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德新║曲折的读书路与我的写作历程
家庭是我第一个学校
我在家庭和家乡文化的孕育下，萌发了写作兴趣。
我出生在梅县松源镇，生父姓王退休前是一间大学的教师曾任学校教务处主任。我生活在文化之乡梅县松口古镇，养父姓梁退休前是个小学教师曾任镇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在1977年以前的极左路线影响的社会年代里，因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复杂而影响了我家庭成员们的生活。生父因我祖父是个归国华侨小商人，在建国前后家中培养了几位大学生，因为家庭成份高而影响子女们的工作。养父解放前他曾跟随本村人县长梁国才在县政府做职员，因为历史关系而影响他的工作。
我在小学阶段，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先后在生父、养父、外婆家的三间小学读书。
有关我父母离婚的事，父母各有话题。母亲只有小学文化，父亲读了大学后外祖母动员母亲离婚，原由是父亲读了大学后地位变了，人心也会变。后母是松源镇人，她小我生父10岁。1953年之前我父亲在小学任教时后母是我父亲的学生。1958年她在广州中专毕业后与我父亲结婚。父亲日后对到谈及他与母亲离婚的事，另有说法。
我8岁起在松口生活。那时母亲改嫁松口后在家务农。母亲人长得漂亮，人缘好，是个劳动能手村里的女强人，曾任生产队长。养父是个小学教师。养父与前妻离婚后两个女儿跟随养父生活，母亲与养父还生了一个儿子。全家六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我童年时的生活是缺衣少食，在那粮食缺乏的年代我们兄妹们挤在一张床睡觉，因争吃而吵架是常事。我姐姐还要背着弟弟到学校读书。那时母亲偏爱我，我常去外婆家。
我外祖母家住桃尧镇，她的大女儿在印尼经商，外祖母的经济来源靠大女儿。因为外祖母的家庭经济条件好，她经常接济我家。我先后在外祖母家住过3年，还在当地的桃尧中心小学读书。我年幼时受到外祖母的关爱，至今我还怀念她。
养父的家乡仙口村是个崇文重教人才辈出的客家山村。我祖父建国前他在家乡仙口村建了一个小果园。他是个人缘极好又尊重文人的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因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有部分文化人士沦落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经常有村里的“落难文人”在我家里聊天。这些“落难文人”阅历广，文化素质高。他们坐在一起时都会讲述他们以往的经历，南洋及国内的风土人情及他们的所见所闻，有的人还会讲他们年轻时的恋爱经历及婚姻罗曼史。童年时代的我，静心聆听这些老前辈们讲的故事，有些故事比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还精彩，日后我有些文章的内容都是取材于这些文人口中所述的故事。
我10岁那年，春节期间亲友给我5角钱压岁钱，我买了《杨金花夺帅印》《空中英雄》两本连环画。从那时起我开始收藏图书有一个小书橱，有些书是自己在假日时挑煤炭和砍柴卖挣钱买的，有些书是人家送的。我小学毕业那年，藏书达100本。
我的写作兴趣源自于写家信。我读三年级时开始与亲友通信。我祖父王汉良是个归国华侨，解放前曾在家乡松源圩开过一间“仁爱堂”药材店，他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非常怜惜聪明好学的我。我每次写信给祖父都有回信，有时还会在信内夹钱给我。我姑姑王桂兰是蕉岭中学的生物教师，我也常写信给姑姑。姑姑回信时，会把我写的信修改后再寄回给我。因亲友们鼓励我写信，我对写作产生兴趣。为了要把信写好，我认真钻研写信技巧。
小学五年级时我就能写出叙事清楚、语句通顺、文笔流畅，约千字的家信。读小学6年级时，因为作文好，班主任梁章荣老师培养我为学习委员。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回忆
我读初中时正值读书无用论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学校的教学秩序不正常。我在家乡附近的石泉坝中学读初中，该校由1958年创办至1991年合并到梅东中学，因诸多原因学校曾三次办高中，三次更换校名。
文物古迹属“四旧，发狂的红卫兵们把图书馆和私人藏的旧书，名人字画搜出来烧，寺庙神像被烧，村中祠堂的祖公像、功名匾被烧。我的家乡是个人文荟萃的客家山村，近百年间正式考上大学的达百人，这些人中有大学校长、教授、工程师、省级作家、省级书法家、市县级干部，其中当教师的人最多，红卫兵在这些“臭知识分子”家中搜出一万多本被喻为“毒品”书。搜出的书堆放在村中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开批判会的那天在操场上当众烧掉。那时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有个时髦的词汇是“革命行动”。
9月中旬，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学生和中学生参加红卫兵组织，开始大串连。10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上北京串连的红卫兵。
我的姐姐在另一间中学读书，她是学校第一批上北京的红卫兵，他们回校后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她送我一枚毛泽东像章。在那时胸前能有一枚毛泽东像章挂的人是极少，我佩上毛泽东像章的那天，众多的人用羡慕的眼光投向我的胸前，使我怪不好意思，甚至有人出高价买我的像章。
大串联的回忆
1966年11月，全国大学生和中学生进入大串连高潮，在今天来说是“公款旅游”。我们这些农村“乡巴佬”们可顺此机会到大城市开眼界。
那时我们同级的10个同学凑合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举推一个姓黄的班干部任队长。学校出了一张盖上校印证明。11月20日，我们从家乡松口出发，到汕头市串连时间10天。回家时我们路经潮州坐小火轮回到了家乡松口。那时我带回一只猫，一套矿石收音机零件。这段经历我曾写文章《文化大革命大串联的回忆》发表在2005年的《梅州作家》。
12月25日，我与乙班的副班长梁厚盛到梅县城的东教场红卫兵接待站领处出串连补助款。那时报名到远地的井冈山的串连费是15元，广州是13元，汕头是8元，还有30至50斤全国稂票。那时我们只要示出学生证和学校的介绍信，在梅县城的红卫兵接待站可安排到附近单位食宿，因为那时路经梅县城的外地红卫兵众多，我们安排住在城郊周溪村一位生产队长家里吃住3天。那时因到梅县城的东教场领串连费的学生众多，依时间顺序我们要10天后才能领到串连费。刚好我们听到消息，松口镇的交通路增设一个红卫兵接待站。我们身上的钱已花光，我与梁厚盛在第5天的早上由梅城步行下松口。我们在下松口的路上行至金盘桥时我看到我们乙班的班主任梁宗昌老师，梁宗昌老师停下车与我打招呼，他还招呼一个骑自行车的青年人停车，我坐梁宗昌老师的自行车后座，梁厚盛坐青年人的自行车，行至竹洋下车。那天我们步行至松口行程约50公里，我晚上7时才回到家中。第2天我们到松口镇交通路的红卫兵接待站排队领串连补助款，那时也有很多中学生排队领串连补助款，4天后上级有指示红卫兵接待站撤消，我们交给接待站的证件也消失。我们问了几次证件的事，最后连工作人员都见不到。
罢课闹革命期间，我在家看书和劳动
在罢课闹革命期间，我有一年多的时间是呆在家里。
那时农村的学生与我一样，从小就学会劳动，靠勤工俭学读书，利用假日做工挣钱用。1967年，我的生活可谓是“半工半读”。我两天上山砍柴一次，墟日卖一担柴。当时我才17岁，人长得高，身体瘦，体重约90斤。好在三年的粮食困难时期已过，那时虽然油肉缺乏，饭还是吃得饱的。我上山砍柴能够挑80斤，卖一担柴约8角钱。挑一担80斤的木碳约6角钱。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有个顺口流。“中学生进行三线活动。有的人进行路线斗争，忙于写大字报和大辩论；女同学学织毛线（织羊毛衣）；有的人玩无线电（玩矿石收音机）。当时的中学生兴起了安装“矿石收音机”和“半导体收音机”热潮。我也是个赶潮流的人，我去汕市头串连时，倾尽平时积蓄买了一套“矿石收音机”零件回家。矿石收音机是由矿石、线圈、可变电容器（调台用），耳机，天线（用铁丝安在室外的屋顶上）组成。这种收音机声音小如同现在的电话声音，只供一人听。后来我学安装半导体来复式四管收音机，这种收音机有由30多个零件组成，声音可供一个房间的人听。矿石收音机看了说明书后可以自己能安装，安装半导体收音机可要请教物理教师了。我用卖柴、挑木炭攒下的40元钱买零件，安了一架半导体来复式四管收音机。乡亲们好奇地挤在我房子听我安的收音机。虽然这种低质量的收音机噪音大音质差，当时在千人的村庄收音机才几台，乡亲们听后赞不绝口地夸奖我。
我养父是个教师，我玩收音机得到他的支持。他说：学文科难成才不现实，学懂数理化走遍天下，男人要有一技之长，日后谋生容易。天生我才必有用，此话日后成为现实。日后我这个半桶水的电工还混过饭来吃。
我十天八天去一次学校看动向，听马路新闻。当时谣言多，传闻各地武斗的事。
1967年7月，武汉发生激烈的武斗，传闻死人很多。我养父有两个弟弟大学毕业，一个弟弟中专毕业。我家的二叔在武汉大学任教（二叔后为教授，他退休前是武汉大学的一个学院院长）。我祖父、祖母听后茶饭不思，每天挂念儿子的安危。我养父出谋略，发出电报“父病危速回”，二叔向领导请假，4天后他回到家中。他回到家看到祖父身体健康，才知电报的“奥秘”。二叔回家后有时住在家中，有时住在我养父学校里。他有时和我一起到河中摸“石螺”。在那食品稀缺的年代“石螺”是菜也可作粮食充饥。两个月后形势比较平静后，二叔才返回武汉。
在文化大革命罢课闹革命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中看书，我看了约300本书，其中有一部分是禁书。这些禁书有的是我家乡学校图书室搜出来的，有的是从那些书香门弟人家中搜出来的。我和几个要好同学斗着胆做了”家贼”，从一万多本书中选了数百本，暗中偷回家中，偷偷地认真阅读品味。我博览群书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看得最多的书是中外名著和人物传记。我还似懂非懂地阅读了《百科全书》《嘉应州志》《梁姓族谱》及佛学、玄学、风水学等书。甚至大学的中文、历史教科书，我都囫囵吞枣走马看花地瞧了一遍。那时农村还没电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是当时最佳的精神享受。我有时也会做“作家梦”。我心血来潮时奋笔疾书，看一本书写一篇读书笔记，仿名作家的文体学写随笔散文。我写得最多的是流水帐体的日记。自已的作品自己欣赏不给人看，生怕人家讥笑。后来家里人发现了我“闭门造车的秘密”后。
