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黑林徽因了，她的天赋惊艳了那个时代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建筑学家、诗人和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主要设计者，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领导小组成员。
知乎搜索林徽因，最先弹出来的话题是什么？
是讨论林徽因的文学作品？还是评价她在建筑领域的成就？都不是。
最先冒出来的，是这个话题。
“讨厌”、“恶心”、1.5万关注、将近1500万浏览，堂堂民国才女，被大众关注最多的，不是才华，而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她。
接着往下滑动页面，可以看到似乎有不少人将林徽因扣上“渣女”的帽子。
底下的话题，是各种与之相关的“玩转民国男神”、“林徽因真的是绿茶吗”、“林徽因是绿茶的鼻祖么”等等，原来“渣女”、“绿茶”才是大众黑林徽因的两个重点。
网友这样黑林徽因，无非就是紧抓着林徽因与金岳霖、梁思成、徐志摩之间的故事不放，以吃瓜群众的心态，津津乐道民国女神与民国诸大才子之间的恩怨情仇罢了。
就好像提到萧红，大众最乐意谈论的，不是她的文学才华，而是她那被一个接一个男人抛弃的令人唏嘘的一生。
今天，我们不谈林徽因的感情生活，我们就来看看这位才女在建筑理论方面的成就。林徽因的第一篇建筑理论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不仅在事实上影响了梁思成结构理性主义建筑思想的形成，而且也被后来的建筑史家誉为整个“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奠基”之作。
那么，这篇文章所体现出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关于这一点，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李军教授在专著《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中作出了解答：林徽因的天性与艺术趣味、艺术史对她的启发，以及来自徐志摩的影响，都与她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想之形成密切相关。
一、林徽因的天性与艺术趣味
在诗歌方面。林徽因于1931年开始，在徐志摩的影响下发表新诗。在某种意义上，林的诗歌迄今仍然高踞新月派诗歌的榜首。
1934年，胡适的学生徐芳就指出，以徐志摩、林徽因等为代表的诗人诗作，代表了白话“诗歌史上最光灿的时期”，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恰恰在于具有天然、诚挚与内外统一的品质。
在小说方面，林徽因于1934年发表了其平生的第二篇小说《99度中》。这是一篇完全现代主义的小说，可谓中国早期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成就。
在散文方面，1934年9月发表的《窗子以外》具有哲理性散文的实质。林徽因犹如一位哲学家，着手讨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在戏剧方面，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林徽因发表了她唯一的戏剧作品《梅真和他们》的前三幕。作为林徽因的戏剧处女作，《梅真和他们》一剧的叙事却显示出了戏剧大师曹禺般的从容不迫和雍然大度。
最后，我们再返回到她的建筑设计。1935年北京大学的女生宿舍由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设计，在梁、林合作的这一作品中，无疑留下了林徽因亲手设计的鲜明痕迹。该建筑被近现代建筑史家认为是中国早期现代主义建筑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
林徽因夫妇 摄于东北大学
林徽因天性纯真、清澈、内外统一；她的心智模式是现象学式的，强调主体先天的感知框架在见证世界与世界之真时具有构成作用；她的艺术趣味则倾向于现代主义。这一切均与其结构理性主义的建筑思想相符合。
二、艺术史对她的建筑思想启发
林徽因的结构理性主义建筑思想之形成，除了要考虑其性格和艺术趣味的原因之外，更应该从其所在的专业语境方面去探寻。
1927年6月，戴着学士帽的林徽因
林徽因对于中国建筑本质之认识，可能正是得益于从维奥莱—勒—杜克到现代主义、功能主义的结构理性主义建筑美学观。
但在林徽因那里，结构理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与中国传统建筑迥然有别的西方建筑美学观，更是一种借以看待自己文化传统的方法和眼光。
那么，林徽因如何能够从中国传统建筑中发现结构理性主义的原则，并因此建构起关于中国建筑史的基本叙事模式呢？
我们有必要关注两个事实。第一，在林徽因之前，大部分外国建筑史家在谈论中国建筑时，都没有注意到中国建筑的结构理性主义特征。
其次，在林徽因做出这一发现之前，尚未开始进行中国建筑实地考察。这意味着，对于中国建筑史发展演变规律的把握，很可能是观念先行的产物。那么，这种观念又何因何本呢？
能够同时满足以上两项条件——对中国建筑提出了结构理性主义的看法，同时又对林徽因产生实际影响的只有一个人选：瑞典艺术史家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这就使我们对于建筑史问题的追踪，转移到了艺术史领域。
瑞典艺术史家喜龙仁
1929年，喜龙仁于伦敦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国早期艺术史》，其第四卷恰恰是“建筑”；喜龙仁是把中国建筑当作中国艺术史问题的一部分来处理的。
喜龙仁于伦敦出版的四卷本《中国早期艺术史》第四卷“建筑”
喜龙仁的其他著作，尤其是四卷本的皇皇巨著《中国雕塑》（1925），林徽因非常熟悉。喜龙仁不仅在书中设置了专章来讨论中国建筑的历史演化，而且这种讨论是完全按照结构理性主义的方法展开的。
