一能够与“下半身诗歌”争夺年轻人的诗歌流派。一度，在诗江湖BBS上，新涌现的年轻诗人们要不就是“下半身诗歌”的拥趸，要不就是“废话诗派”的信徒。

2004年上半年，我的第一本个人诗集《心藏大恶》公开出版。这一年，“下半身诗歌”的影响力达到高峰，沈浩波、尹丽川和盛兴已经开始频繁受邀出访欧洲。《心藏大恶》作为“下半身诗歌群体”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个人诗集，本来该是这个诗歌流派形成更广泛公众影响力的一个开始，不料高峰就是结局，“下半身诗歌运动”竟因为这部诗集的出版而终止。(此处暂空95字）2004年夏天，我经由香港，去往东南亚和挪威，直到2004年年底才得以回国。“下半身诗歌运动”就此宣告结束，尹丽川和李红旗在其后变成了电影导演，朵渔的写作开始转向立足于知识分子道德感的“圣徒”式诗歌，巫昂、轩辕轼轲和盛兴或短或长的停笔不写，若干年后才先后复出诗坛。

“下半身诗歌运动”作为一种年轻先锋诗人的群体性集结，到2004年结束，但作为一种美学追求和先锋精神，却持续不断地推向深远。正如最早研究“下半身诗歌运动”的海外汉学家，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柯雷在一次访谈中所说，“我并不认为下半身写作退潮了，如果从更大的格局来看的话。虽然这个群体不再是以下半身为旗帜的定义明晰的运动，但它从2000年开始的汹涌势头仍然意义重大。”

一方面，“下半身诗歌运动”所代表的以自由、开放、反抗为特征的先锋精神和生命意志美学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先锋诗歌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其掀起的争议以及“向下”的诗学主张，仍然在中国诗歌的互联网江湖发酵。一些新的诗歌流派打出了“崇低”、“更下”的旗号，比如“低诗歌”和“垃圾派”，试图用比“下半身诗歌”更激进的姿态，更好勇斗狠的道德挑衅和更庞大的写作人群来获得在当代诗歌中的位置。这股风潮一直延续到2010年左右，在互联网的各种诗歌BBS上，充斥着这种类似于“排泄”式的诗歌写作。当“向下”变成了一种“垃圾崇拜”，“反崇高”变成了一种对“低”的崇拜时，诗歌就完全变成了姿态和标签。事实上，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美学立场，诗歌始终是心灵、精神和语言的艺术，如果说先锋意味着自由、反抗和创新的话，传统的本意则是忠实于心灵。当姿态和观念脱离了心灵，变成姿态崇拜和观念崇拜时，无论什么样的姿态和观念，都会变得和先锋诗人所反对的一切庞然大物一样面目可憎。

南人在创办“诗江湖”BBS时，其1999年的前身是为北师大诗人群体提供的一个网络展示空间，2000年，随着《下半身》杂志的创刊，才打上了鲜明的“下半身”烙印。2005年以后，“诗江湖”BBS不再作为“下半身诗歌运动”的网络基地，但我和南人仍然作为版主主持着这个论坛，伊沙、徐江、侯马等90年代成名“北师大诗群”代表诗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后口语写作”成为“诗江湖”BBS又一鲜明的美学根基。“下半身诗歌运动”所形成的生命意志和身体写作为基础的美学态度，中国学院诗歌体系最大的反对者，自身也同样出身于著名学院的，堪称学院逆子的“北师大诗群”所坚决秉持的“民间立场”，“后口语写作”内在的口语美学探索，伊沙、沈浩波、春树等三代先锋诗人所代表的先锋意志，80后一代更年轻诗人的大面积涌现，共同构成了2005年到2009年诗江湖 BBS的丰富景观。