老三届的中学生提前毕业
1968年春天，由于坏人乘机捣乱，各地红卫兵武斗逐步升级，死人很多，人心惶惶。当时大家关心的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是什么？运动将来如何收场？
夏天我出门到离家80里的隆文镇庐溪村做工2个月，工种是为我舅舅挑松香，工资是每天1元。在当时大学本科毕业的中学教师工资是56元，小学民办教师的工资是20元。我一个月能挣到约30元的工资，感到很知足。
7月中央下达停止武斗学生复课，狠狠打击捣乱社会秩序坏分子的命令。全国实行军管，城镇学校由工人阶级管理，工人宣传队进驻了学校。农村学校由贫下中农管理，即由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管理本村小学。
9月上旬，我接到学校通知学生回学校复课。9月中旬石泉坝中学造反派的几个坏头头和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被揪斗，这些人称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牛鬼蛇神”。
10月中旬，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初中、高中生提前毕业。那时有13％的初中毕业生可升高中，读高中的条件是要家庭成分好根正苗红的人，还要经过当地生产大队干部推荐的人才可读高中。我因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而被拒之学校门外。
我养父1968年秋因历史问题而被红卫兵揪斗，撤去了镇中心小学教导主任。原由是他1942年曾在惠阳县县政府任职员，那时本村人梁国才在在惠阳县任县长。
那时我与姐姐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妹妹读正好上初中，弟弟读小学。1970年姐姐出嫁到桃尧镇。1975年妹妹出嫁松口镇附近。
家里人看到我还迷恋读书，但又无能为力，亲友们都因我失学而惋惜。有时我挑柴到松口街卖，曾在路上看到自己初中的同班同学背着书包到松口中学读高中，我只好埋怨自己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复杂的家庭，而断送了自己的读书路。
我心里想，今后一辈子都会在农村做“下等农民”了，低落的情绪笼罩着我的思绪。我白天在农田里跟随农民们劳作，只有墟天才可到松口街卖柴。娱乐是晚上我在煤油灯下看与人借来的书。
我从学校出来到社会上谋生至1980年冬的12年里。我当过农民、村制糖厂工人、生产队粮食加工厂工人、学修电器，曾两次在福建等地流浪打工（即当今的“农民工”）。有2年时间自学高中课程参与考大学。我在“社会大学”的课堂里，不但学会了谋生技艺，还学会了怎样做人。下面是我12年间的生活历程。
我在“社会大学”里学谋生技能
1968年10月，我离开学校后步入社会。为了谋求生存，我在“社会大学”里学习谋生技能。
1969年夏秋期间，我曾在离家乡20公里远的隆文镇坑美村为我舅舅等人到山上收松香、挑松香时间半年。松香挑到离住地约10公里的隆文镇松香收购站。我挑松香到收购站要路经隆文中学，那时高中不出公社隆文中学办了高中，有几次我遇到了在隆文中学读高中亲戚，他与我同龄是高中生、我是个苦力工，为此我感到自卑。
有时我路经隆文中学门口时，我会看学校的书报栏，这也是一种精神享受。9月，我自己安装的半导体四管来复式收音机被人盗走，我们曾向地方的治保主任报警，因证据不足而无下落。那时我们几个人住的是用树枝茅草搭的茅草房不安全，生活用具被盗是常事。舅舅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老高中生，曾读大学一年因学校生活艰苦而出来谋职业，当时割松香是一门收入高的工种每月可得100多元，相当那时两个中学教师的工资。他也是个聪明人，那样好赚钱就学那种手艺，年老时学他会看风水，这与他的文化素质有关。我与他相处半年发现他会看风水相理等书，我对这类知识不感兴趣，我无书看时也会看这些书。当时我们四人住在一起，我有空时煮菜饭。那时我的误乐是听收音机、吹口琴。姓张的工友自制一把二胡，我曾学拉二胡，因无兴趣技艺没进长。
我有三件事至今还记忆忧新。我把做工的钱17元买了2只铝皮水桶，至今还存在老家放杂物的房间里。用6元钱向坑美村姓罗的老乡买了一只进口德国铜质闹钟，闹钟有自弹琴功能。我把闹钟装拆数次而懂得机械时钟的原理。冬天我在松口中学的体育场学会了骑自行车，那时在修自行车的店里租用自行车1个小时2角钱。我在姓张的同事（后来他是我姐姐的丈夫）帮助下4个小时学会了骑自行车。
冬天，我曾去丙村镇横石村挑煤炭一个月，回到家半个月后过春节。
修电器自学高中文化
1970年，我在生产队劳动一年，工种是跟着老农民在农田里干话，每天记10分工资约三角钱。有时抽调到村中的第二水电站挑石头、扛石头，工分是15分。因为我曾出门做过工，生产队劳动报酬低，而不安心在生产队劳动。
1971年，我曾在大队糖厂做工。那时我跟一个姓温的师傅学过电工，温师傅是松口公社农机厂的电工，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而清退回家乡劳动改造。他是解放初期的大学生，原是江西赣州市一家工厂的电气工程师，会修理电动机和电子管收音机。我与他有交往，向他学了部分电工知识。
1971年，有一位是我初中的老师李建嵩，他转行到公社农机厂任干部，他毕业于广东教育学院会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我在学校时曾向他学习安装半导体收音机知识。他在农机厂期间他还请我吃午饭，至今我还不会忘记。日后几十年我与他有交往，关系密切。
我因为学修电器与家乡水电站的电工有交往。我经常到松口镇的电器修理店与修理收音机的李平阶、陈福根等人修理电器，看他们修理收音机是一种精神享受，只有我才能领会。
那时，还有一位叫李胜良老师，他是我初中时的老师，他曾读一年大学，因大学生活艰苦而到社会上谋生。他是学医的，不安心本职工作，有时地下行医寻钱改善生活。1971年他转行到镇农机厂。是他介绍我认识姓温的电工师傅。
1972年，我在大队糖厂做工一年。春夏秋期间糖厂没有甘榨煮糖，我们糖厂的工人们管理大队的果园，那时果园种的是沙田柚。
因为诸多原因，我喜欢的知识不被人认可，地方政府也没有招聘到水电站当工人。在国家改革开发后的1980年后，我学到的知识才被社会认可。
因为要看懂电器书刊，我自学了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知识。至今我还能阅看高中的化学书，化学元素周期表的105个化学元素的分子式还知道，高中三年级的《有机化学》知识还不会忘记。
回忆在龙岩做工时与文化人的交住
1973年春，我在梅县城北镇干才水库做工2个月。我是由生产大队的抽派人员，每个生产队两人。我们的工作是在水库工地挑泥沙，报酬是工分加补助。那时有两件事我还有印象。我与姓陈的屋主熟悉，且关系不错，我借他的自行车回家住了一个晚上。有一天工地放假，我借屋主的自行车到梅城的东教场看足球比赛，那时全国足球在梅城举行。晚上和下雨天，我与几个同乡在工地的简陋的宿舍里聊天，有一文化较高口好的同乡梁耿泰会讲故事，至今我还记得他当年讲的故事。
1973年5月，我跟随姐夫在龙岩市白沙镇曾理坑做工。那时的工种是为人挑松香。我把山上的松香收回家后，把松香挑到10公里外的白沙镇松香收购站。那时收购站座落在白沙墟郊区的一栋两层楼房，下层约有12间。有4间属收购站有两间储存松香，当天收购的松香由汽车运到龙岩松香厂。白沙墟内有一间国营饭店，在饭店吃午餐要三两粮票两角钱。这种享受与我这个为人做工的穷苦力无缘。我的松香挑到收购站后，中午自带饭包在收购站吃饭。我中午在收购站休息约2个小时才回住地。收购站有两个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位约40岁姓罗的工作人员是广东大埔县人，因他会讲客家话而有沟通。这栋楼里还住有三个龙岩市的上山下乡的男知青。其中一位姓古的知青，我曾在他房间座叙几次，他是67届的高中生，在农村呆了几年。招工回城市的机遇与他擦肩而过。原由是父亲是资本家而受株连。他是博览群书而消磨时间，房中的书桌上有十多书引人注目，其中有2本大学哲学教科书。他对我说，母亲是中学语文教师喜欢收藏图书。他对哲学有兴趣，曾与我交谈哲学知识，我因知识水平有限，有些术语我听不懂。收购站姓罗同志对姓古的知青印象不好，说他是个书呆子，经常借故有病逃避生产队劳动。日后这位姓古的知青下落如何，我不清楚。
曾理坑是个小山村，当地人讲的是闽南话，此话我只能够听懂一部分，可说听得懂意思不会讲。那时的山村文化信息闭塞，小学只有20个学生，学校有一个约50岁老师，他要教1—3年级的6本书。还有5个是由厦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其中2个是女的。有2个男的是66届的高中毕业生。只一个月的时间，我与老师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混熟了。老师只有初中文化，因我曾安装过半导体收音机略懂高中部分数学、物理知识，还有我博览群书，为此我们交谈投机。晚上或下雨天我会与学校老师和知识青年座叙。
我与知识青年们曾“打斗聚”几次。所谓“打斗聚”是参与的人AA制出钱买食物。知青中有三男一女喜欢看书，他们的书我基本都借来看过。我发现有一位姓黄的知青在他书堆里有几本高中的教科书，这些书中有高中三年级的数学书《解析几何》。我曾好奇问他，这些理科知识对你目前的处境是否有用。他说半年前附近学校要聘他去任附设初中班老师，因为他父亲是资本家，大队干部以家庭成份不好而失去机遇。那时他的情绪低落，把在山村里劳动视为“变相劳改”。1985年，我探听到这个姓黄的知识青年在1978年考上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福州的一间中学任教。
曾理坑的村民热情好客，我姐夫姓张有一门理发手艺，免费为村民理发，为此他的人际关系好。当时我们住在一位姓李的老乡家中，交伙食费给他，食宿在他家，我们与李老乡和睦共处而留下良好印象。因受城市化的影响，原来有200多人的曾理坑，现在土地荒芜，村里人已迁到沿公路的村庄定居或到儿女们的城市住。善良的李老乡也许已去逝，他的儿女们也难于寻找。我还有旧地重游的念头，现在自己老了力不从心，留下文字作纪念吧！
回忆文化人梁兆标
1974年，我在任生产队仓库的保管员，工作是把仓库里的稻谷挑到水泥禾坪里晒干。那时有三个保管员，一个50岁老实的妇人是领导仓库钥匙由他保管，另一个是小于我4岁的男青年梁桂寿，他的父亲是商店退休人员梁兆标。