在喜龙仁正如在日后的林徽因那里，所谓的“中国古代（指唐宋或辽）的建筑艺术”与“明代建筑”，及其处理斗拱等结构的不同技术方法，通过对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关键词的具体使用，在形成戏剧性对比的前提下，蕴含了一种鲜明的结构理性主义的历史意识。
1937年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测绘唐代经幢
三、和徐志摩的经历启发了她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契机，促使林徽因借助西方的结构理性主义建筑美学观来理解中国传统建筑呢？
1930—1932年间，林徽因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当属她在徐志摩的影响之下，变成了一位新月派诗人，而新月派自始至终的灵魂人物都是徐志摩。
徐志摩
据说，“新月”之名得于著名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1903），而1924年泰戈尔受梁启超和林长民（林徽因之父）之邀访华，徐志摩、林徽因与之朝夕相伴，成为新月派早期史上最为光彩照人的一页。
泰戈尔、徐志摩与林徽因“岁寒三友”图
这幅图堪称新月派诗歌命运的象征图谱，其中，新月派的精神之父泰戈尔位居中央，其灵魂人物徐志摩和后期代表诗人林徽因分居左右，形成新月派诗歌神圣血统的“三位一体”。
当然，照片中的林徽因当时尚非诗人，徐志摩亦诗龄尚浅，但是，二者之间的历史命运已经因为中间的老诗人（作为诗神）而注定联系在一起。
徐志摩之所以成为诗人是因为失恋，是因为当年（1921年）追求林徽因没有成功；然而，林徽因之所以成为诗人，也是因为徐志摩十年之后再次追求林的刺激——换句话说，他们的精神和诗相互生成。
然而，1931年底发生了一场空难，与其说是一场自然的空难，毋宁更是一场诗歌暨艺术的罹难。为了践行一个事先的约定，参加一场由林徽因主讲的中国建筑艺术的讲座，徐志摩搭乘飞机从上海赶赴北平，不幸的是，飞机中途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坠毁，一代新月派诗人从此烟消云散。
位于海宁市西山公园内的徐志摩之墓
如此美妙、如此融洽的一段诗歌酬唱的佳话，就这样被一场不期而至的事故所中断，对于林徽因来说，情何以堪！
1935年，林徽因写第二篇悼念徐志摩的文章（《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的同一年，在一篇《钟绿》的小说中，她写到了被叙事女主人公（“我”）称为“记忆中第一个美人”的女人钟绿。
钟绿是位美国人，一位艺术家，也是“我”所见过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我”与钟绿仅有一次近距离的交往，“我”邀请钟绿到中国来坐帆船，但一语成谶，钟绿有一天竟然真的死在一条帆船上。
钟绿的形象显然混杂着徐志摩笔下所描绘的、为他二人都热爱的英国小说家曼殊斐儿（Katharine Mansfield）的形象。
曼殊斐儿
在伦敦，徐志摩曾经跟曼殊斐儿有一面之缘；而且，生活中的曼殊斐儿与小说人物钟绿一样早死。但在这篇小说里，钟绿死在一条帆船上的情节，却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四年前死于飞机失事的徐志摩。
在《悼志摩》中，林徽因写到了几乎同样的宿命感：
所谓“诗意的信仰”，即相信个人与宇宙间有着某种命定的联系或者逻辑；但这种逻辑是诗性的，也就是说，它只有通过诗意的想象，通过敏锐善感的灵魂才发挥作用。而徐志摩和钟绿的命运证明，他们正是供奉在这种诗性真理的祭坛上的最美丽的祭品。
徐志摩的诗碑，安放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诗碑上刻着《再别康桥》里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诗。
因而，根据这种“诗意的信仰”，也就是说，根据诗性的逻辑，我们才得以确定，林徽因笔下的钟绿正是对徐志摩的隐喻。
最后，除了上述诗性的隐喻，我们注意到，同样的诗性逻辑还可进一步以物化的形态表露出来。在某处，林徽因谈到了徐志摩对于建筑的态度：
林徽因在此强烈地暗示着：既然诗人可以从一朵花里看到整个世界，那么，又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他，从某个“古建的残址”或“一块石刻”，看到那个时代完整的艺术呢？
1937年，林徽因测绘陕西耀县药王庙
维奥莱—勒—杜克的结构理性主义相信，中世纪建筑是一个理性的演绎系统，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某个残址的一角而复原整幢建筑。
与之相似，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林徽因采取了与恋物的诗人完全相同的方式：她请梁思成从失事处捡回一片木质的飞机残骸，挂在卧室中，与自己朝夕相伴；在这里，飞机的残骸具有与佛陀的舍利一样的意义，它们是对人格和真理的直接显现。
几个月后，林徽因写成了中国现代的第一篇建筑理论论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这篇文章可以被看作是林徽因在徐志摩出事那天所做的关于建筑艺术的讲座的某种文字版，但无疑却是大大地加以扩展和深化之后的版本。
在这篇文章中，林徽因系统地表述了她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理性主义的看法，尤其注意到了建筑结构与人格的关系。
当以上所有联系在一起时，我们会发现，一种诗性的逻辑犹如一条红线，导致林徽因把建筑和人格相提并论，进而在中国建筑的结构中看到了人格的袒露。也是根据这种诗性的逻辑，林徽因形成了关于中国建筑的结构理性主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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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芮 黄泓
观点资料参考：
《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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