“下半身写作运动”与萌芽于90年代，并在新世纪得到深入发展的“后口语诗歌”，都可被视为中国当代诗歌中“口语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后口语诗歌”更为专注和凸显于“口语”，对“口语诗歌”本身在语言、技术、口语诗内部的诗意拓展、口语诗歌的纯诗化等方面贡献巨大，如果说在90年代的时候，还只是伊沙、侯马、唐欣、徐江、贾薇、宋晓贤等诗人分别的个性化探索，而被伊沙总结归纳为“后口语诗歌”的话，那么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诗江湖”BBS上，很多年轻的70后80后诗人加入进这个探索的过程，并将在下一个十年抵达口语诗美学的自足与成熟，对此我在下文中还将详细论述；而“下半身诗歌运动”则更多地采用了“口语”这一语言形式，放大了口语诗歌的在精神、心灵和生命意志层面的先锋性，实现了口语诗歌的身体感，但也正因为其首先是精神向度，而不是技术向度的，所以“下半身诗歌运动”并未在口语诗的内在口语技术上着力过多。

“后口语诗歌”和“下半身诗歌运动”在“诗江湖”BBS的各自生长与交汇融合，对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发展和口语诗运动本身，都有着至今远未被厘清的重要价值。其中，伊沙虽然是90年代“后口语诗歌”的首倡与命名者，但他同时也是“身体写作”在中国诗歌中最早的提出者，其在先锋向度和口语向度上的美学探索是全方位的，而沈浩波虽然是“下半身诗歌运动”的倡导者，但同时也是“后口语诗歌”的重要践行者。在“后口语诗歌”之于“口语诗”内部的经典化技术探索方面，我以为侯马有卓越的成就，并将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越发体现出其口语诗技术领袖的风采。

2008年，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中国早期口语诗歌领袖之一，同时也是盘峰论争中“民间立场”一方重要诗人于坚，因为沈浩波在一篇文章中对他的不点名批评，以及伊沙在一首诗中对他参加中国最权威的官方文学组织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一场“文学代表大会”中的表现进行了嘲讽，在诗江湖论坛愤怒地宣布与伊沙、沈浩波绝交。这几乎意味着，盘峰论争所形成的三代口语诗人的结盟至此彻底断裂，新世纪的中国诗歌的口语运动与草创于80年代的早期口语诗歌（亦被称为“前口语诗歌”）渐行渐远，而几位第三代时期重要的早期口语诗领袖，在他们从90年代到新世纪的诗歌写作中，口语精神也确实越来越弱，李亚伟转向了某种依赖修辞的语言写作，韩东的语言越来越具备书面语的典雅特点，诗歌中的抒情因素和知识分子特质不断增强，于坚更是在新世纪越来越走向口语诗和先锋派的反面，变成了诗歌中的东方文化主义者，试图以民族主义的东方文化概念来图解诗歌。

“诗江湖”的10年，创造了一种自由、开放、狂欢、喧哗的诗歌气氛，这既是一种精神的开放以及自由意志的成长，也是民刊时代的“地下”精神、“民间”立场在互联网时代的延续，同时也为下文中我将要提到的，在新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口语诗歌走向成熟提供了一切准备，一大批出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年轻口语诗人将诗江湖作为诗艺磨炼的练兵场，他们中的佼佼者将在不久的将来站到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前沿，成为新世纪的重要诗人。正因为如此，“诗江湖”BBS几乎就是新世纪头10年中国网络诗歌的代名词，几乎所有的诗人、诗歌研究者和文化现象研究者都在持续地观看着“诗江湖”上诗人们生机勃勃的表演，当然也包括他们所展示出来的令人不适的荷尔蒙、攻击性、争吵、脏话、污言秽语、战斗、绝交。“诗江湖”是一个广场，以前中国诗歌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广场，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了。这一时期以“诗江湖”诗人为代表的中国“地下”、“民间”、“先锋”诗人们，几乎将官方诗歌体系和学院诗歌体系的影响力削弱殆尽。