那时梁兆标约六十多岁是个有背景的文化人，他的岳父是清朝末年举人，民国初年曾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他三十岁时曾在广州中山大学任职员2年。他的妻弟李文祥是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他妻子妹妹的丈夫是中山大学物理系的古文捷教授。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他家中约千本藏书没被村中的被红卫发现有幸保存下来。这些书成为我的精神粮食。我要借看梁兆标的书是有条件的，他要我用报纸与他换书。我的报纸是养父订的。1972年我养父在桃尧镇的小学附中班任语文老师。养父订的是《南方日报》《参考消息》，星期六回家时带回给我看，我看完后与梁兆标换书。在一年的时间里，梁兆标家里的藏书我都基本看完了，有些书我看了几遍。这些书有旧时的报刊杂志，故事书，中外名著等。有些书我看不懂，如高中的理科教科书数学、化学等。这些书是他儿女们中学的教科书，他有一个儿子是日本留学生，退休前是华南农业大学的教授。那时我除了劳动，有空看书，父亲订的报纸每张必看。《新华字典》是工具书，有不懂的字词查阅字典。梁兆标经常与我座叙交谈，有关他的经历我清楚。他曾在中山大学任职员，经常到图书馆看书，做曾是中文系的傍听生。因家庭生活的拖累而没圆大学梦。谈到他的亲戚古文捷、李文祥教授时都讲述了他们的家庭背景。
社会上的“精英人物”是我的老师
1975年，我用1元钱暗中从一个会刻印的人那里买了一张出省搞副业的“证明”。当时我身上只有平时节俭下来的5元钱和10市斤的全国流通粮票，我离开家乡到福建谋生。我曾经在福建的三明、宁化、永安、永定、龙岩等地做了3年苦工。在“社会大学”的大课堂里，我学到了许多知识。因我出身书香门弟，虽然受当时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但客家人崇文尚学的思想对我影响很深。有空余时间我就看书、写日记，有时还会写些文章自娱自乐。
我在做“盲流”的3年里的生活可以说神仙、老虎、狗都做过，倍受人间之冷暖。我遇过贵人也遇过小人。我身无分文时到朋友、亲友家里“打饭皮”。攒了点钱的时候便慷慨地花掉。
那时我们梅县的年轻姑娘有好些人嫁到福建省粮食富足的山村给那里的男人做妻子。年轻的男人因为福建地方人少田多，当地人文化不高，而到那里谋生。有好些梅县的年轻男人被当地女人做丈夫，在妻子家生活养儿育女。
我是因家乡的粮食紧缺，家庭生活环境不好到福建流浪做苦工。那时的要求是只要有工做吃饱饭就满足了。我年纪虽然二十多还没有结婚成家，曾有在福建找个合适女人为妻到她家居住的意向，因为诸多原因没有实现。
有个时期，我跟随朋友在铁道线上做生意。我们从山区农民那里收购笋干、茶叶等山货，装在多层樟木箱里，运到厦门、福州去卖，住在家在城里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家中。我们把货销售后，买上手表等日用品再卖给山民们或换回山货。那时在福州1个樟木箱可卖50元，成本才12元。用箱套箱的办法一次可带3只樟木箱，内箱装茶叶等山货密封保管好。当然也还做过亏本生意。
1976年，我曾在永安县做了半年工。上世纪七十年代因战备需要，福建省永安县开发煤矿、建安砂水电站等工程设施，需要很多劳动力。有一时期，外地来永安县做工的人比本县人还要多。全国各地的“肓流”都来到永安觅食谋生。当时这些出门觅食的人好些都是隐姓埋名，用的证明也是假的。我与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受到他们文化素质和社会阅历的感染，有时他们几个文化高的人凑在一起评论时局、社会、文艺的时候会各自发表高论，我则静静地聆听，听过之后自己反思才知自己墨水喝得不多，才知自己知识肤浅。十年“文革”结束后，这些人都发挥各自的专长，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有的人评上了高等职称，还有的人成了作家。我有个姓李的朋友是厦门市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66届的高材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重点大学，现在他是个论著丰硕的教授。
那时我在永安县曹远公社岩头村“烧乌油”乌油是山上的松支装在铁桶里，用柴火烧铁桶，松支受热后流出松油。松油卖给部队工厂作汽车轮胎的原料。我的工作是把乌油挑到山下的公路旁装在铁桶里，部队工厂会把铁桶里的乌油运到厂里。我在休息的时间里博览群书。附近小学图书室的书我已看了几遍，那些书大部分是连环画。
我因为喜欢看书，而被人讥笑。做工的同事们笑我是个“书呆子”。
我与几个要好的朋友曾到永安城几次，晚上我们住在城里的低档旅店。白天狂街，有一次我在书店买了两本书《红楼梦研究》《反杜林论》。
我看了《红楼梦研究》后知道该书作者曹雪芹的简历和他生活的时代背景，知道了红楼梦这部书的内容博大精深，要读懂这部书需有高深文化知识。
《反杜林论》的作者的恩格斯。因为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师杜林在报刊写文章反对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要恩格斯写一本书反驳杜林的言论。恩格斯高中毕业后，帮助父亲经营工厂而没有读大学。因为哲学是一门深奥的学科，要有自然科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动物等知识才能理解哲学原理。恩格斯自学大学自然科学中的各门学科。《反杜林论》出版后，因书中有杜林抄袭他人论著为据，为此杜林而被柏林大学的哲学系开除教职。后来杜林在一间中学任教。我佩服恩格斯的自学精神。日后恩格斯勤奋好学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有趣的是我在福建做工时，曾为朋友代写过恋爱信，我写的恋爱信成功率高。我把人家提供给我的材料，经精心编写成情意缠绵，诱惑力很强，能够打动姑娘心田的恋爱信。信写好了交给对方收取劳务费，事成之后再收取奖金。因为我的知识被人认可，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写作的兴趣。
我在二十多岁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我写日记不拘格式，把日记保存供日后查找资料有，我还保存下很多亲友信件。
离乡背井到异地它乡谋生，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他在福建的客家地方做工，均受到梁姓宗亲们和客家人的支持帮助。因为我看过地方史志和宗族文化方面的书，每到一个地方做工都会对当地人的语言、风俗、民情进行研究探索。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客家文化产生兴趣。
恢复高考圆了我的读书梦
在我离开学校的9年后的1977年，命运与我梦想同步。我们这些离开学校的社会青年，能够重返学校读书，参加考大学，我是其中一人。
因为受文化大革命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间，学校的学制被改为为五、二、二九年的义务教育，即在九年间读完高中课程。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的中学生，因为文化课被精简，学生劳动时间多，而造成学生的文化素质不高。那时大学招收的学生是各单位推荐免试入学，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素质低下，难于胜任所在单位工作要求。
1977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年，这年的10月政府下达文件，恢复大学招生考试，招生条件是不管家庭出身如何，以学分择优录取，年龄放宽至30岁，中专、大学招生条件以同等学历报考。那些1966年毕业的老高三学生均可参加考试。1977年12月，1978年7月，大学每届录取约30万人，其中有好些是做了父母的老三届的高中生和初中生，有些人终于园了大学梦，他们与年纪才17岁的应届高中生在同一座教室里读完了大学课程。
1977年10月至1979年7月的约两年间，我与同等学历高中肆业报名参加了大学升学考试。当时我家乡的仙溪小学是九年一贯制有高中的学校，校长温国权知道我曲折的求学历程而同情我，批准我报名参加考大学，填学历时是高中肄业，原由是我在学习修电器时自学部分高中教科书，能解高中的数学、物理试题，而受到温国权校长的赏识。这年12月，我参加高考，报考的是理科。1966年至1977年的11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没有毕业的高中生也可以同等学历“高中肄业报试。当时我家乡的松口中学教师利用星期六日和寒暑假为社会青年上课及发送高考复习资料。
那时我在离家乡约2公里生产队的山上割松香，搞副业向生产队交副业款。我在家里自学中学文化知识，星期六日和寒暑假到松口中学听老师授课。
1977年的考试时间是12月25号，参加考试的考生复习课程的时间约80天，大部分考生因为昔日读的书都找不到，我们家乡的松口中学油印了高考复习大纲给我们这些社会青年。这年考试是开卷考试，考生们可带教科书到考场。我也参加了这次考试，结果是落选。
1978年7月，我再次参加高考成绩离大学入围分数线较近。我决心参加下一年的高考，并得到家里人的支持。那时我养父极力支持我。我弟弟1978年高中毕业，1983年在镇水电站工作。弟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高中生，因为那时中学的教材被精简，学生劳动多，其实他没学到文化知识，他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他代替我割松香，把学过的教科书给我用。至今我还不会忘怀养父和弟弟在我人生低谷时期支持我的事业。
那时我报考的是理科，系統地学完了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语文、政治课程。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大部分时间在家学习，星期六、日到松口中学听课。那时松口中学向社会青年开设文化补习课。当时的数学老师黄丁星、谢君维，物理老师黎捷其、王贤芳，化学老师温铁英、古文正、语文老师李集祥、李映明，政治老师刘焕康等，我都听过他的课。
有时我还会专程请教任课老师，如教数学的谢君维老师是复职老师（1980年他调回原单位广西矿冶学院），我经常请教他，他鼓励我努力学习，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这一年是我人生最努力学习的一年，我的学习动机是想通过公平考试上大学读书，可脱离农村的苦难生活。
1979年7月我第三次参加高考落选，原因是试题要求高。
我在这两年中系统地学习了高中各门学科的文化知识。为我后来在教育部门工作奠定了基础。至今我还能够熟记高中各学科的知识，十年前我还能解高中三年级的数学习题，这以我当年刻苦学习有关。
