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宗”引发的悖论

■张捷（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在中国书画的历史长河中，一个人能够被大家进行广泛研究，往往是他在理论上有非常独到的思想。

董其昌从1555年至1636年活了82岁，他35岁进入仕途，官至南京礼部尚书，那是二品官，非常了不得。在他82岁的生涯当中，为官18年，却有27年左右的时间在归隐，这对他后半生的作用极大。无论从书画实践、理论体系还是鉴赏领域来看，董其昌都是一个非常有野心、有抱负的人，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我想董其昌之所以有这样的艺术成就，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既定时期，即晚明的社会环境与他的朋友圈的交往；第二是他在文人画中加入了“以禅喻画”的思想体系，实际上跟他“观物”与“体象”中的人文自觉有关系，因为董其昌是在人文思想上非常自觉的人；第三个可能就是“南北宗”论的价值、影响及其悖论。大家知道“南北宗”论是以禅喻画，褒南贬北，认为北宗靠渐修，南宗靠顿悟。但是这种思想在我们今天的中国书画教学当中，实际上是存在悖论的。董其昌当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书法具有“颜骨赵姿”的特点，既有颜真卿的风骨又有赵孟頫的秀美，与邢侗、米万钟、张瑞图并称为“晚明四家”。实际上他的理论体系带来了今天“以柔克刚”的观念，问题是我们贬北以后，很多学生可能会流于“柔”的弊端，如果不能真正地从骨子里、从气骨上理解这种理论的话，很容易把北宗那种刚强的一面削弱。其实我们一直在呼吁一种“新古典主义”精神，能够“以元人之笔墨，运宋人之丘壑”，并致力于将它生发为我们教学当中所具有的开阔视野。但董其昌的理论体系往往会把“阴柔”的一面放大，而消解了刚强一脉的东西。董其昌的绘画体系，从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这样一脉下来，通过他的理论与实践的合一性走到今天。所以通过对董其昌书画实践的梳理、整合和出版，让我们能够看到董其昌作品相对完整的全貌，这就为教学提供了一个重新认知的机会。

实际上董其昌的影响力往往体现在他的思想体系上。除了理论，他的传世作品也非常丰富。除了刚刚列举的三个原因，我觉得董其昌的地位之高还有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因为他是明光宗的老师，他对此也是很自豪的，例如他在一些书法上会钤一方白文印“知制诰日讲官”。

董其昌早年的入仕，晚年的归隐，实际上他有两种心性。王阳明的“心学”对董其昌思想体系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他求内而不求外，这样一些思想就是导致他很多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原因，比如说他谈到“丘壑内营”问题，这个就是“心象”，就是观物方式的一种改变。我们说观物有三种方式：第一是“以物观物”，这个是本相实对的；第二是“以眼观物”，所谓的饱游饫看；第三是“以心观物”，那是一种游目骋怀的态度。董其昌可能就是以一种“以心观物”的方式来看世界的，但是他看世界又不是说把这个世界给剥离的，他拟古但又不落窠臼，能够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他还是要对自然去观望的这种态度。他的绘画中既带有深刻性，又带有文人书卷气。所以说，在中国绘画史上也好，书法史上也好，鉴藏史上也好，董其昌都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