发端于新世纪的互联网诗歌现场都成为了中国先锋诗歌最生机勃勃的现场，也是最混乱和嘈杂的现场。很多新的优秀诗人都涌现于新世纪的头10年，出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诗人在这10年中崛起于中国诗坛。除了上面提到的诗人们，还有两位出生于70年代的诗人在这个10年里体现了他们的重要性——山东诗人宇向和辽宁诗人刘川。宇向与尹丽川、巫昂一起，成为新世纪头10年最重要的三位女诗人，她写作于这10年的诗歌，敏感、细腻、锐利，同样具有强烈的身体性；刘川则塑造了一种非常鲜明的诗歌风格，戏谑、幽默、尖锐、夸张、奇异，具备辨识度很高的文本先锋性。此外姚风、欧阳昱、唐欣、祁国、李伟、君儿、马海轶、独化、吕约、琳子、花枪（现改名为蔡根谈）、篱笆（又名江南篱笆）、老德、张羞、谭克修、莫小邪、东岳、魏风华、方闲海、魔头贝贝、管党生、巫女琴丝、鲁布革、金轲等诗人也都或短或长的在这10年的互联网诗歌现场中体现过重要性或写出过标志意义的作品。尤其是出生于50年代姚风、欧阳昱和出生于60年代初的唐欣，这几位晚熟的诗人在互联网时代体现出了远远超过他们同龄人的惊人的创造力，他们在这个10年为自己成为汉语里的最重要的诗人做好了一切准备，唐欣的《北京组诗》是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的重要收获。

二、口语的成熟与“新世纪诗典”

科技的发展、媒体的革新，对文学尤其是诗歌传播方式有重要的影响。谁都没有想到，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诗歌这一相对于主流社会来讲显得过于边缘的文体，在手机的自媒体上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关注和欢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阅读和写作诗歌，社交媒体中的诗歌自媒体多如雨后春笋。而原先的基于PC端的BBS早就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而越发边缘化，再加上政府对BBS越来越严厉的管制，禁止被使用的关键词多得可以编成一本词典，大约在2009、2010年，包括诗江湖在内的各种BBS陆续宣告消亡。在新崛起的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上，诗歌的交流同样便捷，并且不像BBS时代那样具有嘈杂喧闹的广场特性。BBS在其后期越来越成为肇事者的天堂，而很多性格内敛的诗人则在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声管道。同样，在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被地下诗歌民刊和学院体系双重挤压，已经显得边缘化的官方主流诗歌刊物，也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得新的生命力，迎合了很多互联网时代的读者。诗人商震担任中国官方最权威的诗歌杂志《诗刊》的执行主编后，在移动互联网端创建的《诗刊》新媒体平台，拥有了数十万读者。无论是口语派的先锋诗歌阵营，还是学院派的修辞学写作体系，亦或是以泛抒情写作为主要特征的新世纪官方诗歌体系，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都各得其所。从盘峰论争一直蔓延到新世纪前10年的，充满硝烟的争论与驳难，似乎暂时告一段落。

2011年，伊沙收到网易微博主编，诗人欧亚（也是早期“下半身诗歌运动”的参与者）的邀请，在网易微博开设“新世纪诗典”栏目，每天向公众推荐一首中文现代诗。第一首被推荐的诗歌就是我的《玛丽的爱情》，在读者中间引发了很大的讨论。“新世纪诗典”从此成为中国先锋诗歌的最具品牌力和号召力的媒体和先锋诗歌发布平台。截止我写完本文的今天，“新世纪诗典”已经存在和发展了6年，每天推荐发表一首中文现代诗歌佳作，共推荐了786位诗人创作的2107首诗歌，蔚为大观。很多重要的诗人崛起或成熟于这个平台。新世纪重要的女性诗人如宋雨、西娃、图雅，年轻一代的诗人如苇欢、苏不归、吴雨伦、里所、闫永敏、莫渡、左右、宋壮壮、易小倩均直接崛起于这个平台，很多诗江湖时代崭露头角但并不成熟的诗人，也在这个平台上展现出了他们越来越成熟的写作和在新世纪诗歌中的重要性，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君儿、起子、西毒何殇、三个A、马海轶、唐果、梅花驿、艾蒿、东岳、李异、邢昊、还非、王有尾、了乏、李勋阳、韩敬源、唐突等。2011年，我成为《新世纪诗典》纸质书的出版者，每年出版一本，目前已经出版了5本。