后来我们经过统计，曾经在石泉坝中学毕业的学生，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几年间，考上中专、大专、本科的约40人。有一位姓黄的女同学1973年在石泉坝中学高中毕业，经过自己努力在松口中学读了3年补习班，1980年录取到湖南财经学院本科。
因为我是以打游击的形式学习高中文化知识的。这段曲折的经历我在文章中有记述。年纪小我5岁的梁荣盛先生，他在2009年曾捐款2000元给我出版《松口民俗文化风情》。梁荣盛说，他与我同学有其原由。恢复高考的1978年冬，松口中学为社会青年开设了文化补习班，那时梁荣盛曾与我在同一个教室听老师授课，升大学考试时我们是同一个试室。我只承认梁荣盛属广义的同学。我初中同学黎杰新在2018年春还谈及此事。
知识改变我的命运
知识改变我的命运。1980年秋我做生意失败，但在这年冬天我交了好运，我由一个农村青年成为一个人民教师。
1979年冬至1980年秋，我曾做卖台湾手表和卖木材的生意。我年幼时学会装拆机械时钟，把家中的闹钟进行装拆，懂得一些钟表原理。1979年我国沿海地区兴起卖台湾走私手表，潮汕地区的商人通过松口至潮州的商船，把走私手表拿到松口销售。我们帮助潮州商人把走私手表销售到蕉岭县、福建峰市等地。有时卖手表得不到现款，则换取银圆和木材（杉木）。1980年夏，我在蕉岭县用卖手表的钱换取一批木材销售到潮州，因受人诈骗而把本钱都亏掉了。为此我一时情绪低落。
1980年冬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1980年秋，教育部门有一股顶替风，凡合条件退休的老师或因历次运动处理回乡的教师，可安排一个子女到本单位任职，文化条件合格的任老师，文化程度低的做职员或到工厂做工人。那时我养父离退休年龄还差1岁，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秋，他在解放前曾在县政府做职员，因历史问题而被红卫兵揪斗打伤，他以身体不好为理由而提前退休。
那时弟弟可接我养父的教职。养父提出，我的文化知识比弟弟高，要由我去顶替他的教职。可说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从一个农村青年成了一个人民教师。在我人生的十字路口，养父无私心地把顶替名额给我。我要感恩养父。
我顶替养父的教师职务还有故事。那时要填学历，松口人民公社的民政干部何志孚对我说：“你曾经参加升大学考试，可写高中毕业。我填年龄时，与我的真实年龄小4岁，表上填写1954年生。
那时我们这些农村青年为了能够在政府部门有个稳定的工作，即“吃皇粮”而令人羡慕。我假年龄、假学历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出来在政府部门工作。几年后我妻子才知我假年龄的秘密。
回忆我读师范中专期间的几件事
1980年冬，我安排到教育部门，有了固定的工作，有了发挥自己知识的场所和继续读书的机会。
1981年春，我在桃尧镇凹上小学任教，任四年科任。这年秋天我交了桃花运，在离我家乡约30里的桃尧镇取到了老婆。媒人是姓卢的女教师，她丈夫是中学教师。当时卢老师两个男孩年幼还不到读幼儿园的年龄，卢老师即要教书又要带儿子，丈夫在县城工作，艰苦的生活可想而知。我是外地教师食宿在校，课余时间帮卢老师料理她的儿子，她为我做媒人。也许是缘分只半年时间，9月我结婚成了家。妻子姓钟年龄少我7岁，婚后生有两个儿子。
1981年秋，我曾在桃尧镇大美小学附中班任数学、物理科任。那时我任教的学校数学、物理教师奇缺，学校领导要我教初中二年级的数学、物理，原由是我曾参加考大学，其中数学科的成绩较好，还学过电工懂中学物理知识，是最合适的人选。
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创伤，教育界人才奇缺。政府通过函授、自学考试、脱产进修的途径提高在职教师的学历。
1984年秋我，从梅县教师进修学校（中专）毕业后，在梅县桃尧镇山区小学任教。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有两次读高中的经历，其实我没有高中毕业证书，由1966至1980年毕业的高中、初中生的毕业文凭国家不认可。1980年之后毕业的各级学校的学生，国家才认可他们的毕业文凭。我被认可的文凭是1984年秋梅县教师进修学校（中专）毕业文凭。
我在梅县教师进修学校读书时，数学老师邓伟君（后任梅江区教师进休学校长），他是个无线电爱好者会安电子管收音机与我兴趣相投。那时我因参过加高考，曾系統地学习了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其中数学科较好。我中专毕业后邓伟君老师曾经向校长曾东生建议把我留校工作，曾东生校长曾对我谈及此亊，因诸多原此事没办成。至今我还怀念关心学生重视人才的邓伟君老师。
语文老师梁迪凡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他的语文功底厚，是个受学生尊重的老师。2010年我退休后研究宗族文化撰写《梁氏人文》时曾采访梁迪凡老师，并把采访他的照片收入书中。梁迪凡教书认真负责，当时师范中专的语文教材超出目前高中的语文知识，有部分教材是现在大学语文一年级的知识。
师范中专的语文教材是从基础的小学的拼音、字型结构学起。这些知识对我从事语文教学作用大。我在松南中学工作时，边工作边学习，自学了大学历史和中文的教科书。梁迪凡传授给我的语文知识受益很大。
我在桃源小学任教二、三事
1984秋—1988年秋，我与妻子在桃尧镇桃源小学任教。我任教学科是四年级甲、乙两班的语文。当时学校有学生约400人，教师27人，该校是桃尧镇最大的一间学校，我与妻子是公职老师，那时的教师约有二分之一的人是民办教师。
我在这间学校任教期间有几件事值得记载：
1984年11月，我妻子由民办教师转为公职教师，妻子是桃尧镇人，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曾在家乡任大队会计。1975年秋在桃尧镇任民办教师。她曾参加梅县教师进修学校中师函授班的学习，进修学校由1980年在桃尧、隆文、松源三个镇举办的“中师函授班”，她是首届学员。1984年8月她毕业后参加“中师丞授班”的民办教师转正考试，桃尧镇有2个民办教师经考试合格转为公职老师，她是其中一个。
1985年5月，我参加了成人自学考试，我报考的是文科，系统地复习了高中的文科课程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梅州市教育学院是培养初中教师的大学专科院校，考试成绩好的学员可脱产带职带薪读书2年。有一部分人是函授写习，时间3年，我的成绩属函授写习。读函授班的学员假日要到县城的梅州市教育学院参加面授和考试，用费则是自己出钱。为此我放弃了学习机会。
那时我因会用业余时间为群众修电器可得劳务费。为了应付修收音机、收录机，为此我自学数学、物理知识，还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微积分基础知识，目的是能够了解家用电器原理看董工具书。
1985年9月10日是我国首届教师节，学校为老师分发有纪念品。
1986年寒假，我与妻子儿子到肇庆市见了生父。生父与母亲生了我与弟弟后，1953年读大学，1956年他与母亲离婚。有关父母离婚的事，父母各有话题。我跟随母亲到松口生活。那时弟弟跟随父亲与祖父、祖母生活。弟弟曾在我父亲那里读中学，他成家后生了三个女儿。1953年生父由小学教师考上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那年我才4岁，因为诸原因我一直没见过他，只能与他通信。那时生父在肇庆市教育学院工作，职务是学校的教务处主任。我们在生父家过春节，生父带我到附近旅游。那时大妹妹已出嫁带一个女儿来见我们，二妹已出嫁住广州市，三妹还在读高中。我们返家时，生父还包了3个红包给我们，红包钱是当时我2个月的工资。他送我们上轮船，含泪送别我们。他说了一句真心话，我生母不简单，把我培育为一个教师，要我做好生母的养老送终工作。生父与后母结婚后生四个女儿，有一个女儿2岁时生病夭折。大女儿退休前从事计算机行业在肇庆学院退休，二女儿退休前是广州体育学院副教授，三女儿是肇庆市一间中学的高中地理教师，后母是个中专生退休前是肇庆市教育学院后勤部工作人员。我与过生父见面数次，今年91岁还健在，我常用电话与他联系。
1987年10月，我小儿子在桃源小学出生。当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国家工作人员生两个孩子是受限制，那时夫妻可生二胎，但有条件，我是钻了政策的空子取得准生证。为此，2015年编写《桃源村志》小儿子捐款5000元给村志编写组，我是以梅县区地方志学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桃源村志》的编写工作并得有劳务费。
我的大学“文凭”
1988年秋，我与夫人由县教育局安排到家乡松口镇仼教，妻子安排在新民小学。我先安排在松口镇小学，后来安排到松南中学。
1989年，我曾带职带薪就读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当时的教学形式是大学教授们利用假日到各教学点授课，学科考试与自学考试一样，考试不及格的人可下次再补考。梅州班学生的授课点是梅州市教育学院，有时租用单位或宾馆礼堂大厅做课室，授课时间是寒暑假、星期假日，远地学生租住附近的低档旅店。我们100多个学生来自梅州市各县，学员的年龄差距大，大至三十多岁，小至二十岁，大家都是为读学历而来。有些经济条件好的学校会补车旅费给进修的教师。因考试严格，能够毕业的人不多，可谓宽入严出，据我所知这届学生领取了毕业证书的才二十多人。我读了三年，因有几门学科补考不及格而退学。我退学原因有二：其一是我对有些学科没兴趣如《马克思主义论著选讲》《社会教育学》《现代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读得枯燥无味；其二考试须由松口乘车到梅城，我会晕车，而影响考试效果，至今我还保持当时各学科的考试成绩单、教科书、课堂笔记本和作业本。故日后我在填写学历时是大学肆业。
当时我居住在松口镇，教师的生活是清苦的，维持家庭生活经济来源是工资。为改善生活，上世纪八十代我把照像、维修家用电器修理录音机、黑白电视机为第二职业。妻子做家教，为学生补课。
我在中学教书的二、三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松口地区的中学生人数众多，2003年之前我任教的松南中学曾与梅县第一职业中学联合办校，学生高中一年级在松南中学学文化课，高中二年后在第一职业中学学习专业技术课。那时中学教师缺向小学抽调部分教师到中学任教。
因为我有文章在报刊发表，2000年被安排到中学任教。为了充实自己的知识应付写作和教学。我边工作边学习，自学了大学历史和中文的教科书。
在工作期间。我先后撰写了《浅谈中学生的历史情结教育》《略谈乡土资源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作用》》《模仿也是学习》《文章不厌百回改》《农村小学作文教学探讨》《做与时俱进有“学力”的人》等文章发表在《梅州教育》《梅州社会科学》《海峡教育报》《梅州作家》等报刊。获市、县级奖的文章有6篇，《浅谈转化后进生的对策》入选2002年《全国教育科研论文暨教案选集》并获论文一等奖。
我在松南中学任教期间，学校领导安排我教历史学科兼学校文学社辅导老师。我还到附近中学的文学社讲课，传授写作知识。
教师的假日多，一年累计有5个月的节假日。我的生活圈子是教书、看书、采访、写作、参加有关会议，生活过得充实愉快。
2000年起，我是个用电脑写文章和在网络上投稿的“业余自由撰稿人”。我的社会兼职多，领导关心我减轻我的教学课时，有时同意兼职单位短期借调我。
热心人帮助我写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写作成了我的第二职业。我买了电脑、打印机后，当教师的妻子用电脑帮我打字，有时承包他人的书稿的打字，通过写作改善了我家的生活。
改革开放后，文艺界春光明媚，政府鼓励作家积极创作，文艺刊物逐年增多。为圆“作家梦”，我利用业余时间写文章向报刊投稿。经常练笔对我日后的写作帮助极大，也许是“贵在坚持”的原因，作品终于在报刊上登载。
当今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就业难，他们要找与自已学习的专业接近的工作更难。文学爱好者的文章能够在报刊发表不容易。因为我写是反映客家民俗风情的文章，报刊的客家专栏版面需要这类文章，所以我的文章较容易发表。
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散文《旧时松源河航运》刊载在《梅州日报》，文章以家乡的河为题材描述家乡的历史变迁。小说是《温馨的小屋》，内容是写一个从国营工厂下岗的文科大学生，在深圳通过一支笔谋生成为打工作家、记者、编辑的素材创作而成，文章刊载在《中华客家文学》。
初学写作的人，收到稿酬时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当我收到稿酬汇款后单后马上去邮电局取款，在电话里告诉朋友亲人，那时没有复印机，我把汇款单拍照留念。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篇千字文章在市级刊物发表才30元。我在《家庭》杂志发表约500字文章稿酬是80元，它是当时中国稿酬最高的刊物。
我发表最多的是反映客家民俗的文章，报刊发表后电台再播出，这些文章后来辑编成书。我发表采访人物的文章50多篇，其中采访人物报道《著名的客家学专家冯秀珍》全文1万字，发表在广州客家风情杂志2005年第1期。《客籍美术理论家林文铮》全文一万余字发表在2018年2月《梅州日报》分5次刊载。
我的文章在报刊发表后，认识一些的文化人士人，并得到他们的帮助。
2000年,黄火兴作家和梅县高级中学丘青老师介绍我加入梅州市作家协会。我经常拜访黄火兴作家，他指导我写作，送书给我。在他的引导下，开拓了我的知识视野，提高了写作技能。
2001年，客家学专家菊贤教授介绍我加入了“梅州市客家研究会”。
我出了书，还应邀请出席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原梅州市宣传部副部长胡希张作家、客家学专家世界客属文化名人谢永昌作家介绍我加入广东省作家协会，2009年我被吸收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因为我有文章在大专院校刊物发表，还邀请出席由大专院校主办的客家文化研讨会和华侨文化研讨会。2014年，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聘我为特约研究员。
几年前取消作家终身制后，我省每年能享受政府创作经费，脱产写作的只有五十多人。各级作家协会帮助作家创作、出书，作家出书靠自筹资金。据我所知，梅州的作家队伍中，国家级作家4人，省级作家60多人，市级作家500多人，出了书的约100人。这些出书的作家中约有一半不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都是通过写作兴趣自学成才而进入写书人的行列。
收集资料充实自己的知识
为了充实自己的知识，我收集了部分地方文史资料。
我利用节假日，到松口图书馆、剑英图书馆、嘉应学院图书馆翻阅资料，采访知情老人。我翻阅客家研究资料300多万字，做笔记约100万字。我通过开会和旅游曾到成都市、重庆市、武汉市、西安市、南宁市、北海市、钦州市、广州市、深圳市、中山市、厦门市、龙岩市、湛江市、肇庆市、泉州市、上杭县、武平县、固始县、宁化县等地，我到一个地方就会到书店或旧书摊买书。我把书籍资料分门别类做目录储存在电脑里。
我还是个摄影爱好者。我从事业余摄影30年，收集保存有一批黑白照片、彩色胶卷。各类照片约千幅，我把照片分类镶在相册里。1983年我用120元买了一架120型上海牌黑白照相机。1988年我买了一架国产珠江牌的彩色照相机。2007年我买了一架数码照相机，2013年我用智能手机拍照片。我学照相出自于兴趣爱好。节假日探亲访友，外出旅游，有时带学生春游、秋游的时候，他会带上照相机拍摄照片，作纪念的欣赏用。后来我向报刊发表文章时，把自己实地拍摄的采访照片用在报刊上。
我藏书约万本，报纸数万张。这些书刊分别放在三个地方。我两个儿子的房子各有一间给我放书，甚至大儿子的客厅里还有6个书橱放书。私人图书馆“伊氏书屋”存放书刊约2000本，这些书刊分放在6个书橱。新县城府前路的“客家文化旅游驿站”内有一书橱存放有我的书刊。梅城月亮湾邓一笑文物店存放我的书刊数百本。凡有第2本的书刊，我卖给藏书单位。如嘉应学院地方文献资料室、上杭县中国客家族谱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客家话节目梅州编辑部）。专卖旧书刊的梅州市友益书店曾与我买了客家文化书刊。我卖了约5000元客家文化书刊给嘉应学院地方文献资料室。
我的书刊来源大部分是从废品店、旧书店中买来，有些是文友送的。我在梅城月亮湾李明文物店曾买旧书约二千本。我在各地参加学研讨会时，可不用钱拿到专家学者们著的书和客家社团出版的书刊。2005年我去江西赣州希开会带回书刊约800本，邮寄费用去约100元。
我任梅县政协委员期间的二、三事
1998—2003年，我曾任梅县第10届政协委员。那时全县有政协委员180余人，这些人来自社会各届人士，其中共产党员占40℅。依委员们的专长安排工作，如有华侨关系的安排在华侨委员会，我对地方文史有兴趣安排在“政协文史委员会”。
政协委员是兼职的，一年开会活动数次。我的职责是为政协写提案，为政协刊物《梅县文史资料》写稿。我每年为县政协写提案一份。先后撰写文章《辛亥革命功臣梁文信》《梁杏果事迹》《民国少将梁特风》等文章刊载在《梅县文史资料》。我还为梅州市政协刊物《梅州文史》撰写《国光中学校史简介》《承德楼主五代兴学记述》等文章。
梁杏果是我同村人，清末举人曾任广西兴业县的县长。1966年秋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是红卫兵，村中的红卫兵曾到他家搜查“四旧书”，当时我也在场。历史跟我开玩笑，1999年我已是个文史工作者，《梁杏果事迹》这篇文章由我撰写。
我利用梅县政协文史委员的平台向各报刊投稿。我曾向北京的《团结报》投稿，该报编辑电话与我联系，开始他以为我是个黄埔军校的老军人，原由是我撰写的文章是反映民国年间松口的文史资料，我与编辑讲明我是个中学历史教师对地方文史有研究，编辑才知是误会。此后我曾在北京《团结报》刊载《孙中山与松口》《东路北伐军松口大战记》等约10篇文章。
《家庭》是国内知名杂志，编辑看到我的工作名片是“梅县政协文史委员”以为我是个年老的文化人士，特邀请我参加讨论“老人立遗嘱有利还是有弊”，我的讨论稿被刊物刊出，我还得了稿酬。
撰写文史资料除了引用地方史去资料外，还要实采访当事人的家属。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好些名人后裔，书出版后要送书或邮寄给他们。为了熟悉历史背景看了与人物有关的文史书刊，增长自己的知识。我通过政协委员的平台接触了好些文化人。
我还参加了由政协组织的考察活动。在我任职的5年间，我参加了到福建厦门、中山市孙中山故居、河源市东源县、梅州市平远县、蕉岭县、大埔等地的考察活动。我们到外地考察由当地的政协部门的领导接待并介绍情况，还会提供资料给我们。我的任务是撰写考察报告。
我参加了梅县政协组织到各乡镇的考察。其中到梅南镇一家台湾家属引进外资办农场的调查，我们参观了农场，农场种了很多果树，养有三百多头猪，经济效益好，我曾撰写一份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县对台办公室很重要，领导找我交谈并对报告进行充实修改。
县政协文史科的工作人员与我有交往。2016年撰写《梅县政协志》时，我还参与查核书中的部分资料。2017年秋，梅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写《梅州民俗活动精粹选编》（第21辑），县政协文史科的领导要收集撰写梅县各地有代表性的民俗活动，我还得有调查劳务费，书出后还得有稿酬，还任该书的特约编辑。
专家、教授引导我参加客家研究
引导我步入客家文化研究是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的房学嘉教授。20世纪90年代，我国兴起客家研究热潮。有客家人居住的地方成立了“客家联谊会”，有的大学成立了客家研究所。房学嘉、陈干华教授到松口进行“客家民俗田野调查”，我为客家研究所撰写了约5万字的客家田野调查资料。
1996年，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的房学嘉教授到松口考察客家人文。他要调查华侨之乡仙口村的梁姓渊源，由我做向导。我还陪同他到松口各个村庄调查姓氏文化。他曾住在我家几天，他白天调查，晚上整理调查资料，他严谨治学的精神令人钦佩。他鼓励我参与研究客家文化。我在他的帮助下增长了知识。他还指导我撰写学术论文。1999年10月，我被邀请出席“1999嘉应大学客家学研讨会”，参会论文是《客家民俗扛公王》。
此后的我与陈干华教授有交往。他退休后的2007年创办了《嘉应客家文化》杂志，该刊物发表我的文章数篇。
多年来我与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的专家教授联系密切，客家研究所的刊物《客家研究辑刊》我每期必看还会向刊物投稿。2018年12月《客家研究辑刊》发表了我们的文章《梅县区桃尧镇桃源村人文调查》。
我是通过客家研究认识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的谭元亨教授。