如果说以“诗江湖”为代表的BBS 时代，诗人的出场和崛起不仅仅要借助自身的文本，还需要借助强烈的个性、姿态和在喧嚣广场上雄辩的言说能力的话。“新世纪诗典”每日推荐发布一首诗的方式，则令关注这个平台的诗人和读者得以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更多地关注于诗歌文本本身，这与中国当代诗歌走向语言成熟和文本内部成熟的发展态势正好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世纪诗典”所营造的这种细读文本的氛围，促进并展现了汉语诗歌的这种成熟。

由于“新世纪诗典”的主持人，诗人伊沙本人是中国当代口语先锋诗歌的最重要的写作实践和理论推广者，因此“新世纪诗典”当然首先成为了当代口语先锋诗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诗人聚集的平台。伊沙在主持“新世纪诗典”这一专注于优秀诗歌文本推荐、展示与交流的互联网平台之外，还与和他一起生活在西安的几位重要的口语诗人秦巴子、朱剑、黄海、西毒何殇、王有尾、艾蒿等创办了以线下诗歌活动和交流为主体的“长安诗歌节”，长安诗歌节一方面有其建立城市诗歌生态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其同仁都是重视口语技术的口语诗人，也进一步推进了“新世纪诗典”在当代中国口语诗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围绕“长安诗歌节”所形成的西安口语诗人群体，围绕徐江所创办的《葵》同仁民刊所形成的天津口语诗人群体，以轩辕轼轲、东岳、了乏、张侗、铁心、天狼、岳上风等为代表的山东口语诗人群体，以三个A等为代表的广西口语诗人群体等，均体现了强劲的口语文本创造力和构建着活跃的地域诗歌生态。

至此，从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口语诗运动的王小龙、韩东、于坚、丁当、杨黎、何小竹、李亚伟、阿吾；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口语写作的代表诗人伊沙、徐江、侯马、唐欣、贾薇、宋晓贤、李伟；到新世纪头10年以“下半身诗歌运动”为标志的，以“身体感”和“生命诗意”为特征的一群先锋诗人，如沈浩波、尹丽川、巫昂、宇向、盛兴、南人、轩辕轼轲、祁国、马非、朱剑、李红旗、刘川、蔡根谈（花枪）、篱笆、方闲海、阿斐、春树、旋覆、莫小邪等诗人；再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新世纪诗典”为平台，以伊沙首倡的“事实的诗意”和徐江进一步极端倡导的“现代诗精神”为理论基础，新一代的口语诗人开始崛起和成熟，其中的佼佼者如西毒何殇、三个A、起子、苏不归、摆丢、艾蒿、东岳、闫永敏、莫渡、苇欢、李异、张侗、岳上风等；当然也应包括，新世纪以来，一直至今，杨黎、何小竹、吉木狼格、竖、乌青等所倡导的“废话诗歌”，四代口语诗人，近40年的写作探索，这场中国诗歌史上最重大的美学革命正在结出丰硕的成果。

完全可以这么说，这场诗歌的口语革命，令古典文学结束，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后的中国，终于拥有了这个民族自己的现代诗歌语言。2017年被中国学术界定义为“中国新诗百年”，那么，自胡适出版《尝试集》以来的这100年中，中国诗歌最大的成就就是拥有了根植于这个民族生命底部，根植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诗歌语言，现代汉语诗歌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语言！40年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今天中国诗歌的口语成就也许仅仅意味着某种开始。