他曾邀请我参加了由客家研究所主办的会议4次。《梅县梁氏渊源与现状》入录谭元亨教授编写的《守护客家文化的尊严》书中。2006年9月，我参加了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举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客家文学研讨会”，我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梅州籍作家张资平的资料为题材，撰写文学评论《论张资平与他的作品》为会议论文。这篇文章先后被《客家文学》《梅州作家》发表。《走近张资平》先后在《梅苑》《今日兴宁》等刊物发表，还在多家网站转载。张资平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著名作家，当时男有张资平，女有张爱玲。他梅县东郊村人，故居“留余堂”离嘉应学院约200米。我采访“留耕堂”的张氏宗亲，取得张资平的殷实资料。因为我是梅县人，发表了研究张资平的文章，文章被人重视。2012年谭元亨、刘克定著的《何日是归年—张资平论稿》书中引用了我的资料，书出后寄有书給我。广东省党校中文系的丘立才教授是梅县西洋镇人，他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在报刊发表评论张资平的人，他对张资平有研究。因为我在报刊发表有评论张资平的文章，丘立才教授曾与我通电话数次，交流张资平在中国文学的贡献问题。
丘菊贤教授辅导我研究客家文化
我有幸在丘菊贤教授的晚年时与他交住，我跟随他编书写书，学到很多知识而受益终身。
目前的大学扩招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有些大学教授带十多个硕士研究生。丘菊贤教授是个论著丰硕是国内著名的客家学专家，依的资历他是可带博士研究生的。但是他退休后回家乡梅州参加编写地方文史书刊。
丘菊贤教授的主要论著是《中华都城要览》《国史自学备要》《汉魏洛阳史话》《客家纵论》《梅州客家研究大观》《梅州客家研究百年纪要》《史志文存》《韩素音研究文集》等15部书。他是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河南大学《史学月刊》出版社领导。1990年他退休后与妻子（河南大学讲师）儿子回家乡梅州市居住。他发挥余热研究地方历史，是《梅州市志》副主编。
20世纪90年代，梅州的客家研究气氛浓厚。1994年12月6日“第12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被喻为“世界客都”的梅州梅州市召开。当时市地方志学会会长黄玉钊等研究地方文化的专家学者是“第12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会议的主要组织人。梅州市客家联谊会办了一个刊物《客家大观园》，该刊是季刊内容是介绍梅州地区的客家人文及国内外客家活动情况。《客家大观园》我每期必看，有时还会向刊物投稿。我有一篇文章《把松口世德堂开发为客家民俗村》刊载在《客家大观园》杂志，这篇文章引起丘菊贤教授的关注，他问松口籍人黄玉钊认识我否。我与黄玉钊曾参加1999年嘉应大学的客家学研讨会，因论文集中有我的文章《旧时口山口村扛公王习俗》，以此为关系，我在1999年冬的一天在黄玉钊的引荐下我见了丘菊贤教授。
初次见面丘菊贤教授的谈话主题是问我松口的客家人文。他对我说：“客家研究需要地方文史为基础，你参加了应大学客家研究所的客家民俗田野调查，对梁氏宗族文化有研究，年轻时曾在福建等地做工熟悉当地民俗风情，又会用电脑写文章，是我最佳的合作伙伴”。他介绍我加入了“梅州市客家研究会”。
我认识丘菊贤教授后，他编书著书时我帮他整理资料和编辑书稿。那时丘菊贤教授不会用电脑写作，我成了他的助手。我先后帮助他整理《梅州客家研究大观》《梅州客家研究百年纪要》《史志文存》《韩素音研究文集》《梅州客家研究述略》《为客家研究鼓与呼》6本。这些书稿由我妻子用电脑打字，书中注明我是该书編辑。我与他合写过几篇文章在报刊发表。他指导我撰写学术论文，使我能多次出席大专院校举办的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我与丘菊贤教授出席了2000年在四川成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发展客家文化优摒发展梅州旅游业—试论将粤东古镇松口开发为“综合旅游区”》入选会议论文集。
2000年10月在丘菊贤教授的引荐下，我参加在梅州市召开的“林风眠李金发百年延辰纪念会”。在“林风眠李金发百年延辰学术研讨会”期间，我采访了林风眠的学友林文铮教授的女儿林征明，她提供了父亲林文铮的资料给我，我还与林征明在一起照集体像。当时“梅州市客家研究会”的秘书长肖伟光把林文铮的资料由我整理成文章《美术理论家林文铮教授》先后在4家报刊发表。因林文铮是名人，他是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的女婿，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影响大，相关人士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给我。我把《美术理论家林文铮教授》扩写为11000字的文章，2018年1月该文分5次发表在《梅州日报》，12月《梅州侨乡月报》再次刊载，该刊主编刘亦宏对文章进行修改补充了部分资料及照片。
丘教授退虽然退休后经常参加囯內各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他还有写作任务，有些大专院校学术刊物向他约稿，他出书的钱是由地方政府和学校出资。
2004年成立梅县客家学研究会，丘菊贤教授任该会顾问。他捐书约200本和书橱一个，还捐款给研究会。
菊贤教授去世前的几年还坚持写书，他逝世后我与他的儿子联系，把他留下的书刊和手稿送给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收藏。
我是个没有硕士、博士文凭的人，因为曾与丘菊贤教授交往，所以我的文章能够在大专院校发表。至今我还怀念丘菊贤教授对我的帮助，他是个爱护人才的知识分子。
为专家学者提供写作资料
我的论文在客家学术研讨会上交流，认识了很多专家教授，向他们学到了许多知识。
松口是个客家人文资源丰富的地方，有很多专家教授前来松口考察客家人文。由1996年起，我曾为日本川岛文芳博士、台湾高怡萍博士、华南理工大学江金波教授、嘉应大学副校长谢友祥、李小燕硕士、宋德剑硕土、周建新博土，李春泰教授、张应斌教授、房学嘉教授、陈干华教授、肖文平教授、周云水博士、胡希张作家、人民日报记者江日辉等专家、学者、记者做导游。
2012年8月，广州中山大学人类系的8位师生到松口镇收集资料撰写毕业论文，他们住在松口镇政府，我还为他们介绍松口人文和提供写论文资料。带队的老师还付有劳务费给我。
2014年8月，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的肖文平教授要我陪同一位姓李的中国女留学生到松口考察，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系读书，为了要撰写博士论文而收集松口华侨文化资料。我陪同她到松口采访调查3天，还为她提供了文字资料。
我在二十年间先后为国内外的大专院校的老师、学生约50人提供文字资料，有些人还要带他到实地采访调查。
因为我掌握了部分客家人文资料，好些人都愿意与我合作写客家学论文。我先后与李春泰、王予霞、陈干华、张华华等5位教授及与江金波博士，李小燕硕士等合写文章、论文。计有30多位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专家学者引用我的书和文章撰写学术论文。按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他们在其出版的书刊时，文章中要注明引用了我的文章。
我阅看地方文史书刊结合挖掘收集历史人文资料，先后撰写了文章《百家争鸣话客家》《刍论程旼与梅州客家先民南迁》《研究南汉史专家吴兰修》《温仲和与光绪嘉应州志》《论客家先民南迁与唐宋时梅州的青瓷文化》《太平军在嘉应州悲壮的最后一战》《孕育将军的“将军县”—梅县》等10篇文章发表在《广东史志视窗》。2007年我聘为梅县地方志学会副秘书长。2011年春，《梅县松口镇志》第二次修志，志书的总纂人是林训。我参加了《梅县松口镇志》的编纂工作，把我多年收集的松口人文资料入录在志书內，并得有劳务费。
编写书刊宣传客家文化
自费出书，要书卖了才有稿酬。为此，自费出书的人要考虑书的销售。书出版后，除了向赞助人和文友送书外，剩下的书是拿到书店卖。
2002年，我与文友陈兴德编著的《客家松口山歌》印了2000本，嘉应大学文艺系的学生买了100多本，如今存书不多。
2003年，我的个人专著《客家乡情》印了2000本，松口中学校友会（广州分会）向我买了300本。因为书中有一篇《风水在客家地方的流传和影响》的文章而引起人们的兴趣，所以这本书比较好卖。2005年春天，“黄遵宪纪念馆”内图书店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说：“托卖的《客家乡情》己售完，如有存书，书店要100本”，那时《客家乡情》存书只有50多本，不再外卖。
2011年我与梅江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黄水泉合写的《老梅城轶事》印5000本，因梅城的“中国客家博物馆”由2010年起免费开放不收门票，馆內售书门市的客家文化书刊好卖，如今《老梅城轶事》库存不多，筹备再版。
我的书能够卖出，选题很重要。我能紧扣松口千年古镇和著名的山歌之乡这一主题，因为松口山歌的名气大，乡土民俗浓厚，是取不尽的写作源泉，所以我的书能够卖得出去。我的书有人看，这是对作者最大的鼓励，也促使我至今还保持着浓厚的写作兴趣的主要前提。
社会各届人士资助我写书
我的写作得到家乡父老乡亲的关怀和上级领导的重视。市、县、镇领导鼓励帮助我出书，乡贤资助我出书，我出书的钱大部分都是乡贤赞助的。2003年我的个人专著《客家乡情》出版，得到叶剑英基金会黄桂清大姐的资助。
2000年家乡编写了一本约10万字的《仙口风情录》，该书是以“仙口村客家民俗田野调查”为基础及村中梁氏族谱而编写，这本书的出版经费由村中热心人士赞助。这本书能够出版得到村中两个人的鼎力支持，梁兆本老师退休前是小学校长也是我的老师，梁进康是原村干部（村支部书记）还是个梁氏宗族文化爱好者，我经过他认识了很多研究梁氏文化的宗亲。编写这本书我得了稿酬，把稿酬买了一台电脑和一部打印机，从此用上了电脑写文章。
因我对梁氏宗族文化有研究，参与编写《闽粵梁氏宗祠通览》，编著了《梁氏人文》。《梁氏人文》2010年出版，2014年再版，广东省梁氏文化研究会拨款给我出版《梁氏人文》，书出版后在开会时分发给各地宗亲。2010年我为兴宁市梁氏联谊会出版的《兴宁梁氏通览》写序言。2017年6月我受重庆北培澄江镇梁氏宗亲邀请，到该地考察梁氏宗族渊源，该系梁氏300年前由梅州市五华县迁重庆与我们是同一祖宗松冈公后裔，我为《重庆北培澄江镇梁氏族谱》写了序言。我以研究梁氏宗族文化为题材，曾撰写《我参加梁氏宗族文化研究二、三事》发表在《嘉应客家文化》等刊物。
2001年，梅州市地方志学会会长黄钰钊主编《松口古镇风情》这本书时，他聘我和松口中学的刘焕康老师任副主编。在编书的一年时间里我向黄钰钊先生学到了很多知识，最大的得益是了解了松口的古今历史和编辑书稿的知识。我还认识了地方志专家原梅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林训，我与他交往密切。林训学识渊博，我向他学到了很多知识。
松口文化人士关心我的写作，他们看到我写有反映家乡文化的文章在报刊发表很高兴。广州乡贤老红军温梅先、余云春教授、沈沧源作家，汕头的老红军李锋、叶京珠老师，佛山的李义发先生，深圳的曾繁基先生、陈大博先生、黄丰练先生、陈燕平女士等经常在电话里与我联系，鼓励我写作，有的人还资助我出书。松口的退休中学老师饶熙龙、梁思明、李炽欣、陈扬明等老师，乡贤梁延学、赖民泰、廖胜华、廖柏权、陈康明、梁章等人都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不但为我提供写作资料，还为我阅看文章初稿。老红军温梅先曾寄钱给我做写作经费，鼓励我多写反映家乡文化的文章。
多年来，饶熙龙老师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他乐于助人，我初期的作品经他修改点评得益很大。我们还合写了《国光中学校史》《著名山歌手饶金星》《松囗人生礼仪》等文章10多篇发表在报刊。我出书时他帮助校对修改书稿。
宣传家乡文化
我有时还会参加社会团体的活动，我的条件是可任协会理事不任领导，原由是我还有写作任务要抽时间看书查阅资料。
松口山歌协会的会刊《松口山歌简报》陈兴德是主编，我是责任编辑，会刊每年出一期，2003年创刊至今出版了23期，松口乡贤热心捐款出版会刊，无需政府拨钱。每学期松口中心小学的少年山歌班开学，我都为山歌班的学生授课，鼓励他们继承和发扬松口山歌。这些工作都是义务的。
2014年我参与梅州姓氏文化研究会会刊《梅州姓氏文化》的组稿和编辑工作，至2017年会刊出版6期，发至梅州各姓宗亲。
家里人帮助我写作。妻子和大媳妇是我写作的得力助手。1988年我们一家住在松口新民小学（松口中心小学）的2间房子。1993年租住松口镇下大街一间三层的旧店铺，该店是公产店，原店主以7000元（当时我的工资约300元）把店内全部设备转让给我。2003年冬我在松口镇柴圩坪后街以二万六千元买一套高三层的房子。2007年妻子退休后的几年，儿子们外出做工和读书，有一段时间妻子居住在我学校松南中学的二房一厅的套房里。2012年后，两个儿子都已先后成了家，他们在梅州城区购房定居。目前我与夫人住在大儿子家，大儿子生有一儿一女，夫人的任务是做家务带孙儿。小儿子生有一个儿子，妻子是幼儿园教师。2010年后，由我的大媳妇帮助我打印书稿。2011年我大媳妇和我妻子承包了全书约100万字的《松口镇志》书稿的打印和修改工作，工资每月2200元，时间2年。那时大媳妇白天在公司做文员，下班后在家里用电脑把志书文稿打字和送书稿给编志书人员。此后大媳妇还为沈沧源作家打印书稿5本，为黄开发、叶健新、张报采、廖胜华等人的自传书稿打字。平时我撰写文章有关资料也是由大媳妇打字，然后由我在电脑上修改。
我妻子阅看书稿认真，她看到书稿中有怀疑的字词，便查阅工具书《词源》《词海》。2001年黄钰钊主编《松口古镇风情》期间，我参与该书编写，在定稿前的5天，妻子查出6个错别字，黄钰钊奖劢妻子600元，此事成为佳话。此后我参与编书时最后定稿都要妻子阅看一遍，阅稿后我会付劳务费给妻子。
我虽然写了几本书，但是大部分是以反映家乡民俗风情的书，其中有4本反映松口人文的书。松口文化博大精深，淸末民初的1900年前后就有松口籍人士撰写反映松口文化的书。我有幸参加《梅县松口镇志》编写工作，志书在2014年出版，现在还保存约500万字文字资料及部分照片存放在松口镇政府资料室。在近二十年间居住在广州的松口乡贤沈沧源、余焱昌退休后为家乡写书。沈沧源教授撰写了《古镇松口三部曲》等书，余焱昌撰写了《粤东松口》《松源河畔》。沈沧源教授把自已多年的写作手稿送给松口图书馆收藏，捐书约千本、书橱6个。松口图书馆特设“沈沧源图书专柜”供读者阅览。
退休后继续笔耕
2009年我从梅县松南中学退休，退休后受聘市、县文化单位继续笔耕。
2010年春，我曾受骋梅州市华南职业技术学校、梅州市机械技工学校任教，仼教科目是《实用写作》，我是外聘教师每周授课5节课无需住校，余下时间做自己的亊。
2010年秋，文友黄水泉推荐我到梅江区（县级编制）人民政府党史研究室参与申报中央苏区县的考察论证工作，时间5个月。工作期间我们撰写的《梅州有个女红军连》《朱毛红军两次攻打梅州》分别刊载在省级刊物《红广角》《源流》杂志。梅江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与党史研究室是一套人马分管两个单位。我们的调研报告写完交上级领导审批，余下的时间我继续在地方文献资料室阅看书刊收集资料，把有关老梅城的历史资料辑编为《老梅城轶事》出版。我与黄水泉先生深入研究梅州的地方史志、民俗风情、姓氏渊源，为日后创办《梅州姓氏文化》刊物奠定基础。
2016年，我参加了梅县区党史撰写工作，撰写1950—2000年梅县党史，我负责“文化大革命10年”的编写工作。2017年8月书稿完成。我大部分时间在家写书稿，有事、查资料、开会才去单位。2011年受聘单位是梅州市旅游局《客都旅游》杂志社，刊物是季刊，我负责“客家人文专栏”的组稿工作。至今我还受聘《客都旅游》杂志社。
养父1993年病逝，母亲2007年病世。我为纪念养父和母亲的养育之恩，2012年秋我为他们做墓地。做墓地的钱大部分是我出的，这些钱是我平时编写书刊发表文章的稿费积蓄下来的。
2015年我为家乡人做了一件实事。这年我编写了出生地松源镇《梅县松源王氏人文（圆岭村儒林第家史）》，该书由我在深圳工作的堂弟王日凡出资印制，我是该书责任编辑。儒林的二世祖王绍曾于清嘉庆年间经商致富而建二层楼屋“儒林第”，该屋在250年里传后裔10世，至今海内外的后裔约150人。该书印500本分发各地宗亲，还送地方文史单位收藏。
2017年秋，兴宁籍的张华华副教授从华南理大学退休，她发挥余热为华南理大学客家研究所收集客家民俗风情资料，她曾到松口、水车等地考察民居民俗文化，我为她提供资料及陪同她实地考察。我们经常在电话和微信上交流客家文化，2018年冬她把资料汇编为《客家文化拾零》。这本书属编著，因为资料来源于客家田野调查资料和图书馆的文史资料，书中有我提供的约8万字资料，照片数十幅，我为该书的第二编著人。《客家文化拾零》由华南理大学客家研究所资助出版，该书计划在2019年8月出版，书出版后可在国内各地的新华书店发行。
两年间我在报刊发表的文章及写作记录
我退休后还继续向报刊撰稿和参与编书，下面是我2017年和2018年在报刊发表的文章。
2017年（1—12月）
〈梅县区松源区红色收藏资源丰富〉〈一个与中国“大人物”有交往的家庭〉入选《中国（梅州）首届红色收藏高峰论坛文集》，该会5月13日在梅州市召开，我参加了会议。〈孙中山思想与自身建设初探素〉入选《孙中山思想与民革自身建设研讨会论文集》该会12月13日在广州召开，我参加了会议。
〈客家家训与客家崇文重教的传统〉〈梅州何时成为客家大本营与梅州姓氏研究〉发表在《广东史志》。〈一阉二补三吹四打之打铁〉〈梅州潮人村〉〈武平“军家话”〉〈八旬医生一手看病一手做公益〉发表在《梅州日报》。〈百年伊氏书屋〉发表在《梅州姓氏文化》。〈阉鸡〉〈客家风水林〉〈客家话俗解〉发表在《梅州电视周报》。〈以写作为乐的退休教师程儒章〉〈一个与中国“大人物”有交往的客家妇女〉发表在《今日兴宁》。发表在《梅县侨声》杂志的文章6篇，发表在《客都旅游》杂志文章11篇。发表在《梅苑》杂志、《梅县民间文艺》（创刊号）、《夕阳红》（三角镇老人刊物）各1篇。〈钟情与客家文化的林作尧先生〉〈自学成材的张启邦画家〉发表在客家网站。
我还参与编辑《梅州民俗活动精粹选编》（梅州文史第21辑，是该书的特邀编辑。我以梅县地方志学会副秘书长身份参与编写《桃源村志》，为该书补充资料和修文稿，10月该书出版。2016年8月参与梅县区党史研究室编写1950——2000年梅县中共党史资料汇编，应聘4个退休人员，我负责“文化大革命10年”的资料收集工作，2016年9月开始编书，2017年8月书稿完成。参加《梅县民间文艺》创刊号编辑。参加梅县文联主办的《梅苑》第72期编辑。参加《松口山歌》第22期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梁氏家族资料汇编》写序言（该书由重庆北培澄江梁氏家族会梁俊西编）。为《漂泊人生》写序言（该书由梅县松口铜琶村人谢理珂著）。我参与上述书刊的编写及修改工作得有劳务费。
2017年4月23日，我邀请出席嘉应学院图书馆开设的学术讲座，晚上7——9时在七楼学术演讲厅为本校师生讲授“松口民俗文化风情。图书馆罗铿老师帮助我做电子课件。这次学术讲座我得有劳务费。
2018年（1---12月）
2018年我在报刊发表文章43篇。
有39篇文章发表在广东史志、梅州日报、梅州电视周报、梅州社会科学、梅州侨乡月报、客都旅游、梅州蓝、梅州姓氏文化、今日兴宁、客家文化等14家刊物发表。
在大专院校的刊物发表文章4篇。《客家人的迁徙和落居》发表在梅州远程教育（梅州开放大学）第1期。《广东梅州华侨与海上丝绸之路》发表梅州远程教育（梅州开放大学）第2期，《梅州华侨与海上丝绸之路》入选《第六届石壁客家论坛论文集》会议由福建省三明学院客家研究院主办，10月15日在福建省宁化县召开。《梅具区桃尧镇桃源村客家民俗调查》（梁德新、张文锦）入迭嘉应学院《客家研究辑刊》第2期。
退休后我一天的生活过程
2011年至今，目前我聘为梅州市旅游局主办的《客都旅游》杂志执行主编，负责刊物客家专栏的组稿、改稿、寄发刊物、分发稿酬工作。我是外聘人员，需要写稿、修改稿件、召开编辑会议时才去单位。《客都旅游》是季刊每年出四期，工作轻松，我的大部分时间在家看书。杂志社工作时间不多，刊物出版后给我劳务费。我与单位合作愉快。
下面是我一天的生活过程：
我有早起床习惯约5时30分起床，起床后看资料或在电脑上写作。写作的内容是当天要交付的文字资料，文章写好后在打印机上打出文稿。
约7时30分到住宅前面的河堤上散步，约8时在小店吃早餐。散步路径不同，以时间为准。有时我散步1个小时走的路程要远点。一般都是散步30分钟才吃早餐。
8时30分左右送孙儿到幼儿园。孙儿读书的幼儿园离我住宅钓200米。孙女读小学二年级，学校在我住宅旁边她不要人接送自己去学校。
9时，我有外出活动的习惯，我开一辆“四轮老人车”或摩托车到《客都旅游》杂志社办事或找朋友座叙。
我文友众多，大部分是有写作爱好的人。朋友可说是老同学、同乡、同事，因为我每上午有外出的习惯，与他们交往较多，我的礼物是把文化刊物送给他们。
中午吃饭前，会看书查阅资料约30分钟。有时回到家刚好吃饭时间，吃了饭睡午觉。午饭后休息到下午3时。起床后看书写作，一般看书一个小时要到楼房下散步约30分钟。
晚饭后散步约30分钟。看电视一般是新闻节目约1个小时。一般情况下晚上11时睡觉。看电视的内容是国际、国内、梅州、梅县的新闻节目，不看电视连续剧节目。
睡觉前坚持写日记。我的日记内容广范，我把当日看书写作的内容记录日记里，方便日后查阅资料。如当日报刊发表了我的文章都会记上，还有开会。同志、亲友来访等都会记录在日记中。
如今我有空玩微信，在微信与文友聊天，还会在手机百度上查阅资料或报刊文章。微信中有比较好的文章我会保存在电脑中。
可说每天上午外出约2个小时。保持睡眠时间8个小时。空余时间散步玩手机微信。每天保持看书写作约4个小时。按我制订的时间表工作，生活过得愉快充实。