在新世纪近20年的口语运动中，尤其是进入第二个10年的下半场之后，当代中国口语诗歌越来越呈现出内在的丰富与诗人之间的个性差异。一些重要的美学建树和收获值得被清晰指出：

1、口语作为中国诗歌先锋派的标志，在一些重要的口语诗人身上，这种先锋性被继续彰显和发展。伊沙、沈浩波、欧阳昱、轩辕轼轲、刘川、春树、苇欢、蔡根谈等诗人是口语先锋派里的急先锋，他们身上的先锋气质，不仅仅来自语言，更来自开放无羁的写作精神。他们是中国最敢写的一群诗人，精神开放，无所畏惧，敢于冒险。

2、后口语写作以来，部分口语诗人在口语诗的经典化方面做出了重要探索。侯马、唐欣、秦巴子、朱剑、马非、李伟、起子、西毒何殇、三个A、艾蒿等诗人在这个向度上均提供了标志性文本。尤其是侯马和唐欣，在口语语言、口语技术和口语内部心灵诗意的开拓等向度上提供了大量优秀文本，令现代口语是具备了“探幽入微”的内在文本力量，能在生命的无声处写出雷鸣，能将最平淡的诗意凸显出令人叫绝的微妙，是口语技术运用和口语诗意建立的大师。而后起诗人中的起子、西毒何殇、艾蒿等，亦开始为当代口语诗歌的经典化，提供了不少标准化样本。

3、伊沙对于“事实的诗意”的概括和命名，令“后口语诗歌”对于“具体”和“及物”的强调变得更加清晰。如果说“口语”是一种语言选择的话，那么“事实的诗意”这一理论的提出，则为当代口语诗歌提供了一具重要的“身体”。自古以来，诗人的努力，就是用“象”来实现“抽象”，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中的“意象派”，就受惠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象美学。“事实的诗意”的提出，在诗人们所不断强调的“意象”、“形象”、“物象”之外，又多了一个“事象”。现代诗歌的诗意凝着物将不仅仅在于“意象”，“事象”比“意象”有更充分的“具象”特点，并能包含“物象”与“形象”。理论的提出，只是诗人创作之余的经验总结，伊沙本人穷尽一切题材，穷尽写作可能的口语诗创作，其巨大的吞吐、容纳和消化能力，构成中国当代口语诗运动中的一道奇观。

4、而沈浩波对于人性诗意和生命诗意的强调和探索则带有强烈的精神和心灵指向，为“下半身诗歌运动”所强调的“形而下”的具体感和生命力彰显的“身体感”注入了形而上的精神、立场、态度和心灵，或许可以被认为是建立在“具象”基础上的“心象”。徐江的某种抽象式的心灵书写和在现代文明语境中的驳难、直陈、对话、反抗式写作，亦具备某种带有标高意味的精神力量。侯马的写作，大量建立在人性和文明的基础上，但更倾向于微妙的心灵洞察。“下半身诗歌运动”的另一位干将轩辕轼轲，则用一种即兴色彩浓烈的，带有很大语言表演性质的形式主义书写令诗坛侧目，但其表面的形式主义却又挡不住内在的强烈生命意志，因此轩辕轼轲依然属于那种生命意志强烈的精神性诗人。刘川与祁国，则是两位荒诞色彩浓烈的个性化诗人，只不过前者的荒诞建立在奇异的想象与对当下现实的对抗、讽刺、反对的基础上，带有明显的精神感，而后者的荒诞，则更多建立在通往某种更虚无的生命体验上，心灵感更强。无论如何，当代中国口语诗歌建立在“具象”、“事象”的基础上，又被灌注入强烈的精神、立场、态度和心灵，一部分诗歌通往更经典化的口语技术主义，另一部分诗歌则更强烈地彰显着个人意志和生命体验。所有这些，构成了当代口语诗歌的成熟和丰富。重要的口语诗人们，不断为这场漫长的口语诗运动提供着新的经验、活力和可能。