与时俱进终身学习
进入21世纪，学校里学的知识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终身学习成为人们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生活，必须继续学习新的知识和新的技能。
2000年起网络文化逐年发展。网站可发表文章和影视作品，还要为商家做广告。为此在国外有一家200年历史的知名报刊，2012年在网站的竞争下而宣告破产停业。我国的报刊杂志因受网络文化的影响而受到停业破产的危机。
我在2000年学会了电脑写作和在电脑上修改文章。我在2000年买了一架黑白打印机，2010年买了一台彩色打印机，该机还有复印功能。10年前我学习在网络上收集客家文化资料，在网络博客发表自己的文章。
2009年秋，我曾在梅县教育网站工作2个月，负责客家文化资料和照片的收集工作。我做这项工作需要一台性能好的电脑。刚好信息股办公室旁边是副局长办公室，平时只有副局长一人在办公，副局长是挂职的，那时刚好他外调广州工作。为此我在副局长办公室用电脑制作网络上用的文章。在工作期间，有几位不知情的人看到我电脑上工作，以为我是挂职副局长，令我哭笑不得。梅县教育局“梅县教育网”的主管人是信息股长黎成乐，他曾对我说：“如今教育部门正需要熟悉客家文化又会操作电脑的人，如果你还在职我可向领导建议把你借调到信息股工作，可惜你已办了退休手续。从这件事说明，我学的知识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受聘杂志社客家文化专栏编辑后，这个行业需要有广博的文史知识才能把本职工作做好。几年前我参与《梅州进士录》的资料收集工作，我在书店买来《中国历代官制》《科举史话》阅看。参与姓氏文化研究时，因旧时族谱的文是古文是没有标点的，我继续学习“古文断句”知识。我还阅看了《中国宗族史》《中国行政制度史》等书。
目前好些报刊与网站合作。这几年我在报刊发表的文章，数小时后便在网站播出，然后被多家网站转载。有些网站转载了我编著的书及报刊发表的文章，依知识产权法网站会与我联系并有稿费给我。网站的经费来源是靠企业和商家卖广告收赞助费。有时网站付我稿酬时会以茶叶、牛肉干等食品代稿费，有时我把这些食品转送亲友。
2014年我参加梅州市老年大学的学习，学科自选，不考试，不发毕业文凭。几年来我坚持每个星期听课一次。出于兴趣，我先后参加下列学科的学习。我的字写不好参加书法班一个学期的学习。我是梅州市旅游局《客都旅游》杂志的编辑，有时会陪同外国游客参观客家古民居，我的英语知识肤浅，为此我参加了英语班的一个学期的学习；我对日常生活英语对话有兴趣，特购“生活英语对话”影碟学习。我对摄影有兴趣，现是用数码照相机拍照片，为此学校开设摄影高级班；我参加了摄影高级班的学习，目的是学习在电脑上对照片进行制作修改。2015年梅州市老年大学成立“理论班”，因我从事写作编辑工作，被学校聘为理论班的学员，理论班的人员有8个，其中学校的领导成员3人。理论班任务是完成上级领导下达的科研论文撰写任务，研讨如何出版每年2期的校刊《秋韵》。我曾加撰写学术论文，并得有劳务费。我还参加2016年8月惠州市老年大学到梅州市老年大学的教学交流会议。2015年秋，我参加书法班组织到潮汕一日游的活动，撰写了《潮讪风情游》，该文发表在《客都旅游》杂志。2016年春，我把摄影高级班部分学员的摄影作品推荐到《客都旅游》梅州风光专栏刊出。
参加同学会活动
近年各地兴同学聚会。如今50年后同学们能聚会是人生最佳的享受。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有大学同学，中专同学，初中同学，小学同学。不忘初心，我读初中时是我人生的低谷时期，那段时间的经历铭记在我心中。我是初中同学会的领导成员之一，我热心同学会的工作。
2018年1月下旬，我们成立石泉坝中学68届初中同学会，10月4日在松口镇上坝头（港务所）“举行初中毕业50周年纪念活动”，参加会议的老师3人，学生约60人。并向同学们分发了《同学录》，拍摄了集体照片。而今全级甲乙丙三班约150人，已收集人名147人，电话101个，会上微信的46人。经同学会决定，每年的10月4日是毕业纪念日，建议居住在各地的同学自行组织纪念活动。在同学会成立至今，我们这些年届七十的老同学举行各类型的聚会活动。
乙班女同学梁柏玲在艰苦年代出嫁到潮州，生有两男一女，因诸多原因至今家庭生活贫困，2018年6月她住医院，儿子在网上发动热心人士募钱为母亲治病。我们同会的几位领导商量后，发动同学们捐款，3天内捐壹万壹仟余元，其中乙班同学捐款八千余元，居住在香港的乙班同学黄丽华捐款一千元。梁柏玲是我乙班同学，有一次劳动课她还帮助我捆松枝，我在电话里我还与她谈及此事，在微信上我们视频聊天几次。
巫君祥是乙班的同学，年老长病在床，因家庭贫苦儿女们为他住医院经费而奔劳。同学会把2018年10月4日聚会时的捐款钱全部捐给巫君祥同学。巫君祥同学共收到同学捐款1万余元。
梁宗昌、廖礼远、梁达由老师曾在石泉坝中学任教，2018年12月21日我陪同他们到梅州农业学校参观。梁宗昌老师1965年毕业于梅州农业学校，他到读书时住的房间门口拍照留念。我们四人还在校园里拍照留念。梁宗昌、廖礼远是我初中时的老师。1966年秋梁宗昌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我与他交往数十年。
2019年1月5日我要到广西南宁参加《中国梁氏通书》再版会议，会议的用费由梅州市梁氏文化研究会支付。我路经广州，3日居住在韶关、佛山、广州的同学，在我住宅广州动物园附近的“嘉应学院驻广州招待所”的一家茶楼聚会，共叙同学情。
有些同学在微信交流时鼓励我写回忆文章，我说几年后我有写《往事如烟》的计划，该书约20万字，有2万字的内容是记叙我读初中时的往事和五十年后同学聚会的记述。。
我的写作经验
我常在报刊发表文章还出有书，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记者陈培锋采访了我，以我教书和自学写作为题材，撰写的文章《三十年后梁老师的再转型》，发表在2008年10月25日的《青年作家》。《我参与客家文化研究二三事》表在2017年8月《今日兴宁》。有些网站也报道了我参与客家民俗研究的事迹。
因为从小爱书读书，终生学习成为我的好习惯。我的文章能在报刊发表，有人资助我写书，至今年届七十还坚持写作。我编著了《仙口风情录》《松口古镇风情》《客家松口山歌》《客家乡情》《客家松口民间故事》《客都民俗文化风情》《松口民俗文化风情》《梅县民间故事》《梅江区民间故事》《闽粤梁氏宗祠通览》《梁氏人文》《老梅城轶事》12本书。在北京、广州、梅州等30多家报刊和网站发表文章千篇约200万字。
我先后与梅州人民广播台电台主持人温丽丽合作录制客家民俗风情节目三十多个；中央电视4台、中央电视7台、香港凤凰电视台、台湾客家电视台、广东电视台、梅州电视台台等记者曾釆访我，采访专题是梅州客家民俗和梅县松口历史人文。
2005年是我写作的丰产年。我在报刊发表文章40篇约5万字，还协助丘菊贤教授编辑《韩素音研究文集》《世界客家名人谱·第2卷》，我是这两本书的编辑人员之一。应邀出席3月在嘉应学院召开的“纪念黄遵宪逝世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和10月在成都市召开的“移民与客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入选会议论文集，参会论文分别是我与厦门集美大学王予霞教授合写的《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和《客家人的宗族文化和公尝文化》。我是以客家人杂志社编辑的身份出席研讨会。
我曾应邀出席华南理工大学客家研究所、北部湾大学、龙岩学院、三明学院、贺州学院、赣南师范大学、嘉应学院、文化梅州学术研讨会、成都第七届客家学研讨会、西安第21届世界客属恳亲会暨客家学研讨会等学术研讨会29次，有24篇论文入选会议论文集。
2017年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嘉应学院图书馆开设读书讲座，我为师生们讲授“松口民俗”专题讲座。
以我所见：兴趣加勤奋，学以致用，边工作边学习，是我写作成功的经验。我认为：知识是钱买不到的，知识是经过自己刻苦学习后得到的。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社会上需要的是有学力（能力）的人，知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机遇可帮助你的事业成功。这是我对写作取得点滴成绩的总结。
梁德新参加梅县区作家协会表彰会议(2019年6月9日摄)
结束语
目前在学术研讨会上写论文的大部分是专家、教授或有硕士、博士学历的人。我参加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时，对我的论文的称谓是：中学历史教师、杂志社编辑、作家。因为我所撑握的客家民俗知识是靠自学的。所以有时电视台釆访我在电视屏幕上播放时，我的称谓是“客家文化学者梁德新”。所谓学者，是对某个学科有研究的人，我至今还没有“学者职称证书”，在学术界是没有学者职称的评定机构。学术研究也容许专家、教授之外的人参加学术研讨会，这也是目前中国学术界百家争呜、兼容并包、唯才是举、尊重知识、爱护人才的体现。
有人问我今后的写作计划。我收集资料十多年，计划在几年后写一部反映松口华侨艰苦创业热爱家乡的书。因为书中涉及众多人物事件，要用小说题材去写。原由小说中的有关事件情节可虚构。写作经费和出书的钱需省作家协会资助才能完成。据相关文件所述，写书的题材要经省作家协会评选合格后才拨款给写书人出书。争取写好出版这本书是我的夙愿。
人们评价我，衣着朴素，为人低调，对人和睦相处。此性格与我年幼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贫困，受人歧视的环境有关。而今我的家庭生活改善，衣食无忧，知足常乐，争取多领几年退休金。
我应珍惜社会给我荣誉和写作平台，继续学习充实自己的知识，为社会多做正能量的事。今后我还要继续挖掘家乡文化，再写几本反映梅州客家人文的书，把家乡宝贵的文化遗产流传给后人。
2019年6月7日
【作者简介】梁德新，广东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梅县区作家协会理事，曾任中学历史教师、学校文学社辅导老师、梅县第10届政协文史委员。2009年在松南中学退休，聘为梅州市旅游局《客都旅游》杂志社编辑。在国内的刊物发表文章，编著有《客家乡情》《客民俗风情》《客家松口民间故事》等书8本，2009年吸收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对客家文化有研究，有学术论文在在嘉应学院、三明学院、北部湾大学等刊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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