5、随着当代中国口语诗歌的进一步成熟，口语诗歌具备了《诗经》以来，中国诗歌所能具备的最大的题材处理能力。没有任何题材、任何事、任何物，任何念头想法、任何洞察判断不能入诗，没有不能实现的诗意，没有不包含诗意的瞬间。开放和自由是需要能力的，在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史上，中国诗人第一次具备了这么强大的题材吞吐和处理能力。当中国诗人意识到，活着的每一个瞬间都拥有诗意的时候，并且进一步认识到，生命与生活本身，就是诗意诞生的最有效载体的时候，生命的过程，就是诗的过程的时候，诗歌写作就变成了诗人的日常。每天都在写作，每个瞬间都可能感受到生命和生活赐予的诗歌。诗人们并且进一步意识到，诗人的生命质量与诗歌写作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生命质量越高，生命中的诗意含金量就越高，而写作能力和意识的提升，反过来又令自己的生命感觉变得更丰富敏感，从而更有质感。在这个意义上，沈浩波说，“诗歌令我成为更好的人”和“向命要诗”；伊沙说，“诗歌是活出来的”；西毒何殇说，“口语是一种世界观”。这几句话在中国当代诗人中流传广泛。

6、口语诗歌的成熟，又令汉语诗歌的主流命题，从现代性转向当代性。口语诗歌更能容纳当代都市的现场经验，更能容纳诗人即时的生命体验，令当代汉语诗歌具备了成为中国诗人生存现场、心灵现场和生命现场的可能性。而这种当代社会的生存现场感，以及独属于当代人的现场生命感受，构成了汉语诗歌的当代性。那些无法承载当代性的诗歌，相形之下，就显得传统和陈旧。

7、口语诗的成熟和普及，使得自古以来形成的，令中国诗歌掌握在少数文化精英手中的贵族化语言失效。无论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士大夫语言系统，还是现代以来的学院书面语系统，语言本身即为诗歌设置了一个“语文”的门槛。而鲜活、生动的，来自火热现实生活现场的，社会各阶层使用最广泛的，描述范围最广泛的日常口语则往往被视为“粗鄙”。口语诗歌运动则认为，日常口语是一种最活跃的语言，诗歌的高贵与粗鄙应取决于诗人的心灵，而决不是按照社会阶层来设置门槛。打破了社会阶层门槛的当代口语诗歌，令诗歌从少数“语文”精英的垄断中走向了某种诗歌的民主。诗人本来就应该是跨越一切社会阶层的存在，决定一个人从社会人群中脱颖而出成为诗人的，应该首先是“心灵”，而不是教科书系统所塑造的书面语“语文”能力。新世纪以来，很多优秀的诗人从社会各阶层涌现，几乎所有的社会职业中都在不断诞生新的优秀诗人；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还是乡镇和偏远的农村，都在涌现新的优秀诗人。他们用新鲜生动的口语，贴着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写诗。他们几乎写出了一部完整的当代中国“心灵史”，如果将这些诗歌编辑成一本《中国诗篇》的话，人们会惊讶地看到——整个中国的心跳。来自各个阶层、各个地域、各个年龄，击穿生活的现场，直达人生的底座、洞悉人性的幽微。

以上，足以完备地阐释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口语革命的意义，拥有了语言，获得了身体，注入了灵魂，呈现了个性，可以处理一切题材，能令万事万物入诗。古典格律诗歌结束，自由体新诗诞生以来的100年，各种流派和运动层出不穷，但实际上，口语诗歌运动才是真正具备了美学发生、美学奠基、美学发展、美学成熟的美学革命全过程，同时具备了语言、身体、灵魂三要素的，带有某种民族启蒙意义的，现代诗范围内的最重要美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